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特殊时期”落幕之际，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仍旧独霸乾坤，未见转变。此一局面，引致政府机构重叠设置，臃肿庞杂，人员杂乱无章，问题日渐凸显。
在1981年，国务院下辖部门数量惊人，超过百个，其中副总理职位竟高达13位。机构之庞大，使得职责界限模糊不清，相互推诿扯皮成为常态，工作效能自然难以提升。此种状况，亦是官僚主义滋生的土壤。
因此，要想根除官僚主义，提升工作效率，政府机构改革势在必行。对此，邓公具有深刻的洞察力。1982年1月13日，政治局会议上，邓公发表了重要演讲。
在演讲中，邓公痛斥当时政府机构之臃肿，并指出：“众多人员岗位不胜任，责任心缺失”、“不革新则无法获得民众支持”等问题。
于是，一场声势浩大的政府机构改革运动随之拉开帷幕。
实际上，对历史稍有了解的读者们莫不明白，当年政府机构之所以显得臃肿不堪，其成因是复杂多元的。不仅是因为先前提及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依旧未有转变，亦与那个时代的历史背景密切相关。
众所周知，自1976年10月起，对冤假错案的平反工作渐次展开，至1982年已获得相当显著的进展，众多资深同事及干部得以重返岗位，重拾工作职责。
然而，归根结底，“僧多粥少”的局面未曾改观，组织机构内部并无足够的领导职位供应，因此，只得借由增加副职等权宜之计来应对此一问题。
改革之后，国务院原本超过百个的部门被裁减、合并至61个，同时明确了各级部门的职数、年龄及文化结构等规定，总编制人数也由原先的五万余人缩减至三万人，部委级领导的平均年龄亦从64岁降至60岁。
值得一提的是，原先的13位副总理中，除去11位，仅留万里与姚依林二位。这两位资深同志，均为经济改革的骨干力量，他们的留任合乎情理。
1977年6月，万里调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便展现出非凡的胆识，大力倡导并推行肥西县“包产到户”与小岗村“包干到户”的改革举措，为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立下汗马功劳。
鉴于其卓越成就，万里在1980年2月至4月短短两月多时间内，便先后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成员、国务院副总理等重要职务。
姚依林同志，则自解放战争初期起便在经济部门担纲领导，建国后更是长期主持国务院财贸部门的领导工作，从贸易部副部长一职升至财贸党委副书记。
1979年7月，全国人大五届二次会议上，姚依林正式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主管经济事务。改革开放乃是中国经济发展、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而为了确保其稳健前行，必须依赖专业化的领导人才。
万里与姚依林二位老同志，均自革命战争时期起便投身于经济、改革的第一线，他们的保留，无疑是当时最为妥当的决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