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当我们谈论宋朝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有人赞叹“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也有人感慨风雨飘摇、“积贫积弱”；有人梦回“造极于赵宋”的黄金时代，也有人念着“靖康耻，犹未雪”痛心疾首。繁荣社会是如何成就起来的？为什么繁荣那么容易被毁掉？
《逝去的盛景》作者陈季冰接受了《现代金融导刊》“读书”栏目专访，和大家一起谈谈“宋朝热”背后的“冷思考”。
《逝去的盛景：宋朝商业文明的兴盛与落幕》
陈季冰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新民说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陈季冰，专栏作家，资深财经评论员。曾任《文汇报》财经新闻主编、《东方早报》副总编辑。长期从事经济新闻报道与时政财经评论，是国内多家知名媒体的特约评论员和专栏作家。著有《下一站：中国》《逝去的盛景：宋朝商业文明的兴盛与落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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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华与贫弱的悖论
记者：陈老师好，您在新近出版的专著《逝去的盛景：宋朝商业文明的兴盛与落幕》中认为，宋代的工商业水平不仅超越了它之前的朝代，也超越它之后的所有王朝。那么，宋代的工商业究竟繁荣到了怎样的程度？您能否用几个典型的指标为我们说明一下？
陈季冰：在王朝时代，宋代工商业的繁荣程度确实是空前绝后的。虽然古代没有像现在这样统计完备的经济数据，但我们还是可以从只鳞片甲的史料中得到一些具有风向标意义的数据或指标。
第一个数据是宋朝的城市化率。拥有足够多的城市人口是工商业繁荣的一个最基本的条件，只有产生了大量的城市和城镇，才有可能造就工商业的繁荣。因此，要讨论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和经济发展水平，城市化率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衡量指标。
那么，宋代的城市化率水平怎么样呢？据我粗略估算，宋代城市化率在北宋末年达到了最高水平，约为20%~25%，此后的南宋也基本保持了这一水平。有学者基于社会学的方法，通过田野调查等方式对南宋环太湖流域的城镇化水平做过一些研究，表明此区域生活在城市和市镇的市民人口占南宋总人口的比例超过25%。我认为这是相对来说最能够说明宋朝工商业文明的一项指标。
只有通过纵向比较，我们才能真正感知这个数据的意义。要知道，到鸦片战争时期，中国的城市化率才仅有7%，只有宋朝城市化率最高水平的1/3。中国的城市化率重新回到20%以上，差不多要一直等到20世纪80年代初才实现。
另外一项具有典型意义的指标是宋朝的税收结构。考察某时某地经济繁荣的程度，现代经济学首先要看的，就是这个地方的GDP水平。尽管古代缺乏这方面的统计，致使我们难以直观考察其经济水平，但是我们从国家当时的税收结构也可窥一斑而知全豹。
众所周知，现代国家税收结构的一个鲜明特征，就是农业税的比重下降、工商业税的比重上升。我们从宋代的税收结构数据中也可以看到这样一条类似的曲线——从宋朝建立到灭亡，国家从工商业获得的税收持续增长，而从农业获得的税收持续下降。从时间线来看，大约在宋真宗时代，农业税约占其税收收入的50%，还是各项税收中占比最高的；到了北宋中后期，工商业税的占比已经超过了农业税；到南宋末年，农业税占比已经微乎其微，大约只占到了国家税收的8%。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农业税占比才重新降至南宋末年水平，这中间足足隔了700多年。
第三组数据是宋朝税收的货币化水平。不同于现代国家以货币形式缴纳税收，在中国王朝时代不仅可以缴纳实物税收，而且国家也鼓励缴纳实物税收。而北宋中后期以后，一个鲜明的变化就是实物税收在国家税收中的比例极低。从北宋末年直至南宋灭亡，国家税收基本维持在8000万缗的水平。以购买力平价来计算，明朝税收的中位数大约只有宋朝的40%，尽管无论国土面积还是人口数量，明朝都远大于宋朝。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明朝税收中的3/4都是以实物形式缴纳的，而宋朝的8000万缗税收基本没有实物税收，大多都是以货币形式缴纳的。这也充分说明，宋人是多么深入地卷入了市场交易的潮流中！
记者：那么您认为是什么造就了宋朝在王朝时代这种空前绝后的繁荣呢？
陈季冰：“钱”是解读宋朝富盛密码的一把钥匙。宋朝政府对金钱的欲望比其他朝代要强烈得多，这与宋朝的国情有关。宋朝看起来似乎是一个大一统的王朝，实际上更像是一个分裂的时代。“靖康之难”后，南宋只占据半壁江山，自不必说；即使是北宋，北境有辽国对峙，西北又有西夏虎视眈眈。不论是与之前的汉唐，还是与之后的明清相比，宋代中国都承受着严酷得多的竞争压力与更为严重的军事威胁。
且如钱穆先生所讲，宋朝是一个不设防的国家。不论是北宋还是南宋，其都城都没有那种可以对外敌构成有效防御的天险或工事，这使得宋朝不得不长期供养一支高达100万人以上的军队，南宋孝宗隆兴北伐之前短暂地达到过200万人，正常情况下也经常维持在140万人左右。要知道，美国当今的军队规模也不过如此。如此庞大的军队规模，对于一个像宋朝那样的前现代国家来说，无疑是一个沉重的财政负担。据统计，宋朝用于养兵的费用，非战时占到了国家收入的4/5，战时更是高达5/6。
正因如此，宋朝对于金钱、财富的渴望远远高于其他朝代，为了维持冗兵冗官的体制，宋朝统治者的首要目的就是增加财政收入——搞钱。
那么钱从哪里来呢？在人类的经济活动中，同样的社会资源投入对应的产出效益是不同的，比如制造业、工业等部门的产品附加值往往高于农业，因为这其中包含了更多的附加因素。我们今天讲的产业升级就是这个道理。所谓的产业升级，就是在产业中注入更多的人类智力，使生产要素从产出效益低的部门流向产出效益高的部门。宋人未必明白这个道理，但事实教育了他们，如果把生产要素（劳动力、土地等）都束缚在农业生产上，就意味着国家收不到更多的税，就无法负担巨额的军费开支，所以宋代不得不发展产出效益更高的工商业。
经济繁荣取决于市场自由，即各类生产要素能够自由流动。而在人类历史上，一个市场体系从萌芽、发育到成长、扩展的每一个环节，都极容易为政治暴力阻挡与扼杀。宋代统治者汲汲于扩大财源，对于社会上的新事物、新形势、新变化，没有像其他大多数朝代那样急着去压制，但凡有利于增加政府收入的，他们多乐于大开便利之门，这也在客观上为民间创新活动和工商业发展提供了空间与机会。也正是得益于有宋一代政府总体上顺应发展的政策和实际作为，大量技术发明在宋代得到了大规模应用，同时社会分工不断细化，社会合作持续加深，这又进一步衍生出更多新兴的产业，催生出更多新的市场和机会，也因此造就了宋朝的繁荣。
记者：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中痛感宋代“对内积贫难疗”“对外积弱不振”。为何宋朝积累了如此巨大的财富，却还是没能造就一个令人满意的“治世”，反而在后人眼中落下了一个“积贫积弱”的形象？
陈季冰：我对“积弱”的说法是基本同意的，宋朝不像汉唐时代那么善战，始终被北方游牧政权压得喘不过气来，长期处于被动防御状态。
“积贫”我觉得要分两方面来看，从宏观上来看，宋朝社会不仅不贫，而且是中国古代最繁荣富裕的时代。但是，也不能说宋朝“积贫”的说法是完全错误的。有宋319年间，朝廷无时无刻不深陷迫在眉睫的财政困境中左支右绌、捉襟见肘。从税收的角度来看，尽管宋朝政府征收到了我国所有王朝中最高的税赋，却恰恰也是最缺钱的。从宋仁宗开始，他之后的每一代政府都有巨大的财政赤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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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与集权的共生
记者：费孝通之后，在对传统中国社会的定性中，乡土社会及其内含的“静态、闭塞的熟人社会”已经成了一个深入人心的概念。但看您写的宋史，反倒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流动中的宋朝社会。您认为导致宋朝社会流动性的力量来自哪里？又该怎么看待费孝通关于传统中国社会是乡土社会的观点？
陈季冰：宋代与中国历史上所有朝代的最大不同之处就在于，宋代社会是一场流动的宴席：人、商品、货币、土地、空间、身份、阶层、产业层级，无不处在流动之中。“富不过三代”这句俗语，就是从宋朝开始流行起来的。
宋代社会的这种流动性，使土地、人力、资本等要素大量流向城市中经济效益更高的新兴产业，这也是宋代工商贸易繁荣的主要引擎。而宋朝工商业的繁荣又模糊了人们之间高低贵贱的等级界限，在一定程度上，也改写了社会的权力结构和思想观念。
这方面的例子有很多。我们在一些宋代为背景的影视剧中可能经常听到“樊楼”的名字。樊楼指的就是宋代东京城里的一家老字号酒楼，也是当时城里的第一高楼。我们知道，在中国古代的都城里，最高的屋顶只能属于皇宫，而唯独在宋朝，它可以建得比皇宫还高。宋朝商人在政治上、在社会中的地位也得到了提高。宋代商人子弟不仅可以参加科举，而且还有商人子弟高中状元进朝为官，官至宰执高位，商人的子女与宗室、皇室联姻的例子也比比皆是。
在社会习俗与观念方面，中国古代向来讲求叶落归根、安土重迁，而唯独宋朝在这方面也有变化。我们看到很多宋人，特别是那些名人的墓地都不在其家乡，比如合肥人包拯、苏州人范仲淹、吉州人欧阳修、眉山人苏轼兄弟的墓都在汴京（今河南一带）周边；江西人王安石的墓地也不在故乡抚州临川，而在其晚年隐居之地金陵。这种迥异于其他朝代的现象，也是对流动性日益增强的社会趋势的适应。
但不容否认，费孝通乡土社会的观点依然是成立的。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认为2000多年的中国古代王朝都是宗法社会，是静态的乡土社会，如毛主席说的“百代犹行秦法政”。尽管宋朝社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呈现出很强的流动性特征，也一度有望打破自秦以来的静态的乡土社会状态，但因为种种原因未能实现，随着宋朝的灭亡，中国王朝社会又回到了原来的轨道上。
当然回到原来的轨道并不意味着与之前一模一样。实际上，明清两代的乡土社会和汉唐时代有极大不同。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论”认为，大约唐宋之际，中国社会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中央集权的极大强化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性的政治现象。隋唐以前的社会更像西欧的封建社会，皇权只能实现有限的控制，其下的贵族阶层力量依旧不容小觑。“旧时王谢堂前燕”讲的就是虽然改朝换代，但却不会动摇贵族阶层的地位。而宋代以后，这种格局被打破了，中央集权得到强化，王公贵族的权力受到削弱。这种格局一方面为普通寒门子弟打通了阶层上升的通道，但另一方面，中央集权下这种扁平式的权力结构也在一定程度上压缩了社会的自由空间。
需要指出的是，宋朝的皇权虽然得到了极大强化，但是横向也通过官制等机制形成了一定的权力制约，即使是宋朝皇帝，也很难在一些事情上一锤定音。但是到了明清，这些横向的分权却没能保留下来。任何制度的演变都体现出正反两面性，世界历史演进亦然。
记者：如何看待宋代出现的这种变化，学界似乎也存在不少争议。一种观点将宋朝视为“拂晓”“前夜”以及“近世的开端”（内藤湖南、宫崎市定等），也有人认为宋朝那些看上去像现代的东西，其实是似是而非的（刘子健、赵冬梅等）。宋朝工商业的发展和民间社会的兴起，除了从中看到政府的“税收潜力”，是否也有其“社会变革的潜力”？如果不遭遇北方游牧民族的打断，您认为宋朝会在其内生动力的推动下走向现代文明吗？
陈季冰：尽管宋代社会零星闪现了现代性的火花，但是最终仍没能演进成一个现代社会。今人一谈社会演进，首先想到的就是政治层面，往往更强调宪政、司法、选举等政治层面的演进，而忽视社会中种种配套机制的演进。但我认为整个社会是一个联系的整体，顾此失彼是很难真正认识现代性的。一个社会要想走向现代文明，需要系统性、整体性的制度支持。比如从宋代纸币交子的诞生和湮灭中，我们可以得到这样一个启示，宋代遥遥领先的纸币体系因得不到经济贸易和社会生活层面的其他制度支持而独木难支。
我在书中提到宋朝的灭亡不是因为社会流动大，也不是因为人们“谋利不取义”，更不是因为宋代鼓励海外贸易，而是因为宋朝没能把强大的经济能力转化为国家能力、军事能力，没有能够抵御住外敌的入侵。纵观中国历史，从秦朝建立到清朝灭亡，真正完全亡于外患的朝代只有宋朝，宋以外的其他朝代，几乎都是直接或者间接亡于内乱。由此可见，宋朝至少其内部是比较稳定的。不得不承认，一个国家即使治理得再好，也有可能因为一些客观条件（如国家大小等）被其他国家或政权打败。
假设宋朝的社会演进没有被北方游牧民族打断，假如宋朝能够在残酷的军事竞争中生存下来，那么我想，中国社会的演进可能又是另一番景象。当然历史不能假设，我只是想强调，一个好的制度往往需要其他很多制度相互支撑，才能够生存下来，这其中涉及社会、经济、文化等方方面面的因素，当然，这其中也有很大的偶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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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与外的交叠
记者：宋朝是一个非常鼓励海外贸易的时代。您提到海外贸易使宋朝政府成了全世界发行货币的“中央银行”，甚至比今日美联储的渗透性更广更深，但也导致了宋朝严重的“钱荒”。那么为什么美元能够在今天的国际货币体系中获益，而宋钱却不行？美元是如何解决宋钱的问题的？
陈季冰：人类的货币发展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简单地说，货币发展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一是商品货币阶段，即货币本身是商品，货币本身具有价值，比如铜钱、官银等。另一种是信用货币，也就是法币，作为一种数据进入流通环节，产生它几乎不需要成本，它本身也没有价值，靠国家信用来担保。
宋钱是当时海外贸易中的通用货币，使得宋钱在当时仿佛拥有了“世界货币”的地位，似乎容易使人联想到今天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但是，二者不同之处在于，宋钱是商品货币，而美元是信用货币。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宋朝为了发行这些货币，所付出的成本是巨大的，很多时候花在铸钱上的成本甚至高过它所代表的币值。南宋铜钱制作成本最高时，发行一贯铜钱可能需要两倍多的成本，这是导致“钱荒”的根本原因。而美元作为法币不存在这种情况。另一方面，美元只是在国际贸易中作为国际货币，而非绝大多数国家的国内货币。而宋钱不同，宋钱不仅是当时国际贸易中的通用货币，而且还是当时日本、辽、金等很多国家或政权内部的流通货币，渗透力强于美元。
那么，为什么宋朝时其他国家对于宋钱的需求如此强烈呢？因为这些国家的铸币技术远远落后于宋朝，面临很高的铸币成本。宋钱成为国际货币并非依靠国家信用，而仅仅是辽、金等国因为铸钱成本高昂而采取的更加经济的方式。所以，宋钱不仅不能像美元一样从国际货币体系中受益，大量铜钱外流对于宋朝反而是一种巨大的损失，严重扰乱了宋朝国内货币体系的正常运转。
记者：如您所说的，在宋朝的海外贸易中，宋钱在很大程度上是被当作一种利润很高的商品，比如您谈到日本商人与宋朝海外贸易的目标就是获得宋钱。那么宋朝为何没有按照商品贸易的逻辑，采取诸如提高关税等贸易政策对宋钱外流进行有效监管和控制呢？另外，我们知道，纸币交子诞生于宋朝，为何宋朝不在与别国的海外贸易中使用纸币交易呢？
陈季冰：世界上第一张纸币交子虽然诞生于宋朝，但是，其地位与我们今天的法币有本质的区别。宋朝时，纸币在本国的交易、流通中尚不具有法币的广泛的认可度，更不用说被外国商人认可。交子、会子等纸币在宋代更像是代金券，尽管它们的发行规模很大。这从宋朝文献记载中对于钱的概念的指代中可以看出，宋朝的文献记载中提到“钱”这个字时，往往都是指铜钱，而非纸币。纸币在宋代的文献中被称作“楮”或“楮币”。其次，宋钱是当时海外商人在与宋朝的贸易中最想交易的商品，而非其他商品。当时的海外贸易是一种市场性质的交易，不可能强迫外国商人用纸币交易。另外你刚刚提到的关税，在宋朝的技术条件下，操作起来很难。尽管宋代设立了市舶司，不断想要提高对铜钱外流的控制能力，但囿于当时的技术手段，铜钱外流在当时依旧很难禁绝。
记者：学界普遍认为，宋朝发生了中国古代“第一次商业革命”，而“第二次商业革命”发生在明代，您觉得两次商业革命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关系？明清的海禁政策是否受到了宋朝的影响？明朝统治者是如何汲取和借鉴宋朝经验的？我们如何看待以史为鉴却反而遮蔽了历史的潜能？
陈季冰：是的，明朝以后开始实行海禁政策，很大程度上正是看到了海外贸易中的这些不利因素对宋朝经济和社会稳定造成的负面影响。当然，海禁政策最大的负面影响是，它阻碍了原本蒸蒸日上的中国中世晚期商品经济和市场体系的发育，最终关闭了中国通往下一个时代的大门。
宋朝的“第一次商业革命”仍是前现代性质的，其本质是中国内生性的、自主引领的一场经济科技革命，在当时是领先于世界的。而明清的“第二次商业革命”实际上是被动的，明清时期东南沿海专业性城镇繁荣的主要动力来自丝绸、茶叶等出口拉动，这种繁荣是顺应海外贸易的兴起而产生的。对此还有一个佐证，就是宋朝形成了一些人口规模巨大的超级大城市，形成了城市之间的网络体系。而反观明清，只在东南沿海一带形成了专业性的城镇，而且这些专业性的城镇多多少少都和海外贸易有密切关联，但是与我们本国的经济关联度很低。而宋朝的商业繁荣、城市网络形成席卷了全国，它带来的是国家自身的内在的变革。这是两次商业革命的一个很大的区别。相比宋朝，尽管明清经济体量更大，但是工商业在其国民经济中的占比仍然很低，从事工商业的人口占比、城市化率仍然很低，经济社会呈现了一种畸形的状态。这种畸形的经济繁荣不是国家内生的现代化需求。
明清出于对千余年小农模式传统的强大依赖，对唐宋变革的兴亡盛衰进行了错误的经验总结，类似于刚刚谈到的海禁政策，明清两代统治者重拾“重本抑末”“抑制兼并”等药方，使中国社会重回小农经济的“理想”轨道，导致了明清时期经济下行。宋代曾经有过的繁荣的商业与城市生活以及财富积累，投影到后世帝王心态中，成为了导致社会不稳定的反面教材。这种错误的“以史为鉴”的帝王心态羁绊住了历史从王朝时代跨入现代社会的脚步。
《现代金融导刊》记者 陈婧杰
原文发表于《现代金融导刊》2025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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