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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湘江战役是血写的转折。红军出发时有八万六千人，打到江边，几乎被拦腰斩断。江水染红、将士成堆，那一仗，不只打掉了三万人，更打醒了一个判断——再这么指挥下去，全军都得交代。
而毛泽东，就是在这场血雨腥风中，被历史重新推回了中心。
一、毛泽东被边缘，红军被“地图指挥”拖入死地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正式从江西瑞金出发，进行战略大转移，踏上长征路。8.6万人浩浩荡荡，可最会打仗的毛泽东，却被晾在一边。此时红军的实际指挥权掌握在“最高三人团”手里——博古、李德、周恩来。
李德，苏联来的军事顾问，说到底，是个“理论兵”。作战方案全靠地图纸和书本推演。
他搞出的“甬道式行军”，是将中央纵队夹在中间，由各大军团左右护卫，中央纵队里不仅有重物资、机要档案，甚至还有印刷机和厕所马桶，简直像一支文职队伍在搬家。
红军不是游击战老手吗？为什么走这种拖拉大队？李德一口咬定：要按正规军打法，打出阵势、打出威风。毛泽东多次提出反对意见，主张轻装前行、灵活突围，甚至建议改道敌防薄弱的贵州方向，但都被否了。他此时已无军权，连话语权都所剩无几。
路线选择成为致命错误。按照李德的设想，红军要从江西西出，穿越广西全州、灌阳一线，渡过湘江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可这一路，恰恰是蒋介石设下的天罗地网。
更致命的是，本有两次绝佳渡江机会：一次在全州，敌军尚未布防；一次在灌阳，守军薄弱。然而李德命令部队频繁换位、调整纵队位置，结果前有阻、后有追，红军被硬生生堵在湘江东岸，动弹不得。
毛泽东当时病重，被抬在担架上。眼看渡江窗口关上，敌军封锁线合围，他苦笑一句：“纸上画图也能杀人。”他知道，这一仗，伤不起。
而湘江那边，正等着红军的，是一场铺天盖地的杀局。
二、湘江血战七昼夜，红军三万人倒在江边
1934年11月25日，湘江战役全面打响。
蒋介石早有准备，调集何健、白崇禧、陈诚等部共计四十余万人，设下三道封锁线，空中还有飞机轰炸，地面构筑碉堡群。湘江本不算宽，但对红军来说，这一仗打得像渡海登陆。
红军先头部队勉强渡过湘江，但大部队还在后方。敌军从三面夹击，湘江两岸变成火线，江面成为屠宰场。红军主力遭遇正面围歼，被迫边打边渡，子弹打完上刺刀，刺刀断了拼拳头。
战况最惨烈的是灌阳、兴安一线。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被命令断后死守，师长陈树湘带着千余人硬抗数万敌军，激战六昼夜，最后仅94人突围。陈树湘身中重伤被俘，押送途中自己扯出肠子自尽，年仅29岁。他的遗体被敌人斩首示众，成为红军悲壮象征。
湘江江面漂满浮尸，水色变红，当地人几十年后仍记得：“那年冬天，河水是苦的，血腥味都没散干净。”
根据中央档案记载，湘江战役红军总伤亡超过30500人，占出发兵力近40%。军委纵队多次被迫改线，部队阵型混乱，连领导干部也死伤惨重。
这一仗打得太惨了。将士怨声载道，连博古都一度崩溃。李德不但不认错，还指责前线部队“执行不力”。这话一出口，众怒四起。有人当面回怼：“你画的路线，谁都不想再走！”
毛泽东没有吵，他只是安静地说了句：“不能再这样打下去了，我们必须改道。”
可他还能说得上话吗？那时他还没被正式“请回来”，机会在哪？转机在哪？还要看下一步走向。
三、通道会议开口，遵义会议定音，毛泽东赢得是信任
湘江战役后，红军士气几近崩溃。此时部队行至湖南通道县，三人团终于意识到——再走广西，等着的是全军覆没。
毛泽东趁机再次提出：“改道贵州！”敌人在广西设重兵，而贵州守军是王家烈的地方部队，战斗力远不如中央军，是突破口。
这一次，周恩来不再坚持李德，支持了毛泽东。博古虽犹豫，也勉强同意。通道会议作出关键决策：红军调头西进，进入贵州。
事实证明，这一步走对了。
接下来，毛泽东继续在黎平、猴场两次会议中提出战术建议，被不断采纳。他主张的“避强打弱、迂回穿插”，迅速帮助红军甩开追兵，打破包围。
1935年1月，红军进入遵义。遵义会议召开，毛泽东正式重回指挥核心。李德被边缘，博古让出领导地位。从这一天起，红军的命运迎来彻底转折。
毛泽东的重新崛起，不是偶然，更不是所谓“捡漏”。湘江战役的失败，让红军认识到：不能再听空谈纸上兵法，不能再走不问实际的路线。毛泽东的胜出，是军心所向，是实践证明的结果。
从此之后，红军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飞夺泸定桥、强渡大渡河……一连串奇迹般的胜利，都是建立在湘江那场“惨败之后的大醒悟”。
湘江是血的代价，是死人的警钟。
毛泽东不是被人扶上去的，而是从死人堆里，被人推上去的。
参考资料：
有关毛泽东与湘江战役关系的几个问题.《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