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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春天，我在建筑工地的板房里第一次见到她。
她穿着不合身的工装裤，安全帽下露出几缕黑发，怀里抱着一摞图纸，像只误入狼群的兔子。“我是新来的监理，以后可能要麻烦你了。”她说话时盯着我的安全帽，声音轻得像片落叶。
我们被分到同一栋在建楼的施工组。她白天在钢筋水泥间穿梭检查数据，夜里和我挤在十平米的板房里。工友们笑称我们是“工地夫妻”，她却总把“暂时”二字挂在嘴边：“等项目结束就回老家考公务员。”
直到第六年暴雨夜，她突然攥住我手中的铁锹，指甲掐进我手背：“你得听我说完……”
六年的“家”，藏着三件奇怪的事
1. 她从不接电话
工棚里所有人手机24小时开机，只有她总把手机倒扣在床头，像在躲避什么。
2. 每月15号消失的下午
她会说去县城买菜，却总在深夜回来，工装裤上沾着医院消毒水的味道。
3. 她总在凌晨三点发抖
我假装睡着，听见她蜷缩在下铺的床板上，牙齿咬着被角，像在对抗某种无声的恐惧。
那晚暴雨砸在铁皮屋顶上，她突然掀开床单——我看见她左腿缠着渗血的纱布，右腿膝盖以下……空荡荡的。
“我是个逃兵”她颤抖着说完这句话
“三年前车祸截肢后，我偷了妹妹的身份证。”
她声音像被雨水泡皱的纸：“妹妹是扶贫名单上的‘留守儿童’，我要替她去考公，才能救她被债主逼疯的母亲……”
我愣在原地，想起她总在深夜对着手机屏幕流泪，想起她拒绝所有相亲时说的“腿伤”。
暴雨冲刷着板房的裂缝，她继续说：“本该在轮椅上的‘我’，其实……已经死了。”
铁锹砸在地上那声巨响，惊醒了整个工地
我冲进雨幕，找到她藏在床底的病历本。泛黄的纸页上，清晰印着“林小妹”三个字。
第二天清晨，她收拾行李要走。我拦住她，把存了六年的工钱塞进她怀里：“去办手续，这次换我替你活一次。”
现在，我们真的成了夫妻
去年冬天，她站在民政局的台阶上，穿着我买的义肢。阳光穿过她新染的黑发，像给破碎的星星镀了层金边。
“你确定要娶个逃犯？”她笑着把戒指套在我手指上。
我望向远处正在封顶的高楼，想起六年前那个抱着图纸发抖的女孩：“你早该知道，我这个泥瓦匠，最擅长的就是——把裂缝补成星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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