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应如何回应历史和现实中的真实问题，提出令人信服的证据和启发性的答案？近日，青年学者黄晓丹携新作《九诗心：暗夜文学启明》做客三联书城读书会，以“卡在时代的缝隙中，他们通过写作活下来”为主题，分享了文天祥作为英雄的省思，透过文天祥的《指南录》与狱中诗稿，剖解了南宋覆灭之际士大夫的精神突围之路。
黄晓丹在三联书城读书会“卡在时代缝隙中，他们通过写作活下来”主题分享活动现场（主办方供图）。
古诗，有可能回应当下的变局、生活处境吗？在《九诗心：暗夜里的文学启明》一书中，江南大学人文学院教授黄晓丹描写了九位在时代动荡的阵痛中求索人生方向的诗人——屈原、李陵、曹丕、陶渊明、杜甫、欧阳修、李清照、文天祥、吴梅村——通过诗歌，我们得以看见人如何在大的时代纷乱中，转化生命的痛苦，获得个体的从容和内心的稳定；也得以看见，对于人生的根本处境，人可以作出怎样的回答。她以女性学者的细腻浪漫，挖掘诗人不为人知的一面，以扎实的文献校勘和文史互证，再现诗人心灵与现实冲突的历史现场。
何为诗心呢？黄晓丹直言，《九诗心》的写作源于一个根本性追问——人如何度过生命暗夜。黄晓丹在该书的序言中指出，“书名中的‘诗心’一词来源于《文心雕龙》的‘文心’。顾随先生曾想作《诗心篇》。他认为‘诗心’是作诗的第一念。诗的根本不是格律，而是生命精神的注入。人可以不作诗、不懂诗，但不能没有无伪、专一的诗心。”正如叶嘉莹所说的那样：“因为善感的诗心，才是一切好诗的基本根源之所在。”她特别提到陈世骧所言：“文学是碎片中的碎片，然而诗心尚存，正是人间的希望。”而这正是文明存续的关键——当南宋覆灭、元军南下时，文天祥如何找到自己的诗心？找到自己在一个正在破碎的时代中间留存的依据价值？
《九诗心：暗夜里的文学启明》，黄晓丹 著，上海三联书店2024年11月版。
祥兴二年（1279年），南宋流亡王朝在厓山海战中覆灭，文天祥作为亡国宰相被元军押解北上。面对劝降，他写下《过零丁洋》，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明志。然而，这首诗并非终点，反而成为他精神探索的起点。在被押往元大都的漫长旅途中，文天祥由七位原先的仆人照顾，于至元十六年（1279年）二月从广东出发，经过今江西、浙江、江苏、山东、河北，当年十月到达元大都。正是在这段北行路上，他整理旧作，编成《指南录》，并暗自筹划一场自我了断：计划在途经故乡江西庐陵时绝食而死，以全忠节。然而命运弄人，船只行速快于预期，待他察觉时，庐陵已过。
在《指南录后序》中，文天祥写道：“予之及于死者，不知其几矣：诋大酋，当死；骂逆贼，当死；与贵酋处二十日，争曲直，屡当死；去京口，挟匕首以备不测，几自刭死；经北舰十余里，为巡船所物色，几从鱼腹死；真州逐之城门外，几彷徨死；如扬州，过瓜洲扬子桥，竟使遇哨，无不死；扬州城下，进退不由，殆例送死；坐桂公塘土围中，骑数千过其门，几落贼手死；贾家庄几为巡徼所陵迫死；夜趋高邮，迷失道，几陷死；质明，避哨竹林中，逻者数十骑，几无所逃死；至高邮，制府檄下，几以捕系死；行城子河，出入乱尸中，舟与哨相后先，几邂逅死；至海陵，如高沙，常恐无辜死；道海安、如皋，凡三百里，北与寇往来其间，无日而非可死；至通州，几以不纳死；以小舟涉鲸波，出无可奈何，而死固付之度外矣。”显然，文天祥与死亡的直面，不知凡几。
对于文天祥来说，南宋这个国家现在已经不存在了，死还有意义吗？黄晓丹的回答是：“因为原先附着的意义都不存在了，生命产生了一种没有外在负累的轻盈感，同时内在就变成了没有内容的空洞感。”他游历南华山，写下“笑看曹溪水，门前坐松风”；目睹中原百姓在朝代更迭中的生活常态，吟出“中原似沧海，万顷与云连”。值得注意的是，这半年的诗篇中，文天祥只字未提厓山海战的惨烈、妻离子散的悲怆。这种“诗意的逃避”恰是心灵自我保护的本能。
直至抵达元大都前夕，他才在《六歌》组诗中爆发式地哭诉亲人离散之痛，如“一双白璧委道傍”等句，揭示出此前“轻盈”表象下未被言说的创伤。这段特殊的流徙历程，展现了文天祥从“殉国未遂”到“精神重建”的转折。在黄晓丹看来，这种表面上的平静实为“创伤后应激反应”——山河破碎的剧痛被暂时隔离，转化为对历史与个体命运的哲学思考。在黄晓丹看来，“文学是碎片中的碎片，残留中的残留。然而诗心幸存，正是人间的希望。”
记者/何安安
编辑/张婷
校对/卢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