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年影视剧中频繁出现残障人士等弱势群体。
像《小小的我》中的脑瘫，《不说话的爱》中的聋人，《第二十条》中的聋哑人，《向阳花》中的刑满释放人员。
这是人文关怀还是选材瓶颈？
其实，说人文关怀都抬举他们，终逃不脱功利二字，为冲奖、为掩盖、为熙熙攘攘，趋之若鹜，审美疲劳。
可他们是真的拍社会，拍底层吗？看过便知，虚无主义蔓延，小布尔乔亚式臆想，尽是空中楼阁，自我感动，折磨观众。
听他们大放厥词，拽这主义那关爱，让他人为他们站台，实则消费弱势群体，角度不平视，全是俯视，内容生硬制造矛盾，拍成了各种奇观，动机不纯。
可你还不能吐槽，因为他们道德绑架了观众，都形成了应对的统一话术。
票房不行就是题材小众，敢于尝试，为边缘群体发声，或是扣粉籍，说你是黑水，对家恶意中伤。
你还不能回复，回复了就说你急了破防了，你行你上，纵然你花钱买了票也没有评价的资格，一水的空瓶。
你不看就是市场不行，不关注底层，《哪吒2》出现又说霸占排片，吞了所有份额，导致市场凉了。
你看了觉得不行想说几句，说烂片就是不尊重身障人士，说不感动就是尬黑没看懂，不能批评只能夸赞，总之不论怎样都要赢。
这说明了什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含金量还在提升。
“文艺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为了这个目的，有些什么问题应该解决的呢？我以为有这样一些问题，即文艺工作者的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工作对象问题，工作问题和学习问题。”
立场问题，拍那些片子的导演，演那些片子的演员，他们是站在老百姓的立场？
显然不是，没调查、没深入，有着何不食肉糜的疾苦，只从自己角度看问题，只知向下拒绝，赛博丁真。
态度问题，究竟是歌颂还是暴露？二者并不冲突，但所谓为底层发声的影片就晓的尴尬的煽情。
残障人士积极生活的一面看不到，人性异化，社会缺失，体制不健全的一面看不到，不拍他们向上的过程，只瞄准落后的部分。
甚至都有了公式，主角苦难、泪眼婆娑、音乐推起，哭成一片，可当你真想看到他们的困境是什么的时候却发现什么也看不到。
工作对象问题，是拍给谁看的？按理说，面对的应该是广大观众与特殊群体。
然而事实上，拍给粉丝和评委看的，路人都被强行闭麦，拍底层却把底层隔绝了，文章写尽太平事，不肯俯首见苍生。
既然对象都搞不明白，自然就不会有工作的过程，进而出现各种不熟、不懂。
对自己拍摄的对象不熟，不熟悉边缘群体的生活习性，对底层丰富生动的语言不懂，常常在片中夹着一些生造出来的台词与不三不四的词句。
没有与人民群众打成一片，却老爱说大众化、接地气，终于有人拍了特殊群体，可结果是讲了一通脱离实际、生搬硬套、强说忧愁的大道理。
由一个阶级到另一个阶级，他们的思想感情没有变化。
如表现普通人对抗生活，都是“我行、我信”，喊几句口号困难就迎刃而解了，好像只要倔强不认输，什么问题都不是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缺失。
是不是很眼熟？眼熟就对了，这不就是小布尔乔亚站在自己的阶级臆想另一个阶级嘛，衣服是劳动人民，面孔是小资产阶级。
向下是倔强就够了，向上，女频是男人都爱我，男频是女人都爱我，整天风花雪月没有正事，不见大宅门，愣装红楼梦。
什么月薪一千八，整日笑哈哈，城市送外卖，住着大平层。
表面是职场，内里情与爱，医疗剧没医疗，律政剧没律政，创业剧没创业，金融剧没金融，时代剧没时代，军旅剧没军旅，所以但凡是身处这个阶级的人看他们的作品，观感都是格格不入。
至于学习问题，哪有什么学习，坐吃山空，倚老卖老，什么火了就榨干剩余价值，反正不是为身障人士发声，也不是为观众服务，有时候他们连观众都不需要。
“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
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
否则你的劳动就没有对象，你就只能做鲁迅在他的遗嘱里所谆谆嘱咐他的儿子万不可做的那种空头文学家，或空头艺术家。”
这段话都不用专门解析，《满江红》就是典型代表，岳飞的故事家喻户晓，却能整成不知所谓的虚无主义，他们连满江红都不愿意去研究，又怎么会去真正观察又苦又累，也许吃力不讨好的身障人士，不分析就创作，成片观众肯定不赏识。
“他们许多时候，对于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寄予满腔的同情，连他们的缺点也给以同情甚至鼓吹。
他们有时也爱这些东西，那是为着猎奇，为着装饰自己的作品，甚至是为着追求其中落后的东西而爱的。”
以此为参考，再看那些表现苦难的电影，有哪个能入得了眼，你一旦反驳，他们就说某某人、某某地不有现实案例，用个例代表大众，等同于政治正确，这不就是lgbtq那一套玩法。
综上，你说他们是人文关怀吗？
可别给他们贴金了，再贴下去，人文关怀都要成贬义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