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上任以来的一连串政策措施在冲击世界秩序的同时让美国长期塑造的软实力面临空前危机。许多昔日将美国视为“民主灯塔”的人，如今转而失望地将美国视为“流氓超级大国”和“巨大的敲诈机器”。
美国何以至此？除了因为选举民主未能带来许多人期望的良政善治之外，一个直接原因是美国发展过程中造成严重的利益分配不公问题：那些有着强烈失落感、被剥夺感的群体不再相信建制派政治人物，错把希望寄托在离经叛道的“局外人”特朗普身上。这无疑是病急乱投医，却警醒世人如果一个社会存在严重不公，势必容易被反智的民粹主义裹挟。
侨居美国60余年的匹兹堡大学荣休教授、历史学家许倬云表示：“美国本来是一个还算平等的社会，但最近三十年来迅速变化，现在大概已经进入长程演变的第三个阶段：贫富差异的程度加大，各阶层之间彼此异化，已经无法逆转……红蓝两色的分野，在今天非常显著地表明了美国的分裂……如此分裂的美国，两个群体的生活方式和意识形态也已形同两个世界。”这样的后果是那些对未来一无指望的中下层美国人容易产生反精英、反建制的民粹主义情绪，进而酿成特朗普现象。
不少分析认为美国今日的严重贫富分化、严重阶层固化问题始于1980年以来的新自由主义思潮，因为新自由主义思潮崇尚自由竞争、减少政府监管，故容易让那些竞争失败者沦为底层。这当然是有道理。人类社会的进步离不开竞争，但只要有竞争，势必会产生胜负和分化。
除此之外，全球化、自由贸易背景下的跨国公司离岸外包、产业转移和科技进步，同样会带来贫富分化、阶层固化问题。因为跨国公司的离岸外包、产业转移不可避免会让相当一部分工作机会转移海外，而科技进步意味着用更少的人力投入带来更多的产出，自然而然会减少企业用工需求。
这样说绝不是否定全球化、自由贸易合乎经济规律的面向和科技进步所具有的积极意义，而是指出一个不容忽视的基本事实：如果全球化、自由贸易、科技进步带来的发展红利未能公平惠及全民，势必会造成那些利益受损群体的反弹。美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发达国家，有最多的超级富豪，有大批世界闻名的跨国公司，有一流的科学技术，但同样有让人绝望的贫富悬殊问题，大量底层民众活在贫穷之中。美国问题根源在于内部治理失衡，在于分配不公，而不应该把责任转嫁给外国。
通常来说，自由竞争、全球化、自由贸易、科技进步会整体增加人类的福祉，但如果国家治理缺乏公正、可持续的分配工作，其结果必然是极少数竞争胜出者、极少数跨国公司所有者和管理者、极少数精英占有最大份额的人类福祉。这正是当今世界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只不过在“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美国格外突出。
人和人之间有分化是正常现象，强行追求绝对平等或平均主义只会适得其反，但贫富分化应该有合理限度。一个社会的进步当然离不开精英、富人、上层的作用，但精英、富人、上层只是整个社会的一小部分，在他们之外还有多数渴望美好生活、向往公平的中下阶层。
无论怎么论述精英、富人、上层的作用，无论怎么强调自由竞争、全球化、自由贸易、科技进步的积极意义，只要一个社会出现少数人赚得盆满钵满而多数人看不到希望的两极分化，都会埋下社会失衡、不稳的风险。社会是所有人共同生活的社会，只有公正协调不同群体的诉求，才能健康可持续，反之，如果长期忽略中下阶层利益受损的事实，迟早会被中下阶层的怒火反噬。
美国社会下层正在出现的一批将要永远沉沦在贫穷无靠中的群众……这些人满腹愤怒，对未来一无指望……美国开国元老麦迪逊早就担忧：如果社会底层大众心有不满，这一群知识程度较差的‘群众’可能冲动之下，拥护出‘僭主’，凭借大位胡作非为。今日美国的情形，被麦迪逊不幸言中。
当然，特朗普是不是“僭主”还有待时间和人心检验，但可以确定的是，如果一个社会长期被严重的利益分配不公问题困扰，时而久之，恐怕会陷入可怕的疯狂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