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同BMI，东亚人更容易得糖尿病！2025 IDF揭秘种族差异

*仅供医学专业人士阅读参考

究竟是哪些因素导致了糖尿病与肥胖的种族差异？

整理：毛毛

2025年4月7-10日，国际糖尿病联盟（IDF）2025世界糖尿病大会在泰国曼谷盛大召开。期间，香港中文大学的Ronald Ma教授带来了题为《如何解释糖尿病与肥胖的种族差异——中国和东亚》的精彩演讲。本文对演讲内容进行整理，以飨读者。

图 1 Ronald Ma教授作演讲

BMI与糖尿病风险的种族差异

Ronald Ma教授指出，最新数据显示，中国糖尿病患病率已超过12%，糖尿病前期的患病率更是超过50%。在西太平洋地区，多个区域的糖尿病患病率已超过20%，例如马来西亚[1]。这些流行病学数据表明，糖尿病在这些地区已成为严峻的公共卫生问题，凸显了加强糖尿病防治研究的迫切性。深入研究糖尿病和肥胖的种族差异，尤其是中国和东亚人群的情况，对于理解糖尿病的发病机制和优化防治策略具有重要意义。

亚洲糖尿病联合评估项目的数据显示，在超过40,000名2型糖尿病患者中，约50%在50岁前被确诊，20%在40岁前确诊。而早期确诊的患者在血糖、血压、血脂控制以及器官保护治疗的接受度上普遍较差[2,3]。那么，为什么在亚洲人群中，年轻的2型糖尿病病例如此之多呢？

Ronald Ma教授介绍称，一些学者认为，这可能与不同人群之间的质量指数（BMI）差异有关。他详细解读了一项研究，该研究探讨了身体BMI与糖尿病患病率及风险之间的关系[4]。研究发现，亚洲人群（如日本人、中国人和亚洲印度人）与欧洲人群在BMI与糖尿病风险的关系上存在显著差异。在相同BMI数值下，亚洲人群患糖尿病的风险更高，其相关曲线呈左偏移，表明亚洲人在较低的BMI下便面临较高的糖尿病风险。因此，在评估亚洲人群的糖尿病风险时，不能直接套用针对欧洲人群的标准，这突显了不同种族在BMI与糖尿病风险关系上的显著差异。

亚洲人群胰岛β细胞功能相关研究及不同年龄组糖尿病发病机制探索

亚洲人群胰岛β细胞功能较低或许是2型糖尿病的一个致病因素。Ronald Ma教授分享了一项研究数据[5,6]，该研究通过对比白种人和日本人群口服葡萄糖耐量试验的即时反应，深入探究了亚洲人群在糖尿病相关生理反应上的特性。结果显示，亚洲人群与白种人群在葡萄糖代谢反应等方面存在差异，这可能是亚洲人2型糖尿病发病情况不同于其他种族的原因之一。此外，一项系统性评价[7]整合了非洲、白种人、东亚等74个不同队列的数据，运用动态功能测试、葡萄糖刺激急性即时反应等多种方法测量即时敏感性（作为横轴变量），并分析其与β细胞功能（纵轴变量）的关系，旨在探究亚洲人胰岛β细胞功能是否偏低，为亚洲人群糖尿病相关研究提供更全面的证据。该研究发现，胰岛素敏感性和胰岛β细胞功能呈双曲线关系，即胰岛素敏感性高的个体胰岛素需求少，胰岛素抵抗强的个体则需分泌更多胰岛素。

亚洲人群的胰岛β细胞功能实际是否更低呢？

Ronald Ma教授进一步指出，Kaki教授发表的一项研究或可为这一问题提供参考。该研究招募了BMI处于均值临界值附近的120名日本人和150名欧洲人，对其糖尿病发病率和胰岛β细胞功能进行评估[8]。初步比较发现，以胰岛素指数衡量，东亚人群（以日本人为代表）的β细胞功能显著低于欧洲人。然而，在校正BMI差异后，这种显著差异消失。这表明在未考虑BMI因素时，东亚人群胰岛β细胞功能看似较低，而BMI差异可能是造成该差异的一个混杂因素。由此可见，在研究不同种族胰岛β细胞功能差异时，BMI是一个需要控制的重要变量，该研究结果为准确探究亚洲人群胰岛β细胞功能与糖尿病的关系提供了重要参考。

基于上述研究结果，Ronald Ma教授谈到他们团队也在积极探索胰岛β细胞功能和胰岛素敏感性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在不同年龄组之间。借助张慧娥等人的分析，团队对先前从社区招募的包含儿童、青少年、成年人的队列数据进行研究，分析胰岛β细胞功能和胰岛素敏感性的关联。研究显示，糖耐量正常个体的β细胞功能和胰岛素敏感性关系符合双曲线模型。不同年龄组位置有别，青少年胰岛素抵抗较高，可能和生殖激素变化有关[9]，提示青少年时期在2型糖尿病发病进程中是关键阶段，其体内生理变化可能增加患2型糖尿病风险，为研究不同年龄段糖尿病发病机制提供了方向。

早发糖尿病基因病因探究及相关因素研究进展

Ronald Ma教授提到，约20年前，陈教授团队对145名糖尿病家族史阳性的早发糖尿病患者进行研究，发现仅14%的患者携带糖尿病相关基因突变，大部分患者呈现2型糖尿病表型。时至今日，Andrea教授团队针对与单基因糖尿病或肥胖相关的33个基因区域开展研究，发现早发非1型糖尿病患者中仅有2%～3%的患者为单基因糖尿病[10,11]，这否定了此前认为更多早发糖尿病由单基因糖尿病引起的假设，表明早发糖尿病的基因病因复杂，单基因糖尿病并非主导因素。

那么，早发型糖尿病与晚发型糖尿病（40岁后发病）患者的胰岛β细胞功能是否存在显著差异呢？Ronald Ma教授指出，一项研究比较了年轻发病型糖尿病和晚发型糖尿病患者的胰岛β细胞功能，结果显示，年轻发病型糖尿病患者的β细胞功能显著较低，表明他们的胰岛β细胞功能受损更加严重[12]。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一差异？遗传学在其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在此背景下，Ronald Ma教授介绍了全基因组关联研究（GWAS）在2型糖尿病中的应用，尤其是关于遗传变异的研究。他进一步指出，已有研究表明，在亚洲人群中，PAX4基因的变异与2型糖尿病显著相关，但在欧洲人群中却未能发现类似的变异[13]。这可能与PAX四基因变异位于一个具有高度异质性的基因组区域有关，这一结构差异可能是导致该变异在欧洲人群中未能被早期识别的原因。

此外，路径特异性多基因风险评分在糖尿病管理中具有重要作用。研究发现，具有较高胰岛β细胞特异性多基因风险评分的个体可能面临较高的肾脏并发症风险[14]。体重正常但患有2型糖尿病的个体则具有较高的遗传风险，他们的胰岛β细胞特异性多基因风险评分也较高，表明这些个体面临较大的糖尿病遗传风险。有研究表明，基于身体成分的评分与糖尿病风险之间也存在密切关系。一项研究发现，脂肪储存异常、脂肪营养不良、脂肪组织架构改变及遗传因素等因素共同影响东亚人群的糖尿病风险[15]。

最后，Ronald Ma教授谈到，BMI在流行病学研究中的解释力逐渐减弱，双能X线吸收法（DXA）、腰围以及全身核磁共振成像（MRI）等可以作为有效的替代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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