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足中国百姓的社会生活经验系统，发掘、提炼并深入阐释扎根本土的社会科学基础概念，是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在众多兼具经验基础与理论潜力的本土概念丛中，“过日子”这一概念具有广泛理论解释力和深厚文化底蕴。所谓“过日子”，指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以观念、态度、习俗及信仰等形式呈现出来的“活法”。它不仅涉及百姓日常生活的琐碎细节，更蕴含着普通人对生活的理解、期待和追求。经由对这一概念的深入挖掘，方能揭示百姓的生活逻辑与价值取向。
时间：着眼长远
“过日子”内在地蕴含着中国人着眼长远打理人生和筹划未来的生活智慧。一是在日子更替中着眼长远。这里蕴含着一种循环与线性的时空辩证法，即春夏秋冬的周期性循环与“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的线性发展观辩证统一。在四季轮回的长程预期中，百姓既要在日常生活的重复劳作中累积物质基础，又要在生命历程的线性展开中实现价值跃升。因此，他们不仅要关注眼前琐事，更要着眼长远规划。这种对家庭、事业、健康等各方面的长远考虑，让平头百姓在面对不可预知的未来挑战时，能够更加从容。二是在代际绵延中着眼长远。传统儒家“慎终追远”的伦理观将个体生命纳入家族绵延的时间长河里。于是，“过日子”不单关乎当下生计，更承载着“光宗耀祖”的纵向历史责任。因此，代际绵延中的长远眼光，既体现在对子女教育的重视与对家族传统的传承上，更体现在对国家未来的责任与担当上。三是在“闲时办，急时用”中着眼长远。人们深信“人有旦夕祸福”，故而“闲时办，急时用”作为传统社会应对各种不确定性的朴素生存策略，在“过日子”实践中转化为前瞻性的风险管理智慧。时至今日，人们在家庭教育投入、房产购置等方面的新型时间规划，本质上仍是传统“积谷防饥”思维模式的现代表达。它不仅是对物质资源的合理规划，更是对精神文化的深远布局，使得老百姓在面对生活中的种种挑战时，展现出强大生命力和韧性，让“过日子”成为一种既务实又富有哲理的生活方式。
空间：以家庭为载体
“过日子”前提性地把人作为家庭生活的存在，将家庭塑造为个体存在的本体论容器。“家”不仅为个体提供物理栖居的场所，更是个人伦理实践和生命意义生成的空间装置。在这个空间里，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责任与义务构成生活的核心。无论婚丧嫁娶，抑或生老病死，家庭都是这些人生大事发生的主要场所。因此，在中国人的传统认知里，“一个人的日子”只是“过自己”，通常跟“熬”字相连。然而，伴随着现代家庭结构的变迁，无论是独居青年，还是空巢老人，他们都以自己的方式诠释着“家”的含义。对于独居青年，家是一个可以尽情放松、自我表达的空间；对于空巢老人，家则是心灵的港湾、回忆的寄托。在这个意义上，“家”并非一个被动容器，而是一个人通过“过日子”，日复一日持续生产“家”之意象与意义的实践网络。进入元宇宙时代，当家庭空间可能以数字孪生形态存在于云端时，“过日子”所依托的空间形态也将面临全新挑战，即如何在虚拟与现实交织的空间里，守护“家”之于“过日子”的原初属性——作为亲密关系的情感联结纽带、持续动态演化的意义生产场域以及经由代际协商的文化传承载体。因此，“过日子”与“家”的深层关联，从根本上表明，“过日子”乃是一种让每个中国人通过身体规训、情感建构、经济再生产及文化传承等一系列家庭实践来实现生命价值的存在方式。
财产：柴米油盐酱醋茶
“过日子”离不开柴米油盐酱醋茶。一如滋贺秀三所提出的，使中国的家成其为家的本质性的要素还是同居共财这样的生活样式。这里的“财”，既包含土地、房产等不动产，也涵盖了家具、粮食、衣物等日常生活资料。在传统中国“父子一体”“夫妻同体”的儒家伦理框架中，同居共财实际是通过消解个体私财的合法性使得家庭成为一个伦理实体。《礼记》中“子妇无私货，无私畜，无私器，不敢私假，不敢私与”即为明证。由此，“过日子”成为一种“共财即共命”的儒家伦理实践，其间彰显的是家庭成员间相互依赖和共同生活的理念。随着传统中国的父家长制向夫妇一体模式转化，如今，即便是亲子同爨的家庭中，亲代与已婚子代完全共财者也颇为少见，其财产管理方式与传统社会也有所不同。然而，无论财产管理方式如何变化，家庭成员间相互依赖和共同生活的理念，始终是维系家庭和谐稳定的基石。家庭成员共同努力增加家庭财富、维护家庭生活稳定这一核心目标并未改变。因此，“过日子”在今天依然离不开家庭成员对于家业的妥善管理与合理规划，以确保整个家庭的经济安全及未来生活的稳定。
伦理：人情世故与礼尚往来
“过日子”须在日常生活中关照和打理好以家庭成员为中心的人情世故与礼尚往来。费孝通曾以“差序格局”来表征传统中国社会以“己”为中心并逐渐外推的人际关系结构。这种由血缘与地缘编织的人际关系网络，是每一个中国人无可逃遁并赖以安身立命的意义之网。对于寻常百姓而言，人情世故与礼尚往来所蕴含的特殊主义伦理与情境化智慧之于“过日子”的重要性，往往要大于理性中正的处世之道。家人间的相互扶持、邻里间的互相帮衬，以及家庭对外的礼尚往来，构成“过日子”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千百年来，人们正是经由对人情世故的打理，交织演绎着传统中国的儒家要义——“仁”“义”“礼”。其中，“仁”体现为家人间的情感联结与无私付出，是维系家庭之根本；“义”则体现为对外交往中依情感因素多寡而秉持的“交换法则”，是赢得社会尊重的关键；“礼”则贯穿于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既是家庭之规矩，也是社交之礼节。迨至城市化进程快速推进的今天，现代家庭结构的变迁也随之带来全新的伦理责任实践形态——除夕夜的电子屏幕前，都市白领以视频拜年来维持孝道，微信红包正在重构礼物经济形态，让“讨彩头”传统焕发新趣。这些场景正在解构我们对文化传承的固有想象，显示出传统“过日子”伦理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由此，传统“过日子”伦理正在以“数字肉身”获得永生。
价值：安顿命运以圆满人生
“过日子”是一个人在与命运的博弈中管理家庭以安顿命运，进而指向圆满人生这一价值追求与实践愿景。它不仅是个体对自身命运的把握与塑造，更是个体在时间长河里雕刻生命以求“安身立命”的艺术，其间充满着各种变数。一个人日子过得怎么样，不仅取决于先天的“命”，更在于后天的“运”。“命”的既定性，在于“命”通常被视为先天继受且无法选择的部分，比如家庭出身、禀赋特质等；而“运”的可塑性，则在于其后天生命历程中“日子”的好坏，往往受到个人选择、努力程度及外部环境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传统儒家的安身立命之道，强调以伦理网络中的社会角色“安身”，凭“修”“德”与“齐”“业”，将个体生命与天地、先祖及子孙连为一体而“立命”。因此，在既定命运框架内，每个人与各种无法预知的事故、疾病和不可抗力或擦肩而过，或迎面抗争，因际遇不同，结果也就不同。一个努力“过日子”的人，在“命”的既定性前提下，会通过审慎抉择与努力奋斗争取改变命运。在今天这个属于奋斗者的时代，有人从大山深处走进名校殿堂；有人从普通工人成长为行业领军人物——普通人安顿命运并圆满人生的价值愿景由此得以具身化。但“日子”总不免吊诡——有人一生行善积德却境遇凄惨、有人一生呕心沥血却难成正果。“命”与“运”在人世间的无穷组合，衍化出人生百态。于是，生活中也常有“混日子”一说。尽管“混”与“过”之姿态有异，但更为真实的情况往往是，一个自称“混日子”的人，也许同样在认真“过日子”。倘若我们将“混日子”视为一种描述个人活法的“谦辞”，那么，一个显见的事实应该是，在资本逻辑渗透日常的今天，一些人口中的“混日子”，也许是普通人置身现代性困境中的一种生存性智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日子”对每一个普通人而言，都是一个充满变数的艰难历程和生存状态，而圆满人生则是我们终其一生都在努力趋近的目标。
作者系株洲行政学院管理学教研部主任、副教授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责任编辑：王亮
新媒体编辑：张雨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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