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新世末期，一场宏大的地质变迁深刻改变了地球的面貌。印度次大陆与欧亚板块猛烈相撞，兴都库什山脉在这剧烈的地壳运动中逐渐隆起。这一碰撞，不仅铸就了雄伟的山脉，更将印度次大陆与欧亚文明紧密相连，为后续的历史演进埋下伏笔。公元前 1500 年，雅利安人穿过兴都库什山脉的山口，如潮水般涌入南亚次大陆。他们在此设立了影响深远的种姓制度，高大白皙的雅利安人成为高种姓，而矮小黑瘦的印度本土达罗毗荼人沦为低种姓，那些不认同这套体系的异见者，则被打入贱民的行列。
种姓制度将下位者的服从奉为美德，把抗争视作罪恶。此后，马其顿、莫卧儿等帝国接连从兴都库什山脉山口南下，每过几百年，当地便陷入征服与杀戮的腥风血雨。然而，新的统治者不但未摧毁种姓制度，反而使其愈发稳固。在历史的一次次动荡与毁灭中，这套奴役思想深深扎根于印度的社会内核。1947 年，印度迎来独立的曙光，英国人强加的枷锁被历史洪流冲垮。印度宪法正式宣布废除种姓制度，赋予每个印度人平等权利。但观念的变革远非一蹴而就，种姓制度并未就此消失，反而与印度官僚体系奇妙融合，深刻影响着整个行政系统，塑造出印度独特的治理格局。
公务员系统：种姓新秩序的滋生地
在印度独立后的一个普通下午，年轻的戈文德贾斯瓦尔，这位人力车夫的儿子，受邀前往富商朋友家中玩耍。孩童间纯粹的友谊，本有着超越阶级的力量。然而，当富商父亲归来，这和谐的一幕被彻底打破。这位精明的商人一眼便看穿了戈文德贾斯瓦尔的贫困，随后询问其种姓。得知答案后，富商父亲勃然大怒，严厉告诫儿子，不许再让这个低种姓的孩子踏入家门。这一天，戈文德贾斯瓦尔的童年戛然而止，成人世界的残酷如冰冷潮水，将他彻底淹没。
此后，戈文德贾斯瓦尔一心寻求改变命运的途径。直到一位老者告诉他，在印度这个嫌贫爱富的社会，若不能改变自身与家庭，将一生遭人嫌弃。而参加 IAS 考试，成为全印公务员，是获得他人尊重的关键之路。2006 年，戈文德贾斯瓦尔成功通过 IAS 考试。不了解印度公务员制度，便难以体会这背后的励志程度。IAS 考试，即全印公务员制度考试，堪称全球最难的国考。每年仅招募 700 人，却有多达 100 万名考生参与激烈角逐。印度县以上的领导岗位，几乎全由 IAS 公务员担任，一旦考上，起步便是地区专员（相当于我国副处级），退休时至少能达联合秘书（相当于我国正厅级）。印度政府 2022 年数据显示，全印范围内的 IAS 公务员仅有 6785 人。如今，戈文德贾斯瓦尔已担任印度教育部高等教育厅联合秘书，成为正厅级干部。
IAS 公务员制度起点之高、晋升之快，在全球文官系统中独一无二。一旦考上，宛如开启爽文小说般的逆袭人生。在印度，乡长、局长、科长等职位的官员，在 IAS 胜选者面前都得恭敬有加。正常国家的行政系统多遵循自下而上逐级提拔的规则，而印度却出现 IAS 这种一步登天的考试程序，其根源与大英帝国的 ICS 帝国公务员制度紧密相关。ICS 是英国为控制殖民地，选拔高级文官的考试培训程序，其核心并非单纯招募公务员，而是挑选能为其统治服务的 “代理人”。
1863 年，英国允许印度人参加 ICS 公务员考试，萨廷德拉纳特・泰戈尔成为首位被录取的印度人，他正是著名诗人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的叔叔。从此，这门考试便带上了种姓色彩。虽 ICS 公务员考试未对候选人种姓设限，但参与考试者大多是家底丰厚的高种姓商人或地主豪强，只因考试地点在伦敦，普通民众根本无力前往。即便如今，印度 IAS 公务员考试在全印设有考点，可考上者仍多为家境优越之人。考试培训、教材购买费用不菲，一些考生甚至需脱产备考长达十年，普通家庭难以承受。像戈文德贾斯瓦尔，其父亲拥有 20 多台人力车，为支持他考试，变卖了一半家产。
那么，通过 IAS 考试的低种姓者会被高种姓歧视吗？答案是否定的。在印度，姓氏常与职业挂钩，人们能借此推断对方种姓。而通过 IAS 公务员考试的候选人，会在姓前加上 IAS 三个字母，标志着他们进入了一个新的种姓阶层。换言之，他们不再是贱民、吠舍或首陀罗，而是成为了 “IAS”。印度公务员考试并未改变种姓制度，反而催生了新种姓。一些低种姓学生通过考试逆天改命，不仅能迎娶高种姓女子，还能收获巨额嫁妆。2023 年统计显示，IAS 公务员结婚平均能收到女方 1100 万卢比（约合人民币 100 万）嫁妆，最高者甚至收了一亿卢比（约合人民币 800 多万）。这正是印度种姓制度的 “灵活” 之处，它总能将新的统治者纳入其中，使其成为系统的最大受益者。从法律层面看，印度已废除种姓制度，但当众多印度公务员将 IAS 置于姓名前时，高种姓富商见此也会恭敬合十，表达敬意。这表明种姓已深深嵌入印度社会的骨髓，这些手握权力的统治阶层，成为种姓制度的坚定支持者，维持着这套体系的运转。
这种种姓观念也渗透到印度公务员系统的细微之处。2009 年，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考希克・巴苏应印度总理辛格邀请，加入印度政府担任首席经济学家。在财政部工作时，他发现所在楼层有一间厕所仅供三位大臣（财务大臣、税收大臣和支出大臣）使用。经过多次沟通与斗争，大家才承认首席经济学家与三位大臣地位平等。次日，工作人员在厕所增加了一条绣有首席经济学家字样的擦手巾，与另外三条绣着大臣字样的毛巾摆在一起。这一细节，生动展现了印度这个 “世界最大民主国家” 背后难以逾越的等级枷锁，印度宪法中关于人格平等的规定，在此显得无比苍白。殖民程序与印度本土糟粕文化相互交织，程序改变了文化，文化又侵染了程序，共同塑造了印度独特的公务员系统种姓生态。
官僚集权化：政客与公务员的权力博弈
在印度，公务员通过考试选拔，而政客，如总理、部长、邦长等职位，则由人民选举产生。许多政客当选前从未涉足行政工作，当选后只能依赖种姓化的公务员系统推进事务。尽管印度公务员系统存在种姓问题，但严格的筛选程序确保了通过者具备较强专业性和高智商。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印度国内行政系统由公务员系统主导。
1967 年，印度商务部部长迪内什・辛格宣布新的进出口政策后召开记者会。一位记者询问新政策对印度的影响，迪内什・辛格正要开口，商务部首席秘书 KB Lal（IAS 公务员）却直接夺过话筒，直言这个问题对部长来说过于复杂，由他来解答。这并非 KB Lal 自负，而是许多印度政客确实缺乏实际理政能力。公务员长期任职行政系统，熟悉业务并着眼未来规划；而政客任期有限，且很多人此前毫无行政经验。
70 年代末，印度人民党政府首次执政北方邦时，多数厅长缺乏执政经验。一位新上任的行政厅长热衷市政改革，要求公务员系统提交建议书。负责的部门秘书精心准备了长达十页的说明，阐述背景、分析方案利弊并列出行动要点，呈交厅长批准。三小时后，文件被退回，厅长仅用印地语含糊写道：“我不同意。” 部门秘书抗议，厅长惊讶之余，划掉 “不” 字改为 “同意”，要求按此执行，这让部门秘书瞠目结舌。当晚，部门秘书便请求调换部门，无法忍受与如此 “糊涂” 的领导共事。此类事件在印度屡见不鲜，印度联邦政府前首席秘书 T.S.R.Subramanian 就表示，自 1962 年通过 IAS 考试后的漫长职业生涯中，见识过众多类似水平的官员。
然而，在尼赫鲁等印度政治家的自传中，情况却截然不同。他们常抱怨印度公务员系统圈子文化盛行，政客对其缺乏了解，各部门公务员执行本部门任务高效，但跨部门协作时却拖沓推诿，政客意志难以贯彻，这被认为是印度发展缓慢的重要原因，公务员系统与政客相互制约，无法高效配合。
但上世纪 70 年代，情况发生了改变。尼赫鲁的女儿英迪拉・甘地当选印度总理，随后爆发的 1971 年第三次印巴战争中，她集中权力处理事务。战后，设立的总理办公室被保留并成为超级机构，类似清朝军机处，由专业人士组成，向各部门派遣人员监督总理决议执行情况。此后，印度地方纷纷效仿，设立邦首席部长办公室，权力逐渐集中到总理和首席部长手中，形成事实上的独裁治理模式。这一过程，也是印度政客驯服公务员系统的过程，行政系统主导权开始从公务员向政客转移。如今，印度总理办公室拥有推翻其他部门决议、口头指示所有人的权力，却常无书面文件佐证。印度公务员制度彻底沦为政客附庸，然而，这并未提升印度行政效率，反而使其更低。
选举困境：短视政治与腐败的温床
不少印度公务员退休后批判政客缺乏长远眼光，只关注选举。事实上，对于印度政客而言，选举不仅是生意，更是高风险投资。与家境优越、凭考试获取权力的公务员不同，印度政客的崛起之路布满荆棘。许多政客出身贫寒，通过为政党或大佬拉选票，走街串巷宣传推广，才逐步踏入政坛。这一过程常伴随着犯罪与屈辱，在印度文学作品中屡见不鲜。如《贫民窟的火》中，女性党派成员为竞选机会，眼睁睁看着女儿被杀害；《白老虎》里，农村售票员为从政成为大佬的娈童，表面受尊重，实则遭人嘲笑。
这些从底层摸爬滚打上来的政客，历经黑暗与艰辛，当他们登上村长、局长乃至县长之位后，很难指望他们会善待印度民众。为了继续向上攀爬，他们必须深度参与选举，而印度选举成本高昂。邦一级议会选举通常花费三四千万卢比（约合人民币 335 万），甚至高达八千万卢比（约合人民币 670 万），国会选举开销更是过亿（约合人民币 800 多万），这对印度而言是巨款。为获取竞选资金，政客往往背负巨大代价。他们可能多次竞选失败后才赢得选举，一旦获胜，便急于连本带利捞回成本，因为无法保证下一次仍能在位。这就导致印度政客不关注政策长期性和连续性，在他们眼中，任期内若推行长期举措，很可能为他人做嫁衣。所以，印度政治游戏呈现零和博弈态势，政客常做出看似短视的决策。
例如，印度政客可能在某些地区开工建设医院以获取支持，却不批复后续资金，防止医院完工成为下一届政府政绩。由于下次选举结果不确定，他们必须在本任期内尽可能多捞钱，用一个任期捞够三代人的财富。每次选举都重复这一过程，导致印度腐败现象极为严重且不可持续。在阿米尔汗的节目中，印度调查局官员讲述，去地方调查水坝建设，地方官员竟带他四次观看同一座大坝，声称建了四座。最终发现政府拨了四座大坝的款项，实际只修了一座。这种不计后果的腐败，已成为印度治理体系的顽疾，而根源正是印度选举制度本身。
选举迫使政客借钱参选，巨大财政压力下，他们只能选择捞钱回本，政治沦为生意甚至创业。当这类只重选举的政客主导公务员系统后，公务员发现部门成绩被政客据为己有以利竞选，出问题时政客却将责任推给公务员。久而久之，公务员选择躺平，进一步恶化了行政系统的运行状况。
组阁权：无原则政治与少数群体获利
上世纪 80 年代，印度一些当选议员频繁叛逃，导致各地政府难以稳定。1985 年，印度通过第 52 修正案，在宪法中加入第 10 条款，强制要求各党派议员遵守纪律，违反党派指示投票或退党视为叛逃，取消议员资格，政坛这才趋于稳定。但更大问题接踵而至，印度是议会内阁制国家，由议会多数党组成政府。然而，在实际选举中，印度多数邦议会选举里，第一大党往往难以获得 50% 以上多数党席位。因此，大党必须与小党联合才能组阁。
这导致政党为组阁毫无政治原则，共产党可与宗教党派结盟，左派能与右派合作。只要凑齐 50% 席位就开始组阁捞钱，选举承诺抛诸脑后。这种无原则政治和低俗动机，使选民对政治和治理失去兴趣，印度缺乏为政策投票的选民，因为大家深知选谁都一样。多数党组阁规则意味着，大党派为成功组阁，必须安抚小党派，防止其脱离导致政府垮台。这极大增强了小党派谈判能力，民主本应是多数人的胜利，却在这种操作下，让小党派利用杠杆获取更大政治回报，损害了多数人的利益。
印度贫民窟长期存在便是例证，贫民窟存在黑社会控制的票仓，黑社会掌控公共资源，胁迫居民为其支持的政党投票。这些黑社会政党即便席位很少，也能通过多数党组阁规则获取谈判筹码，要求执政党在政策上向其选民倾斜，提供福利和基础设施建设。在这种模式下，贫民窟与黑社会政党深度捆绑，居民因支持政党获得福利，政党靠选票获取政治权力，而黑社会政党为维护自身利益，不会让贫民窟消失。这也是印度国大党逐渐衰败的原因，代表城市中产阶级的国大党难以与这类黑社会政党竞争。莫迪领导的人民党能获胜，正是因其具备更强的 “威慑力”，如 2002 年古吉拉特邦骚乱中，莫迪支持者一周内杀伤 3000 多穆斯林却未受惩罚，这是一般黑社会难以企及的。
正义迟到：司法系统的困境与社会影响
面对印度行政系统的诸多问题，人们不禁要问，印度司法系统在做什么？事实上，印度司法系统弊病丛生，甚至比腐朽的治理体系更严重。截至 2024 年数据，印度全国有超 5000 万起案件悬而未决，照此速度，需 300 多年才能结案。印度约 77% 的囚犯在等待审判，远超全球 33% 的平均比例。在 1100 多万未决民事案件中，近四分之一已拖延至少五年，多涉及土地或财产纠纷。2023 年 1 月，加尔各答高等法院审结一桩银行清算案，历时长达 72 年，1952 年银行宣布破产，债权人与清算方纠纷不断，直至 2023 年才判决。同年 6 月，梅因普里村庄屠杀案凶手在历经 42 年审判后被判终身监禁，此时他已 90 多岁，一同犯罪的其他九名嫌疑人在漫长审判中相继离世，多数受害者也被漫长法律程序拖垮。
更多案件因时间过长无人问津，更糟糕的是，一些铁案因审判拖延，证人死亡、记忆模糊、证据丢失，最终嫌疑人被释放。在全球强奸率统计中，印度每 10 万人有 2.22 起强奸案件，远低于瑞典、美国、德国。但这并非印度对女性更安全，而是司法缓慢让女性对法律途径失去信心。长期审判过程中，受害者需反复回忆案件，生活备受困扰，部分受害者因不堪压力撤案，还有些根本不报案，导致印度男性有恃无恐，因为他们清楚法律很难制裁自己。
在印度司法实践中，拖延成为犯罪分子的 “武器”，他们有足够时间说服或推翻证人证言，团伙犯罪可篡改窃取证据，甚至部分证据因时间流逝和机构重组自动消失，民众渴望的正义也随之消逝。民众对正义的不信任，使得政客利用犯罪谋取利益。2004 年印度议会 540 多名当选议员中，近 1/4 有犯罪记录，到 2021 年，这一比例翻了一倍，近一半议员有犯罪记录，不乏绑架、强奸等重罪。选举中，一些议员甚至炫耀犯罪记录震慑对手。议员组阁后，因职位庇护，对他们的调查更加谨慎，大量受害者选择撤案以防报复。
为应对司法拖沓，一些有良知的印度警察采用 “假遭遇战” 惩罚犯罪。2019 年，一名 26 岁兽医在海德拉巴被轮奸杀害，案件引发民愤。四名犯罪嫌疑人被快速抓捕，特伦甘纳邦首席部长下令成立快速法庭，但即便如此仍需漫长时间审判。同年 12 月，嫌疑人在被押往犯罪现场途中，两名罪犯抢夺警员手枪，双方发生枪战，四人全部被击毙，这明显是法外处决。事件曝光后，涉事警察成为民众眼中的英雄，数万人上街声援。2022 年印度最高法院调查委员会报告认定这是法外处决，案件移交特伦甘纳邦高等法院，但至今无警察受到处罚。然而，这种 “假遭遇战” 更多时候被腐败警察用作处决社会正义人士的手段，行政系统点头，司法系统便有办法让正义之士 “消失”。印度司法系统不仅未能遏制腐败和犯罪，自身反而沦为犯罪的帮凶，彻底颠覆了司法程序的公正性。司法系统的拖沓源于行政体系的不作为，具备专业素养的公务员无权推动改革，有决策权的政客则不敢改革，印度官僚主义的顽疾在此暴露无遗，最终形成人民选择政客、政客控制公务员、公务员组成低效官僚体系、官僚体系伤害人民的恶性循环。
结尾：殖民遗产下的印度行政体系
印度行政系统，看似公平却充斥着种姓色彩的公务员体系，一群为选票不择手段的政客，以及普遍存在法外处决现象的司法系统，构成了这个 “全球最大民主国家” 行政系统的真实底色。印度行政系统问题丛生，根源在于其脱胎于英国殖民体系。这套体系本为奴役印度而设，从一开始，包括选拔考试在内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