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消息网4月8日报道 世界报业辛迪加网站4月4日刊发题为《特朗普的世界旧秩序》的文章，作者是土耳其前总理艾哈迈德·达武特奥卢。内容编译如下：
在唐纳德·特朗普的第一个任期之初，我曾指出这将是个不同寻常的美国总统任期。国际秩序原本已经受到根本性弱点和有关其核心价值观与制度的争议的困扰，现在更是面临翻天覆地的变化。
随着特朗普第二个任期开始出现更大混乱，曾经看似孤立的冲击演变为一场全面的“系统性地震”。特朗普的煽动性言论、时常错乱的行政命令和对加沙、乌克兰战争的专横态度，动摇了多边体系的基础，而这个体系是历经四个世纪的战争和苦难——可以追溯到《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建立起来的。
在21世纪搬出“19世纪世界观”
特朗普在过去两个月的行动和声明表明，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极度不确定的时代，危机随时可能爆发和升级。现在似乎盛行一条原则：强权即公理。毕竟，国际法的核心是“条约必须遵守”的原则。然而，在重返白宫的几周内，特朗普违反、废除或者退出了包括他本人政府在内的前几届美国政府达成的许多协议和承诺。
特朗普的更广泛外交政策目标似乎是摧毁80年前由二战可怖经历伤害的一代人建立的全球秩序，并迎来一个新殖民主义竞争的时代。他威胁要“以某种方式”吞并格陵兰岛，收回对巴拿马运河的控制权，把加拿大变成美国的第51个州，以及他把加沙人说成好像只不过是房地产交易的障碍，这些都是其新帝国主义世界观的鲜明写照。
尽管联合国安理会属于寡头政治结构，但它——由五个常任理事国主导，由美国领导——阻碍了特朗普寻求全球主导地位。因此，他选择绕开安理会，转而支持以美国和俄罗斯为中心的两国伙伴关系，与冷战时期的美苏双边主义遥相呼应。他还公开藐视安理会决议和一系列国际公约。
特朗普的“美国优先”议程与二战后为防止法西斯主义死灰复燃而制定的《世界人权宣言》所依据的“人类优先”原则形成鲜明对比。该宣言和随后成立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体现了将人类尊严置于地缘政治之上的国际秩序精神。
通过摒弃这一创始理想，特朗普有可能把安理会变成暴力工具。如果其余四个常任理事国采取类似的民族主义姿态，结局将是一场危险的主导地位之争。
同样，特朗普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卫生组织等联合国重要机构，此举正在侵蚀国际秩序的基础。他的破坏性做法不仅损害联合国体系，也损害长期以来支撑全球稳定的“美国治下的和平”。
与之前的帝国体系不同，战后美国领导的秩序建立在三大支柱之上：美国主导的多边机构、围绕北约等联盟建立的全球安全架构、基于自由贸易和美元作为世界主要储备货币地位的经济秩序。
相比之下，特朗普对21世纪美国治下的和平的愿景是一种不受约束、技术驱动的极权主义。特朗普的霸凌策略（比如他一再试图羞辱乌克兰总统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是其更广泛努力的一部分，目的是震惊和恐吓全球领导人，让他们接受其来自19世纪的世界观。
“无耻言论包裹的新殖民秩序”
这种转变并非凭空而来。美国领导的秩序多年来一直在瓦解。自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外交政策的特点是战略不连续性，每届政府都采取截然不同的方针原则。乔治·H·W·布什呼吁建立“新世界秩序”，紧随其后的是比尔·克林顿的人道主义干预。2001年9月11日的恐怖袭击事件助长了乔治·W·布什入侵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新保守主义思想。贝拉克·奥巴马的多边但往往被动的外交，引发了特朗普第一个任期内的反动反应，正如乔·拜登前后不一且基本上无效的外交政策（尤其是在加沙问题上）为特朗普的回归铺平了道路。
现在，随着特朗普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大胆，我们正在目睹美国战略不连续性的后果：一种由基督教民族主义驱动、先进技术赋能、非理性冲动维持、无耻言论包裹的新殖民秩序。
2002年春天，我在普林斯顿大学的一次演讲中提到，极端民族主义在“9·11”事件后的美国激增，并警告说，美国不需要一个通过军事力量寻求主导地位的凯撒式领导人，相反它需要一个马可·奥勒留式领导人，即一位能够以智慧、克制和尊重国际法的方式领导复杂全球秩序的哲学家兼政治家。
我一度以为奥巴马可以成为这样一位领导人。当他在2009年上任并选择土耳其作为其第一个出访目的地（然后是伊拉克、沙特阿拉伯和埃及）时，我看到了一种真正的希望。唉，我错了。但我本人在担任外长和后来担任土耳其总理期间的经历使我更加相信，有可能以符合所有国家而不光是大国利益的方式达成外交与武力之间的平衡。（编译/葛雪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