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期说到：
在此之前，大多数人的想法是先搞10 - 15年的新民主主义，再向社会主义过渡，并且在新民主主义阶段，农村的私有制应该得到保护，最多只是适当限制。
他们认为这才符合新民主主义保留资本主义成分的理念。但毛主席却主张主动引导农民逐步进入社会主义，不能再给资本主义发展的机会，因为这在政治和经济层面都不利。
按照毛主席的意见，中央制定了农业发展规划，决定先逐步加强互助组，然后引导农民加入合作社。
这实际上宣告了允许私有制发展的新民主主义在农村的终结。毛主席做出这一战略转变，是基于解放后国内形势的变化。
一方面，农村在经历战争恢复后，必须要明确未来的发展方向；
另一方面，1952年的经济形势超出预期。
原本中央计划用最多5年时间恢复国民经济，结果建国仅三年，工农业总产值就已经超过了解放前最高水平的20%。
此时，国家需要考虑的已经不再是恢复经济，而是如何实现发展和工业化。
在恢复经济阶段，允许私有经济自由发展的新民主主义确实是一种合适的制度，因为它能够调动一切力量恢复生产。
但私有经济的扩张，意味着资产阶级和自由市场的扩张，而在上世纪50年代的中国，这两者阻碍了社会主义和工业化这两个终极目标的实现，所以新民主主义必然要被新的制度所取代。
相比农村，城市的情况更为复杂。从1949年到1951年底，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基本没有进行干预。
当时国内局势刚刚稳定，新解放地区的土改还在进行，私有经济在国内经济中占据很大比重。
基于这种情况，国家制定了“不要四面出击”的政策，团结民族资产阶级。
1950年合理调整工商业后，中国的私营经济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
以上海为例，从1950年11月到1951年1月，上海私营工业的棉纱产量增长了77%，水泥增长30%，颜料染料增长74%，玻璃甚至增长了283%。
私营企业赚得盆满钵满，底气也足了起来，一些人开始要求在政治上与工人阶级平起平坐，经济上与国营企业平分秋色，用毛主席的话来说：
就是“向我们猖狂进攻起来”。
面对这种情况，1952年初，在整治腐败变质干部的“三反”运动进行得如火如荼之时，中央决定在私营工商业开展“五反”运动。
“五反”运动揭露的问题令人震惊：
有人给志愿军卖假药，骗取旧币3亿元；有人抬高工价、虚报成本，谋取暴利7.4亿元；
还有大量偷税漏税、拉拢行贿的现象。这场声势浩大的“五反”运动，让不法资本家胆战心惊，纷纷主动交代违法所得，以求宽大处理。
人民政府也根据实际情况，给予了一定的宽大处理，比如广州新药业，原定违法金额1000亿，最后裁减到360亿。
这样做一方面是出于经济考虑，毕竟如果让企业把不法所得全部上交，很多企业可能会倒闭，导致大量工人失业，局势难以控制；
更重要的是，毛主席将“五反”运动视为一场关系国家命运和前途的政治斗争，他最看重的是通过“五反”摸清私人工商业的情况，为以后实行计划经济做准备。
用毛主席的话说，“主要不是为了搞几个钱，而是为了改造社会”。
“五反”运动达到了预期效果，此后，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资产阶级再也不敢提与工人阶级平起平坐的事。
在经济层面，也发生了显著变化。
1949年，中国工业生产总值中，国营占43.8%，私营占56.2%；
到1952年，国营占比上升到67.3%，私营则下降至32.7%。
毛主席形容此时的资产阶级“已经挂在了党的车头上了”。
1952年6月，毛主席在统战部的一份文件上批示：在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之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因此不应再将民族资产阶级称为中间阶级。
这一细微的用词变化，预示着党的政策即将发生重大调整。
而促使毛主席下定决心彻底改变新民主主义政策的，是中国工业化发展的需求。
1952年8月，中央决定从1953年开始实施新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工业化是其中最重要的任务。
当时的中国一穷二白，要实现工业化，就必须把有限的资金集中投入到重点项目中。
但在实际操作中，面临着一个棘手的问题：政府要想集中力量办大事，加强经济统筹能力，就需要在农村建立更多的合作社，在城市把资本主义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也就是加强经济中的计划成分。
然而，商品总量是固定的，计划调拨的多了，自由买卖的部分就会减少，一旦加强计划，必然会影响自由市场，而自由市场是千百万个体农民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命脉，并且受到新民主主义政策的保护。
所以，要处理好工业化与小农经济、资本主义经济的关系，就必须对新民主主义进行彻底变革。
毛主席在做出重大战略决策之前，通常会先进行一段时间的酝酿，外出视察，广泛征求意见，与大家沟通交流，让大家做好心理准备。
1953年2月15日，大年初二，毛主席离开北京，乘坐专列南下视察工作。在河北，他听取了邢台县长关于农村互助合作发展的汇报。
当时很多人认为小农依赖私有经济，天生倾向单干，但邢台县长介绍说，全县入社入组的农民已经达到了87%，这让大家感慨多数农民是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因为这是一条由穷变富的道路，关键在于领导采取什么样的态度。
16日，毛主席抵达武汉，重点了解了武汉工业、手工业和公私合营的情况。听完报告后，他指出：
“有人说要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还有人主张四大自由，我看都是不对的。新民主主义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阶段，要对私人工商业、手工业、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这是毛主席首次明确指出新民主主义只是一个过渡阶段。
后来到了安庆，他又向干部们解释说：
“假如新民主主义革命有10项任务，而我们已经完成了7项8项，那么，要不要等到把这10项任务都做完了，再去搞社会主义呢？不是的，只要基本条件成熟了，就可以开始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工作。”
经过一系列的考察和思考，1953年6月15日，在讨论“一五”计划的政治局会议上，毛主席正式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明确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
他提醒大家，不能在民主革命成功后就停滞不前，继续搞新民主主义。他强调“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的想法是错误的，过渡时期每天都在发生变化，社会主义因素不断增长，试图确立所谓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既不符合实际斗争情况，也会阻碍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这段话深刻地揭示了新民主主义的内在矛盾：它既要调动一切力量发展生产，又要实现社会主义的目标，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存在冲突。
在国民经济恢复阶段，这个矛盾尚不明显，但当经济恢复完成，问题就凸显出来了。
如果继续允许资本主义扩张，扩大自由市场范围，就必然会限制社会主义成分的发展，这样一来，新民主主义实际上就会演变成资本主义。
而分散的私人资本主义无法集中力量搞工业化，国家的计划能力也会因市场的分散而受到削弱，最终，新民主主义的工业化和向社会主义前进的目标都将无法实现。
当然，也有人认为，凭借政权和人民的支持，先发展生产，之后再处理相关问题也可以。
但回顾苏联的历史，苏联实行新经济政策，发展资本主义，结果在搞农业集体化时，遭到富农的顽固反抗，农业产量大幅下降。
斯大林对此一直心有余悸，到1952年还叮嘱来访的刘少奇，要谨慎对待富农问题，否则会影响生产。
所以，对于新中国来说，在新富农尚未形成、地主资产阶级力量还未恢复的时候，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向社会主义过渡，才是更有利的选择。
马克思揭示了革命的原因，列宁为我们提供了党和先锋队的建设经验，中国的革命者们在艰难的环境中夺取了政权。
但在革命胜利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并没有现成的答案。
新中国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在这条道路上，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尝试，甚至有暂时的后退，但无论经历多少曲折，历史的目标始终明确，那就是建设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社会主义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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