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云福 | 荣德生对泰伯精神的推崇与阐发

作者沈云福

无锡素称是古代吴文化、近代民族工商业和当代乡镇企业的发源地。开启吴文化之源的泰伯及其精神对无锡工商业有何关联与影响？近代锡商先驱对其人文精神又是如何评价的呢？笔者通过史料检索，发现锡商杰出代表荣德生先生对泰伯十分推崇，有着极高评价。泰伯“至德求真、灵动开拓”的精神源远流长，成为无锡经济文化之根基，也形成锡商品格底蕴与长远价值取向。

泰伯被视为江南人文始祖

荣德生对泰伯的直接评价，主要反映在其所著或所编《乐农自订行年纪事》《实业救国刍议》和《人道须知》《荣氏家训》等文集中，也散见于商会演讲与工厂训词等文献中。他在这些文字中，常以吴泰伯为文化符号，强调其精神对无锡工商业乃至经济社会的重要指导作用，集中反映在四个方面：

一、评价泰伯精神是无锡近代实业勃兴之渊源。

在《乐农自订行年纪事》中，荣德生提到吴泰伯南下开发江南的历史，并称其精神为“无锡之根”。他写道：“吾邑自泰伯奔吴，以礼让开基，化及南服，民风淳厚，工商始兴。后世子孙承其遗泽，故能务实重商，此无锡近代实业勃兴之渊源也。” 荣德生认为，泰伯不仅是道德典范，更是江南开发和经济发展的先驱。他多次在公开场合提到，泰伯带领中原先进文化和技术南下，推动了江南地区的文明进程，这与近代实业家通过引进技术、发展工业以振兴国家的目标一脉相承。

荣德生所著《乐农自订行年纪事》

无独有偶。无锡籍著名思想家薛福成在《庸庵文外编》中，深度阐述了吴泰伯的历史功绩和文化影响。他特别强调吴泰伯南下开拓江南的意义，认为吴泰伯的开拓精神为江南地区的开发和繁荣奠定了基础。薛福成写道：“泰伯之奔吴，非徒避祸也，实开化江南也。江南之地，自泰伯始启其文明，其后吴越之兴，皆泰伯之余泽也。夫泰伯之德，不仅在于让，更在于创。其开创之功，可谓伟矣。”薛福成认为，吴泰伯南下不仅是为了避祸，更是为了传播文明，不仅是吴国的始祖，更是江南经济文化的开创者。薛福成和荣德生的表述都说明，吴泰伯具有开化之功，吴文化中的礼让和开拓精神是近代无锡崛起的文化根基。

荣德生积极支持无锡“泰伯文化节”等地方活动，主张将泰伯精神作为无锡的“文化名片”，称其“至德之光照千年，今人尤当效之”。此类公开倡议直接体现了对泰伯精神的推崇。

荣德生出于对吴地始祖的崇敬，对泰伯庙的修缮工作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泰伯庙是祭祀吴文化始祖泰伯的重要场所，历经战乱和年久失修。1930年代，无锡地方士绅发起修缮工程，荣德生与其兄荣宗敬作为无锡实业界领袖，积极参与其中。根据《乐农自订行年纪事》及相关地方志记载： 1934年，荣德生出资修缮泰伯庙部分建筑，并资助相关祭祀活动。1936年，泰伯庙大修期间，荣德生通过荣氏兄弟企业“申新三厂”提供资金支持，并动员无锡商会共同筹资。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梅村泰伯庙

二、强调学习“泰伯之胸怀”和勇于开拓的气魄。

荣德生在《实业救国刍议》中，就讨论民族工业发展问题，荣德生强调企业家需具备“泰伯之胸怀”，即不计私利、以大局为重的精神。他认为，吴泰伯让位南迁的抉择，与近代实业家“舍小利谋大业”的理念相通。

荣德生认为，要学泰伯礼让精神，提升企业家格局。他认为吴泰伯的“三让天下”不仅是个人道德的高标，更体现了一种超越私利的格局。他说： “泰伯让国，非独为弟，实为周室之兴。吾辈办厂兴业，亦不可囿于私利，当以国计民生为念。”

荣德生在《乐农自订行年纪事》1943年纪事中又提及："余读《史记·吴太伯世家》有感，古之让国者为天下，今之兴业者亦当如是"。

这种思想直接影响了荣氏企业的经营理念。例如，荣德生提倡“戒欺”，注重诚信经营，坚持提升国货品质，创立并打响“兵船”面粉和“人钟”棉纱等民族品牌，以抵御洋货冲击。又如，在抗战期间，荣氏企业实施内迁，支持大后方生产，在陝西宝鸡开辟“窑洞工厂”，服务国家战时经济与民生大局。

吴泰伯南下江南、开荒拓土的壮举，被荣德生视为“无锡人敢为天下先”的精神源头。他在演讲中提到：“泰伯以中原之贤，辟草莱于荆蛮，此等开拓气魄，正为今日实业家所当效法。吾辈兴办纱厂、面粉厂，亦是‘辟草莱’于工商之域。”

《乐农自订行年纪事·续编》1948年纪事中，荣德生在记述创办天元实业公司时提到："吾邑泰伯奔吴，化荆蛮为礼义之邦。今之办厂，犹古人‘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特工商之战耳。"

荣德生于1946年无锡县商会演讲《工商与地方发展》时又讲：

“诸君观梅村泰伯殿可知，三千年前中原贤者来此‘断发文身’之地，终成鱼米之乡。今我辈在荒滩设纱厂，何异泰伯当年？所谓‘辟草莱于工商’，正是此意。”该演讲后经整理发表于《无锡杂志》1947年第23期。

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无锡一批商界前辈以“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的担当，兴办实业，抵制洋货，维持民生，拯救家园。他们在“商战”中开拓先河，沉浮腾跃，坚韧创业。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锡商已相继崛起杨、周、薛、荣、唐蔡、唐程等六大家族集团为龙头的企业群落，称得上大商如云，王者崛起。他们倾力实业发展，投身慈善公益，关注惠工厚生，更让这群商人成了社会前进的推动力量。荣德生将近代无锡民族工业的崛起，视为对吴泰伯精神的千年认同与弘扬传承，也是对无锡先贤薛福成论述的百年呼应。

悠悠伯渎河相传为泰伯首开

三、提倡孝道于家族传承，孝悌之德通于商道。

荣德生将吴泰伯的孝道（尊重父亲传位季历的意愿）与家族企业的传承相结合。他认为，家族企业的稳定发展需要“孝悌”精神的维系。他说“泰伯之让，非唯让国，亦让以成父志。吾辈治家业者，当效其诚悫。父兄之训导，子弟之恭承，非独血脉之序，实乃立身治业之本。若子嗣但争权柄而忘孝义，纵得财货万贯，亦如沙上筑塔，终必倾覆。故曰：家道昌隆不在资财厚薄，而在人心聚散；企业永续不恃机巧权谋，而赖伦理纲常。”

荣德生编《人道须知》

在这一论述中，荣德生以吴泰伯“三让天下”的典故为隐喻，提出家族传承的三重维度：伦理认同，继承者需超越个人利益，将家族共同价值观内化为行事准则；代际沟通，权力交接应兼顾传统智慧与时代需求，在守正中创新；责任让渡，长辈须如周太王般审时度势，适时放权培育新生代领导力。

荣德生在《申新三厂二十周年纪念会训词》（1935年）中讲： “昔泰伯成全父志而南奔，今我荣氏子弟守父兄之业，当思创业维艰。若争权忘孝，纵得万贯家财，终是沙上筑塔”。

《荣氏家训·丙戌篇》（1946年）明确记载荣德生专论家族企业传承原则：“泰伯之让，非唯让国，亦让以成父志...企业永续不恃机巧权谋，而赖伦理纲常。”

《梅园豁然洞读书处讲学录》1947年记有他的讲话：

"吾邑泰伯三让天下，其孝悌之德通于商道。企业代际交接，当以‘成父志’为要，非独股权分配事也"

他在无锡申新三厂实践中推行“家族议会”制度，要求各房代表以《朱子家训》为纲，通过“孝悌协商”化解利益分歧。这种将儒家伦理嵌入现代企业治理的模式，使荣氏企业历经战乱动荡仍维系完整，印证了“伦理资本”对家族基业长青的深层支撑。荣德生将吴泰伯的孝道也体现在对后代的教育中。他要求子女“以德为先”，将家族企业的成功与社会福祉紧密结合，与泰伯“让天下而利万民”的精神相呼应。

四、推崇泰伯至德精神，呼吁以德兴业以德化民。

孔子称泰伯“三以天下让”为“至德”。荣德生深受这种“礼让天下”精神的影响，认为泰伯的谦让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仁德”与“大局观”的核心价值观。

2024纪念泰伯公诞辰大会

荣德生曾多次资助无锡泰伯墓、泰伯庙的修缮工程，并在相关仪式中发表讲话。例如，1930年代修缮泰伯庙时，他公开表示泰伯是“江南文化之祖”，其“三让天下”的德行是“无锡人精神之本”，直接呼应了孔子“至德”的评价。

在泰伯庙的题词中，荣德生曾书写“至德无称”四字，此语源出《论语·泰伯》“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表明他对孔子“至德”概念的认同，并将其与泰伯精神直接关联。

荣德生在1920年代撰写的《无锡之将来》中提出，无锡的发展需以泰伯精神为根基，称其“让位南迁，化荆蛮为礼义之邦”是“无锡立市之魂”。他虽未直接使用“至德”一词，但将泰伯的谦让、开拓与教化视为无锡现代化进程中不可或缺的道德资源，实质上是对“至德精神”内涵的延伸阐释。

他在多篇文章中呼吁“以德兴业”“以德化民”，将泰伯的德行视为企业家的楷模，认为“无德之业不可久，无德之财不可守”，这种表述可视为对“至德精神”的间接提炼。

邓小平所题“戒欺室”匾额

荣德生将创办实业视为“现代版的泰伯奔吴”，认为引进西方技术、振兴民族工业与泰伯“携中原文明南下”具有同样的开拓意义。他在申新纺织厂成立二十周年纪念会上曾说：“吾辈办厂，非独为利，实承泰伯遗风，以利民生。”

他捐资修建学校、桥梁（如无锡宝界桥）时，多次表示这些举措是“效泰伯之让利与民”。1934年无锡《人报》曾报道其言论：“泰伯让天下，吾辈让利于民，其德一也。”此处将个人行为与泰伯的“至德”直接类比，体现了对至德精神的价值认同。

荣德生将泰伯视为道德典范，认为泰伯的“至德”精神与儒家“仁德”思想一脉相承，强调企业家在追求实业发展的同时，也需注重社会责任和道德修养。荣德生在著作中多次提到泰伯的“至德”精神，认为其“让贤开拓”的品格与近代实业家的社会责任相通。他认为，泰伯的“至德”精神在现代社会的核心价值在于“无私”与“奉献”。他在晚年回顾自己兴办实业、捐资公益的经历时，常以泰伯为榜样，强调企业家应超越个人利益，承担社会责任。荣德生本人也以实业报国、服务社会为己任，其兴办工厂、学校、桥梁等公益事业的行为，被视为将泰伯的谦让、仁德和开拓精神转化为实业报国、教育兴邦和公益惠民的具体行动，体现了近代中国企业家在传统文化与现代转型之间的独特思考。

作为无锡本土实业家，荣德生对泰伯及其精神的赞扬，也包含了对吴地文化的自豪感。他将泰伯视为无锡乃至江南地区的精神象征，认为这种文化底蕴是推动地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动力。荣德生等人对泰伯的推崇，不仅是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千年认同与致敬，也反映了他们这代人将儒家伦理与现代实业结合的实践理念。在20世纪初中国面临内忧外患的背景下，他们试图通过弘扬泰伯精神，倡导一种以道德为根基、以实业为路径的救国之道。这种思想对近现代锡商价值观乃至无锡城市精神“尚德务实、和谐奋进”的塑造具有深远影响。

纪念荣氏创业120周年大会场景

例如，2020年11月，无锡举行纪念荣宗敬、荣德生乡贤创办实业120 周年活动，作为企业家代表的周海江表示，无锡的民营企业家群体要从锡商先贤身上学习好“三个有机统一”，即“义”和“利”的有机统一，就是追逐利润与追求仁义的有机统一；谦让和争先的有机统一，就是做人要谦让，做事要争先的对立统一诚信和灵活的对立统一，就是企业家要重诚守信，有契约精神，同时也要根据市场变化灵活经营的对立统一。他认为，前者突出“义利合一”，弘扬关爱社会的奉献精神；中者强调竞合中的包容和坚韧；后者则凸显守信和灵动进取的发展之道。又如，无锡市吴文化研究会吴仁山会长2023年著文《至德源流绵长道正方致荣归》，其中提出在江南经济文化历史中有两座耸立的高峰：一是古代至德吴泰伯；二是近代民族资本首户荣家。吴文化是吴地文化的源泉和根基，在吴文化的滋养下，融入现代发展理念，荣氏企业文化和锡商企业家精神丰富发展了吴文化。日前，无锡市吴文化研究会召开泰伯精神与无锡工商业专题座谈会，参会学者表示要深入开展吴文化、民族工商业、乡镇企业三个发源地的贯通研究，以更好地发掘吴文化中弥足珍贵的创业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