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7月9日，北京南苑机场的暑气氤氲。
当亨利·基辛格博士，时任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步下舷梯时，这位秘密访华的美国外交官的衬衫已被汗水湿透。他此行的重要性，在当时或许只有少数人能完全理解。
半个多世纪后，当这位百岁老人于2023年7月最后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他留下的那个贯穿其漫长外交生涯的观察与思考，再次成为太平洋两岸热议的焦点：美国在其崛起和维持霸权的过程中，成功地应对或压制了昔日的大英帝国、强大的苏联、经济鼎盛的日本以及一体化进程中的欧盟。
那么，面对中国这个被一些人视为“第五个老二”的崛起力量，美国是否还能复制过去的成功？
布雷顿森林：老大的“手术刀”先割向了谁？
1944年7月，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小镇，44个国家的代表汇聚一堂，旨在规划战后世界经济秩序。
彼时，英国代表团团长、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爵士仍在努力为英镑争取国际核心地位，试图维系“日不落帝国”最后的经济荣光。
会场的主导权已然易手。
年轻而强势的美国财政部长助理哈里·迪克特·怀特，早已将《国际货币基金协定》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协定》的草案摆上桌面，其核心是建立以美元为中心、与黄金挂钩的国际货币体系。
布雷顿森林会议像一把精准的外科手术刀，切向了大英帝国的经济命脉。
随后的《租借法案》清算，迫使财政枯竭的英国不得不以其宝贵的海外军事基地（如加勒比海地区基地）和所剩不多的黄金储备来抵偿。
昔日骄傲的帝国首相丘吉尔，也只能无奈自嘲：“我们（英国）成了一个赤身裸体的乞丐。”
历史的镜头定格在那个时代：一边是伦敦市民在定量配给制度下，为领取面包和黄油排着长队；另一边则是纽约港口灯火通明，起重机日夜不停地将满载物资的货轮送往欧洲大陆。
美元，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启了其长达数十年的全球统治。
冷战铁幕下：克里姆林宫的金库怎么空了？
基辛格在其回忆录《大外交》中敏锐地观察到，即使在冷战铁幕落下，莫斯科红场上空的镰刀锤子旗帜依旧飘扬的年代，“克里姆林宫的地下金库早已捉襟见肘”。
苏联，这个曾经让整个西方世界为之颤抖的庞大帝国，其最终的崩溃并非仅仅源于意识形态的对立或军事上的直接冲突。经济层面的长期失血，成为了压垮骆驼的关键稻草。
1983年3月23日，时任美国总统里根发表了著名的“星球大战”演说，正式宣布启动“战略防御倡议”（SDI）。
这个宣称耗资万亿美元、旨在建立太空导弹防御系统的庞大计划，无论其技术可行性如何，都成功地将苏联拖入了新一轮更为激烈的军备竞赛深渊。
据时任克格勃主席弗拉基米尔·克留奇科夫后来披露，苏联每年不得不将高达GDP约20%的巨额资源投入到军事工业复合体中。这种畸形的投入结构，直接后果便是民生凋敝。
普通苏联民众的生活必需品长期短缺，据称，在黑市上购买一条象征西方生活方式的牛仔裤，往往需要花费掉普通人半个月的工资。
当1991年12月25日，苏联国旗在克里姆林宫上空悄然降下时，远在纽约的基辛格或许正在他的书桌前，为《大外交》一书关于“均势政治”的章节增添注脚。
他深刻地认识到，在现代国家竞争中，“经济绞杀有时比核威慑更致命”。
东京神话破灭：樱花之下的“广场协议”有多痛？
进入1980年代，日本经济的迅猛崛起令美国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东京银座的霓虹闪烁，索尼随身听风靡全球，日本制造的产品充斥美国市场，“日本第一”的呼声不绝于耳。
三菱地产斥巨资买下纽约地标性建筑洛克菲勒中心的消息，更是登上了《华尔街日报》头版，将这种焦虑推向顶峰。
1985年9月22日，纽约广场饭店。
美国、日本、联邦德国、法国和英国的财政部长及央行行长在此签署了著名的“广场协议”。
协议的核心目标是联合干预外汇市场，诱导美元兑主要货币（尤其是日元和德国马克）的汇率进行有序贬值，以解决美国巨大的贸易赤字问题。
协议签署后的短短三年内，日元兑美元汇率飙升了惊人的86%。
日元升值虽然在理论上提升了日本国民的购买力，但也沉重打击了其出口导向型经济。
更为致命的是，在日元升值和宽松货币政策的刺激下，日本国内资产价格（尤其是股市和房地产）出现了史无前例的巨大泡沫。
当媒体聚焦于三菱收购洛克菲勒中心这类象征性事件时，少有人注意到，美国的贸易代表办公室正依据《贸易法》301条款，步步紧逼，迫使日本签订了《美日半导体协议》。
该协议限制了日本半导体产品在美国市场的份额，并要求日本政府开放本国市场给美国公司，有效遏制了当时在全球占据领先地位的日本半导体产业。
1990年代初，日经指数从近39000点的历史高位断崖式下跌，房地产价格惨遭腰斩。
随之而来的，是日本经济陷入了长期的停滞，被称为“失落的二十年”（甚至三十年）。
东芝、NEC等一批曾经辉煌的日本科技巨头，不仅失去了市场优势，还不得不因各种贸易争端向美国支付高达数百亿日元的罚款或和解金。
布鲁塞尔的纠结：欧洲“兄弟连”，步调难一致？
欧盟，作为欧洲一体化的成果，拥有庞大的内部市场和先进的工业基础，一度被视为可能挑战美国经济地位的另一极。
然而，欧盟内部的复杂性与分歧，使其在面对外部压力，尤其是来自美国的战略竞争时，常常显得力不从心。
德国前总理默克尔与法国总统马克龙就“北溪”天然气管道项目产生的争论，仿佛重现了当年戴高乐将军与阿登纳总理在欧洲联合道路上的分歧场景。这并非孤例。
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就曾让欧盟内部在是否追随美国出兵的问题上产生深刻裂痕，英、法、德等主要国家立场迥异。
十多年后的2014年乌克兰危机，再次将欧盟置于能源安全依赖（对俄天然气）与所谓“西方价值观”外交之间的两难境地。
当美国挥舞起关税大棒时，欧盟的脆弱性更加凸显。
特朗普政府时期对进口钢铁和铝加征关税，随后又威胁对欧洲尤其是德国的汽车加征高达25%的关税，这对于以汽车制造业为支柱的德国经济而言，无异于釜底抽薪。
大众集团监事会主席汉斯·迪特·潘师（Hans Dieter Pötsch）在董事会上无奈承认：“我们（德国工业界）引以为傲的工业4.0，最终也难以抵挡华盛顿的301调查（美国《贸易法》第301条）。”
这番话，道出了欧洲在单一强大对手面前，因内部协调成本高、决策机制复杂而难以形成统一有效反制力量的困境。
紫禁城下的棋局：东方巨龙，不一样的“挑战者”？
当美国的战略重心逐渐倾向亚太时，西方的注意力频繁聚集到中国的发展路径上。基辛格晚年曾在《论中国》一书中，多次以具体历史和现实案例提醒西方政界与学界，中国与以往熟悉的西方范式大相径庭。
中国不仅没有简单复制雅典、斯巴达或者任何欧陆强权的模式，而是依托数千年连绵不断的历史文明体系，形成了自己独有的治理逻辑和应变机制。
201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庆典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
当天，数万名官兵以整齐的步伐通过长安街，各类国产主战装备悉数展开。在众多的全新装备中，东风-17高超音速导弹格外引人瞩目。
它搭载的一体化弹头设计以及尤其是高超音速滑翔弹道，使军事专家们注意到，这种导弹的飞行轨迹与传统弹道导弹完全不同。
据多家军情分析机构解读，东风-17能在大气层边缘进行动态机动，改变高度和方向，从而对现有反导雷达和拦截系统构成巨大挑战。
与此同时，中国科技产业的发展态势也越来越引人注目，尤其是在新的技术标准制定和全球通信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以华为为代表的中国高科技企业，在5G领域取得了实质性进展。
据相关行业报告，截至2019-2020年，华为及中兴等公司在5G标准必要专利（SEPs）数量上，已位列全球前茅。华为的全球5G基站部署吸引了欧洲、中东及东南亚多地的通信运营商合作，不少国际电信组织也将中国企业的技术纳入全球标准体系。
中国人口已经达到14亿，在世界经济格局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位置。
近年来，经济增长更加侧重于国内消费和投资拉动。
中国官方统计数据显示，国内消费支出已成为拉动GDP增长的重要引擎。
以2022年为例，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接近七成，这与过去长期依赖出口和外资的增长模式相比发生了深刻变化。
与此同时，中国制造业展现出强大的产业链覆盖能力——从纽扣电池、USB线等基础部件，到光刻机核心部件及量子计算机“九章三号”等高精尖科技，技术迭代速度不断提升，产业基础也在持续升级和完善。
2020年，量子科学团队宣布“九章二号”实现超越传统超级计算机的运算速度，其核心光量子芯片完全由国内自研自造，这在全球范围内都属于先进行列。
当有关“修昔底德陷阱”的话题再度被媒体追问时，基辛格的回应被多次引用。他用古代中国的政策理念“筑墙积粮”来比拟中国现行国家战略。
在中国历史上，这一理念强调先积蓄自身实力与资源，优先确保国家安全，只有在外部威胁真正临近时才动用全部力量。
这种策略如今反映在诸多国家政策中。例如，海南自由贸易港的离岸金融政策采取逐步探索与管控并重的方式，既推进金融市场开放，又严格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
而“一带一路”倡议自2013年提出以来，已与62个相关国家合作建设基础设施和产业园区，这些布局往往强调长期合作与本地资源整合，颇有因地制宜、稳扎稳打的意味。
中国在全球产业链的布局也日益多元，积极投资海外港口、电力、通信等领域，与各国共享技术与发展经验。
基辛格在其回忆录扉页上曾写道，“真正的战略家，要看得见五十年后的棋盘”。
这句话几乎成为新时期中国崛起观察和西方决策制定的一条注脚。
随着中美在贸易、技术、地缘政治等多个领域的博弈持续升温，全球权力平衡愈发复杂多极。
参考资料：[1]夏立平.论中美共同利益与结构性矛盾[J].太平洋学报,2003,11(2):27-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