苏格拉底之死显示了哲学与政治的必然冲突:“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哲学始终试图超越社会习俗;作为一个凡人,哲学家则始终难逃百姓日用。哲学想要超越社会,它就自然在社会中无立锥之地。”

哲学作为“否定之爱”,既具危险性也是社会进步的源泉:“哲人的形象或者苏格拉底的形象,甚至爱若斯的形象,可以被看作没有壁炉、没有宅地的一种存在。所谓没有壁炉、没有宅地的存在,意味着它在这个世界上是一个无家可归的存在。”

陈建洪教授新书《远离苏格拉底》揭示出哲学与政治的双重成全,所谓“远离苏格拉底”,不是远离哲学,而是重构哲学与政治的共生关系:哲学必须培育政治审慎,通过自我设限避免真理的危险;政治需要涵容哲学反思,借此消解权力运作的盲目性。唯有在批判与建制、超越与妥协的动态平衡中,方能实现智性追求与公共福祉的双重成全。这种辩证关系的当代重构,或许正是古典政治哲学留给现代性困境的重要启示。


摘自《远离苏格拉底》后记

文 | 陈建洪

苏格拉底说,惊讶或者说疑惑,是智慧的开端。这种疑惑,首先是对世界万事万物的疑惑,其实同时也是对哲学自身的疑惑。现时代的哲学人,其实都无可逃避地面对这样一个问题:哲学对我们的教育、对我们的时代、对我们的文化究竟还有什么样的意义?社会对哲学大概都有一种油然而生的疑惑。

在共和国历史的一段时间里,哲学学科曾经非常辉煌。哲学与社会如此贴近以致哲学几乎等于政治的思想指南。这种贴近,至今有人感伤,有人怀念。当社会逐步演变成经济主导的社会,人们蓦然发现哲学已经相当落寞,在社会的角落黯然神伤。无论怎么强调哲学及其起源的高贵典雅,也不能掩盖其沦落为装点当代文化的社会边缘角色。黯然的另一面是高度自觉的学术行话,神伤的另一面是刻意远离了百姓语言。这种黯然神伤的情形,无论中西社会,概莫能外。也许无论古今,亦概莫能外。其实,哲学的这种角色就是它的本己角色。根本的问题也许在于我们对哲学倾注了太多的自我迷恋,对它的社会角色赋予了过高的期待。


《雅典学院》 拉斐尔·桑西 现收藏于意大利梵蒂冈博物馆

当然,哲学总是天然地跟思想联系在一起。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到一定的繁荣程度,终究都会呼唤思想繁荣,追求文化自信。一个没有思想的社会,终究不可持续,文化影响也无法持久。不过,思想与文化的繁荣未必就是哲学的繁荣,它可以是信仰的繁荣,可以是艺术的繁荣,也可以是学术的繁荣。这些都并不等于哲学的繁荣。就本身的特性而言,哲学不可能在社会中自然而然地繁荣生长。对于社会而言,可以忍受哲学易冷,但是难以忍受哲学过热。喜剧作家阿里斯托芬的《云》就是对哲学的一个讽刺,也是对哲学的一种警醒。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哲学始终试图超越社会习俗;作为一个凡人,哲学家则始终难逃百姓日用。哲学想要超越社会,它就自然在社会中无立锥之地。哲学家的双脚离不开大地,他们的脑袋则始终想要超脱尘烟。哲学的超社会属性与哲学家的社会属性之间构成一种紧张。这就是哲学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社会学问题。施特劳斯称之为哲学社会学问题,也视其为政治哲学问题。换言之,政治哲学的首要意义在于哲学的政治问题,而不是政治的哲学分析。

亚里士多德说,求知是人的本性。哲学追求的是有别于流俗意见的知识,追求对宇宙本质和人生意义的真正理解。如此说来,人之为人,其根本在于追求知识,超越习俗,摆脱意见。借用卢梭的一个表达法,人类生而好求知,却无往不在意见之中。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流俗,一个世界有一个世界的意见。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一个时代的人类可以声称,已经掌握了关于世界、关于人生的最终知识和最后奥秘。这样的声称最终都难逃破灭的命运。当人类的确手握真知奥秘,那么世界一定已经臻于完美。那时,哲学确实就是多余的。


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公元前384~前322),古希腊先哲

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哲学是一种对理论生活的热爱。这也是哲学的原本意义:爱智慧。通常,我们只强调这个原本意义的一半意思,也就是智慧。其实,对哲学来说,爱和智慧同样重要。为什么学哲学?因为我们还不够智慧。但是,并非所有不够智慧的人都乐意爱智慧。只有真正认识到自己还不够智慧的人,才会自觉意识到爱智慧的重要性。所以,哲学其实首先是一种爱。因为爱,哲学才称得上是一种智慧。哲学的典型代表苏格拉底,从来没有说自己很智慧。恰恰相反,他始终坚持自己一无所知。苏格拉底的这种无知之知,首先是一种爱和追求。一方面,哲学人不满足于对世界和人生的一般理解,因此渴求摆脱意见获得真知;另一方面,哲学追求的存在本身也说明世界和人生仍然不够完满,不然不会需要哲学。古往今来,多少有智慧的头脑都在寻找种种途径,企图去建立一个完美的世界。到目前为止,这个完美世界依然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

可以说,迄今为止,哲学仍然具有不可或缺的意义。哲学生活本身就是一种爱的表现。哲学既源于爱,也充满爱。学习哲学,学会爱,懂得爱。没有爱,生命便不可能;没有爱,哲学也不可爱。这种爱,是一种特殊的爱。它爱智慧,胜过任何其他事物。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哲学在任何社会中的边缘化,并非毫无道理。哲学的落寞不是在一个时代的落寞,而是在所有时代的落寞。或者说,它就是在所有时代里一种落寞的追求。克尔凯郭尔说,反讽构成苏格拉底的“生存本质核心”。对于克尔凯郭尔来说,苏格拉底是一个否定性的存在,而且“无时无刻不是否定性的”。这种根本的否定性使得苏格拉底与希腊旧有文化对立,与智术师为敌,而且更进一步“针对所有现存事物”。克尔凯郭尔认为苏格拉底并不拥有柏拉图意义上的“理念”,否则,他的摧毁性就不会如此彻底。苏格拉底的反讽是“无限绝对的否定性”,“它是否定性,因为它除否定之外,一无所为”。克尔凯郭尔把苏格拉底的反讽视为“一种神圣的疯狂”。这种根本的否定性,同时也是一种理想性。因否认一切现存事物的终极性,这种否定性才成其为理想性。所以,这种理想性又是一个彻底的“无”。和黑格尔一样,克尔凯郭尔也认为苏格拉底是世界历史的一个转折点。但在反讽这一点上,克尔凯郭尔与黑格尔彻底分道扬镳。黑格尔赋予苏格拉底理念,反对反讽;克尔凯郭尔则认为黑格尔错怪了反讽,并且坚定地把反讽确定为苏格拉底的立场。关于苏格拉底的反讽,克尔凯郭尔说,“我们必须警告人们提防反讽,就像我们警告人们提防引诱者一样,但我们也必须把它当作引路人予以赞颂。恰恰在我们的时代,我们需要赞颂它。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看到阿里斯托芬警告的反响,看到阿尔基比亚德警告的回声。克尔凯郭尔也明确指出:“作为消极的东西,反讽是道路;不是真理,而是道路。”换个角度来说,哲学一直是爱智慧,但从来不是智慧本身。作为通往智慧的道路,哲学从来没有拥有过智慧。


《苏格拉底之死》 雅克·路易·大卫 现藏于纽约大都会博物馆

这个集子希望能够有助于至少说明三个问题。其一,哲学追求与社会意见之间的紧张构成政治哲学的核心问题。哲学的超社会追求与哲学家的社会存在之间的矛盾不可克服。脱离开这个矛盾,哲学要么面目苍白,要么魅影重重。其二,作为对智慧的爱,哲学首先是一种爱。哲学追求首先是一种孤独的爱,而不是一种高不可攀的智慧。如果哲学可以是一种智慧,那也是因为这种特别的爱。在克尔凯郭尔看来,这种爱也是对现存事物的一个根本否定。因为这种否定之爱,哲学也就不是人畜无害,也就具有一定的危险性。其三,世人都知道一个寻常的道理,过度的爱通常是一种伤害。反过来看,彻底溺于意见,社会也同样没有希望。忽视常识的哲学是危险的,溺于常识的社会也是危险的。具有政治意识的哲学,才防止哲学的危险;具有哲学意识的政治,才抑制政治的傲慢。爱而有度、不伤于溺,这是哲学社会学的主旨,也是政治哲学的真意。


《远离苏格拉底》


作者 陈建洪

出版日期 202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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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本书主要研究柏拉图对话中的苏格拉底形象,是从政治哲学的角度理解苏格拉底的尝试。苏格拉底的诘问法展现着独特的解构逻辑:从生活化语境切入,通过对常识命题的辩证推演,最终抵达对传统习俗的颠覆性重构。这种思想实践深刻揭示出复杂的张力结构——哲学求真意志与城邦政治秩序的抵牾、爱欲的超越性追求与习俗规范的冲突、智识精英的超然品格与其公民身份的社会性束缚。雅典民主制对哲人的审判,本质上暴露了哲学超越性本质与哲学家肉身存续之间的永恒悖论:当爱欲驱动的批判理性彻底悬置现实秩序的价值根基时,哲学便蜕变为否定现存世界的“神圣疯狂”,这种智性僭越最终招致政治共同体的暴力反噬。

前言 001

一 克力同和苏格拉底 001

二 “你最好别和苏格拉底坐在一起!" 046

三 阿波罗多洛斯的疯狂 077

四 爱若斯和阿佛洛狄忒 102

五 哲学是一种什么样的爱? 126

后 记 159



陈建洪

1973年生,浙江瑞安人,北京大学文学学士、哲学硕士,比利时鲁汶大学哲学博士,主要研究领域为政治哲学、英国政治思想。2006—2015年任教于南开大学哲学院。现任中山大学哲学系(珠海)教授兼系主任、博雅学院院长、“一带一路”研究院院长。出版有Between Politics and Philosophy、《既无君子,何以天下》(韩文版)、《论施特劳斯》等。



-对谈嘉宾-

陈建洪x陆建德x王亥x王慕洁


陈建洪,中山大学哲学系(珠海)系主任

中山大学博雅学院院长


陆建德,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


王亥,跨界设计人


王慕洁,四川大学哲学系助理研究员

-活动时间-

5月1日(周四)

下午15:00-18:00

-活动地点-

浙江·莫干山庾街三联思想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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