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去世的秘鲁作家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曾经说过这么一段话：“虚构是让文明得以继续存在的必要条件；是人性之精神得以常新、得以长久地留存于我们内心的必要条件。”他针对的是小说，是叙事艺术，但如果用来说明表演的特质，似乎也没什么不妥，表演也是虚构，也是要对人性的精神时时进行刷新和呈现，并留存起来的一种艺术。
之所以想到这段话，是因为在公众号“sir电影”上看到一篇新的文章，是讨论当下电影里的一个现象，“‘特殊的他们’，越来越多了”，这个“特殊的他们”，是各种残疾人角色，或者有特殊经历和性格的底层人士。当下的电影里，这样的角色越来越多了，而当红的85后和95后演员，也非常热衷于出演这种角色：“赵丽颖《第二十条》，周冬雨《朝云暮雨》，佟丽娅《假如，我是这世上最爱你的人》，易烊千玺《小小的我》，张艺兴《不说话的爱》。聋哑，脑瘫，无臂，植物人。这些角色都有着难以忽视的障碍和缺陷。”还有即将上映的《下一个台风》里的张伟丽和张子枫，“一个是失语，一个是眼睛受伤”，而五月份上映的《独一无二》，是国产版的《健听女孩》。
这类的角色越来越多，和当下文艺的潮流密不可分。奇幻、修真、宫斗类的影视作品，在大小银幕上，都已经热了十几二十年，已经足够触发观众的的倦意，加上这类作品投资额巨大，也意味着更大的风险，在当下的经济形势下，影视资本，对这类题材自然多了一份谨慎。更重要的原因是，浮华消退，整个世界动荡不安的情形下，人们也开始跌回现实，开始热衷于看人间故事、周围人的故事。所以，现实主义题材又开始回暖，普通人的故事又被推到风口上。
对于85后和95后演员来说，也该是他们出演这类角色的时候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日光之下无新事，同样的事情已经上演过无数次了，自从“表演”这种人类活动出现以来，无数代演员，已经面临过这样的转折和求索。先是凭借青春、美貌和运气横空出世，成为舞台剧、戏剧、戏曲舞台上最耀眼的角色，这个阶段，演什么都可以，怎样演都可以，可以清浅，可以妖异，可以随性，可以全凭自觉。
因为，他们要演的，不过是青春的自己，舞台上需要的，也不过是一个个青春的面孔和身段。这种狂热不会一直持续。等到人们的热情稍稍退却，他们的美貌就被当做原罪，他们就开始被质疑演技、人品和生活积累、文化知识，与之配套出现的，往往是一段争议和喧嚣，他们千夫所指，他们跌落凡尘，再度出发的时候，最新鲜触目的阶段已经过去。
于是谋求转折，于是重新在生活里扎根，开始转向所谓实力派，去接受尘世的训诫、劝导，去追寻世间正道。像童话里常见的一种模式，生活在玫瑰园里的王子，必须遭遇国破家亡、长途跋涉，和敌人或者毒龙战斗，然后重返玫瑰园，虽然起点和终点是一个地方，但必须要有这样一个艰苦的过程，为玫瑰园里的生活提供合法性。
到了这个阶段，他们都会发现，一张脸不够用了，已有的生活经验储备也不够了，他们得变成另一个人。也还是略萨说的，他说，文学赋予人们一种能力，“走出自我的能力，用梦想的黏土将自己塑造为另一个人甚至是另一些人的能力。”梦想的黏土，需要各种方式来获取，对于只有一具肉身、一副面孔的演员来说，他们要用尽一切办法，借助增肥、减重、化妆，使自己变成另一个人。
那些佳话于是出现：妮可·基德曼装上假鼻子在《时时刻刻》中扮演维吉尼亚·伍尔芙；马修·麦康纳为了出演《达拉斯买家俱乐部》，用四个月时间减重成纸片人，只为形神毕肖地扮演一位艾滋病患者。而邓超在《烈日灼心》上映前说，这部电影里，将会有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他：“不重复是我做演员的唯一快乐，我不喜欢用一张脸演无数个角色。”
但人不是神，不可能七十二变，所有追逐这个梦想的人，最后都会发现，他们真正能够效仿的，或许是梅丽尔·斯特里普，她很少扮演出格的角色，她的角色谱上，多数是普通人，她演出了这成百个普通人的细微差别，就已经站在了演员这个职业的最前列。最奢侈的梦想，往往只需要最朴素的手法。以最朴素之道追逐梦想，也是一种天赋和幸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