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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逝世。
一直在周总理身边工作的秘书，怀着无比沉重的心情去中南海的西花厅整理总理留下的遗物。
看着眼前熟悉的陈设，秘书不禁又流下了眼泪，这里再也没有总理的身影了。
工作人员在整理过程中惊讶地发现，在总理办公桌的抽屉里还有一份文件没有处理的文件。
周总理是出了名的工作狂，几乎所有的工作都亲力亲为，怎么可能会忘记处理？
秘书打开一看，竟然是毛主席亲自批准的一份委任状。
守望相助
想弄清楚这份文件的来龙去脉，还得从周总理的夫人邓颖超开始说起。
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爆发，爱国学生们聚集在一起，反对签订《凡尔赛和约》。
此时，邓颖超和周总理相遇了。第一次见面，两人对彼此也没有过多焦急。
四个月后，这些爱国学生又聚在一起，这次他们成立了觉悟社，邓颖超和周总理都是社团的主要负责人，所以日常的接触也就慢慢多了起来。
邓颖超后来在《从西花厅海棠花忆起》中提到，当时觉悟社的成员们都自发地约定，在“五四运动”期间不谈恋爱。
她还听说那时周恩来总理主张独身主义，邓颖超还觉得她们这群朋友可以帮助周恩来完成这个目标。
那时候的邓颖超还不知道，自己日后会和周恩来相伴一生。
1920年1月29日，周恩来和其他五千多名学生去公署集体请愿。
刚到门口，他们就被警察逮捕了。可是北洋政府却一再拖延，既不放人，也不审讯。
周总理和其他学生就这么不明不白地被关了起来，不过他却利用这个机会向其他被关押的难友宣扬马克思主义思想。
邓颖超知道这件事之后，立刻带着其他的同伴去公署，要求轮流坐牢。
经过了长达六个月的艰难斗争，周总理和这些无辜被捕的人才被释放。
经过这段时间的思考，周总理发现，想要闹革命，单纯地采用学生游行的方式是不会成功的。
他们应该向那些有着丰富成功革命经验国家取经，经过慎重的考虑之后，他决定去欧洲留学考察。
在留学期间，周总理和邓颖超也一直都有书信往来。
虽然此时他们二人之间隔着千山万水，但是却在通信中增加了对彼此的了解。
也是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俩建立了共同的革命目标。在一封封书信里，邓颖超和周总理聊国家大事，聊革命信念，聊事业发展。
1923年，邓颖超突然间收到了一封从法国邮来的明信片。
明信片上印有德国共产党人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的照片，背面是周总理写下的一行话：
“希望我们两个人将来，也像他们两个人一样，一同上断头台。”
邓颖超也对此作出了肯定的回应，于是她和周总理正式地建立了恋爱的关系。
和其他的情侣不同，邓颖超和周总理的信件中很难找到我爱你，你爱我之类的字眼。他们谈话的内容大部分都是革命思想和国家前途命运。
在漫长的岁月中，邓颖超和周总理之间的感情早就不是个人层面上的爱情，他们俩总是一起为了共同的革命理想奋斗，这也是他们之间相爱最可靠的根基。
他们彼此帮助，携手向前，从来都不计较个人的得失，从来都不在意个人的利益，也从来都不畏惧个人的牺牲。
1925年8月，周总理和邓颖超举行了简单的婚礼仪式。
因为当时时局动荡，也没有可以登记的地方，他们二人也没有找什么证婚人。周总理和邓颖超只是简单地摆了两桌酒席，婚礼相关则一切从简。
婚后周总理和邓颖超因工作需要，再次分离。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邓颖超和周总理不仅是夫妇，更是彼此亲密无间的战友。所以他们彼此都能够理解对方，也不会抱怨聚少离多的生活。
两人分离期间，他们也会给对方写信。不过周总理和邓颖超始终都坚持党的纪律和底线，从来都不在信中提机密问题。
南昌起义之前，周总理没有对邓颖超透露任何一个细节。一直到起义顺利结束之后，邓颖超才知道，原来周总理是参加起义了。
周总理和邓颖超生死与共，长征期间周总理患上疟疾，病程进展极快，病情十分凶险，可谓是九死一生。
总理一直高热不退，白细胞指数增高。经过诊断之后，医生认为是阿米巴肝脓疡，而且很有可能已经发展到了右肠窝内。
当时周总理已经到垂危的状态了，医生赶紧给他用了易米丁。
与此同时，还让其他的同志到山上去挖冰，在肝脏区域进行不间断的冰敷，这样也可以从一定程度上缓解炎症反应。
邓颖超一直陪在周总理的身边，悉心照顾。可是她自己的身体也不好，邓颖超从小就体质孱弱，之前还得过肺结核。长征时期条件艰苦，她还差点被马儿摔下来陷进沼泽里。
可即便自己也高烧不退，她还是把唯一一支退烧针让给了周总理。好在邓颖超和周总理最后都化险为夷，他们依靠自己顽强的意志力战胜了病魔！
廉洁奉公
大部队顺利抵达延安之后，邓颖超也没有考虑向组织提出休养身体的报告。她觉得自己没有那么娇气，还可以继续为人民服务，于是中央就开始考虑为邓颖超安排工作。
当时组阁的相关工作都是周总理负责的，可是他却对外宣称：
“只要我还是总理，邓颖超同志就不能在政府任职。”
周总理时刻注意自己的言行，邓颖超和周总理相濡以沫几十年，又怎么会不了解丈夫的良苦用心呢？
从1952年开始，政府决定改革薪资制度，按照24个行政等级进行划分。
当时妇联主席蔡畅是三级，而邓颖超作为副主席至少也应该在四级。可是邓颖超担心自己评级太高，于是便主动要求再降一级，只拿五级工资。
即便如此，周总理还是提出了意见，他和邓颖超商议能不能再降一级。因为邓颖超的体质比较虚弱，不能和其他工作人员一样正常上班，所以拿五级的工资相对来说就有点偏高。
邓颖超觉得周总理的话有道理，二话不说就点头答应了。
很多人都觉得邓颖超在这些事情上面“受委屈了”，她工作能力十分突出，工作态度兢兢业业，该做的事儿一件也没落下。
1925年至1933年期间，邓颖超曾经先后在天津，广东和上海等地区负责开展妇女工作。
而且在抗日战争期间，邓颖超领导川渝地区的妇女积极参与抗日工作。
她指导印发了大量推动妇女运动的文章，邓颖超始终强调妇女能够在抗日运动中发挥巨大的作用。
因为表现突出，所以在1946年的时候，邓颖超还被选为国际民主妇联的理事。
后来新中国成立之后，邓颖超为了更好地保障妇女儿童的权利参与起草了《婚姻法》。
这项工作十分繁复，邓颖超和其他的工作人员深入基层搜集了大量的资料，还参考了其他国家的相关法律。
邓颖超始终坚持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一次又一次地开会讨论。
她明确地指出问题，当下广大劳动人民是没有婚姻自由的。邓颖超的母亲杨振德，出生于一个没落的家族，家道中落后嫁给邓庭忠。
邓庭忠十分重男轻女，如果不是杨振德誓死保护女儿，刚刚满月的邓颖超就要被送人。
后来邓忠庭去世后，邓颖超和母亲相依为命，受了不少白眼，吃了很多苦。
童年的经历，让邓颖超坚定了革命的信念，她一辈子都在为推动女权事业奋斗，邓颖超是当之无愧的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
坚持底线
1959年10月1日，天安门举行盛大的阅兵仪式。
能够上城楼参观的领导人名单是由周总理亲自审核的，邓颖超名列其中，不过他却划掉了邓颖超的名字。
在周总理看来，名额有限，这样宝贵的机会应该给更多有贡献的人。
周总理一直都是我国非常杰出的外交家，每年都有很多去国外外事访问的活动，也需要接待很多外国的领导人。
按理来说，邓颖超在某些场合也是需要出席陪同的，可是她一次也没有跟总理一起出过国。
有一次周总理去参加日内瓦会议的时候，邓颖超把家里盛开的海棠花夹在书信里寄给了他。
周总理平时要处理大量的工作，但他也会抽时间散步，有时候不知不觉就走到了海棠树旁。
欣赏完鲜艳无比的海棠花后，总理就又会坐到办公桌前投入工作。
邓颖超也一直记着周总理的这个小小的爱好，她灵光一现就把海棠花寄到了日内瓦，她希望这样能够让繁忙的周总理能够放松一下。
其实邓颖超寄过去的不仅仅是海棠花，还有自己克制的思念。
她何尝不想和自己的丈夫一起出席活动呢？
可惜除了这些私人感情，邓颖超更在乎的是集体的利益和发展，她和周总理一样，不愿意为了个人利益而违背原则。
周总理平日里十分简朴，邓颖超也严格要求自己。
她明确地规定自己的饮食不能太过铺张浪费，虽然邓颖超的身体需要食补调养，可是她却坚持原则。
中国还有很多人都吃不饱饭，在温饱线上垂死挣扎。
如果让她每天都享受大鱼大肉，可这些贫困的老百姓却连一碗粥都喝不上，那她又该怎么面对人民群众呢？
邓颖超穿过的衣服也总是补了又补，有时候连工作人员都看不下去了，她却笑着说补补还能再穿。
有时候因为工作需要，不得不置办一些新的衣服，邓颖超也会千叮咛万嘱咐，让工作人员不要用公家的钱，她早就已经把清廉二字刻在了心里。
在1974年召开的第四届人大人事安排会议上，有人提议重新安排邓颖超的职务，让她担任副委员长。
这个提议得到大家的一致同意，全票通过。
这么多年来，邓颖超的工作成就都被大家看在眼里，所以没有人对此提出异议。
于是大家把这份委任名单交给了毛主席和周总理。
毛主席觉得这样的安排很合理，还亲自发了一份手令，手令上赫然写着“同意”二字。
可是周总理的内心还是觉得不能安排邓颖超就任，重要的岗位应该留给更多年轻的后代，于是他把这份手令收在抽屉里。
因为周总理没有和其他人提到过这件事，所以大家也都一直不知道还有这份手令的存在。
周总理逝世之后，秘书在整理遗物的时候才发现了手令，邓颖超看到手令后也表示可以理解丈夫的想法。
他们俩风雨同舟，彼此相伴度过了这么多年，邓颖超怎么会不明白周总理的良苦用心呢？
结语
邓颖超和周总理之间的爱情是伟大而又永恒的，他们之间有共同的理想和目标，他们一起为实现革命理想奋斗。他们既是夫妻，同样也是战友，更是伴侣，这样的爱情令人动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