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陈，这针止疼药可是进口的。”1985年深秋的病房里，护士举着注射器的手停在半空。陈永贵把露出针眼的胳膊缩回被褥，操着浓重的山西口音： “给国家省点钱吧，俺这身子骨扛得住。”窗外的白杨树沙沙作响，最后一枚黄叶落在他床头的《农业科技报》上，遮住了 “大寨梯田入选全国水土保持示范工程”的标题。
这个场景被查房医生记在了值班日志里。三个月后，当治丧委员会为葬礼规格争论不休时，邓小平的警卫员突然想起：首长书房最显眼的位置，始终摆着1973年大寨考察时与陈永贵的合影——照片里两人都挽着裤腿，脚上的泥巴还没干透。
争议的焦点在于那份泛黄的干部待遇文件。按国务院副总理级别，追悼会该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可陈永贵生前反复叮嘱 “别糟蹋钱”，连骨灰盒都要用最便宜的杉木。更棘手的是，某些参会者嘀咕着 “特殊时期的特殊人物”，这话传到当年跟着陈永贵修梯田的老农耳朵里，急得他们连夜扒上运煤火车，揣着按满红手印的联名信往北京赶。
邓小平在会议室听完七种方案，烟灰缸里积了半缸烟头。他突然指着墙上 “实事求是”的条幅： “活着时候按副总理待遇治病，走了自然也该按副总理规格送行——不过灵堂摆两盆玉米穗，这事我看行。”这话让记录员笔尖顿了顿，在会议纪要上洇出个墨点。后来参与制定细则的干部透露，那天的文件特意用了 “丧事从简”而非 “简办”，分寸拿捏得恰到好处。
追悼会当天发生了两件趣事。八宝山殡仪馆门前，二十多个山西汉子蹲在台阶上啃冷馒头，怀里抱的唢呐系着红绸带——这是晋中老家的规矩，说人走了要吹《丰收调》送行。负责接待的干事急得冒汗，倒是陈永贵的儿子抹着眼泪说： “让他们吹，我爹就爱听这个。”另一个插曲是，某个日本农业考察团在花圈缎带上写了错别字， “陈永贵”写成了 “陈永责”，急得翻译直鞠躬，却被治丧办老主任扶住胳膊： “老陈活着时候常说，种地人不怕写错字，就怕种错苗。”
这些细节鲜少见于官方记载。倒是山西文史馆员在整理遗物时发现，陈永贵当副总理时用的笔记本，扉页抄着《人民日报》某篇社论标题： “要当官，别想发财”。在记述1975年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的页面间，夹着半张1978年的火车票——那是他自费回大寨查看冬小麦长势的车票存根。
如今站在虎头山观景台往下看，层层梯田的褶皱里藏着个秘密：当年修田用的夯土机，被改装成了旅游纪念币压铸机。每当机器轰鸣，总会惊起山间成群的麻雀——这些灰扑扑的小家伙，倒像是陈永贵留在人间的魂灵，仍在巡视着每一寸土地。山脚下的 “永贵小学”每周三下午，总有个戴草帽的老头给孩子们讲 “三深种植法”，他说这是当年陈劳模手把手教他的绝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