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理，溥仪家属说不敢拿主意。”1967年10月20日深夜，值班秘书轻叩西花厅的门。周恩来放下钢笔，揉着发涩的眼角：“告诉爱新觉罗家，照他们祖宗的规矩办。”这句话传到东城区东冠英胡同的小院时，溥仪遗孀李淑贤正对着丈夫的骨灰盒发怔——三天前还在菜场排队买冬储大白菜的人，转眼就成了“封建余孽”的话柄。
要说这末代皇帝的身后事，倒真应了老北京那句“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溥仪咽气当天，医院太平间的管理员就犯了难：这位爷的死亡证明怎么写？填“皇帝”肯定不行，写“普通公民”又怕家属闹意见。最后还是协和医院的老院长拍板：“就写'爱新觉罗·溥仪，退休职员'！”可谁也没想到，这张薄纸片竟在国务院办公厅转了三圈。
争议的焦点全在那口棺材上。爱新觉罗家族的老辈人坚持要用金丝楠木，说这是祖制。街道革委会的人叉着腰冷笑：“都新社会了，还想搞复辟？”两边在胡同里僵持不下，惊动了派出所。所长老张是打过辽沈战役的老兵，叼着烟斗直嘬牙花子：“要不，咱请示请示上面？”
周恩来接到报告时，案头正摊着溥仪的《我的前半生》手稿。这本由末代皇帝亲笔写就的忏悔录，原本计划作为国庆献礼出版，现在倒成了总理案头的参考资料。据说总理翻到“我这一生，当过三次皇帝，却从未真正掌握过自己命运”那段时，红蓝铅笔在页边画了道重重的线。
要说这葬礼风波，还得从溥仪特殊的身份说起。老北京有句俏皮话：“皇上家的金銮殿——看着威风，住着漏风。”溥仪这辈子，三岁登基，六岁退位，二十八岁当傀儡，五十三岁进战犯管理所，活脱脱一部中国近代史的活标本。他咽气那年，红卫兵正满街破四旧，可偏偏这“封建余孽”的骨灰往哪摆，成了个烫手山芋。
知情人都记得，1959年溥仪特赦回京那天，周总理特意嘱咐民政局：“给他安排个四合院，要朝阳的。”结果办事员在房管所翻了半天档案，最后给配了间前清太监住过的倒座房。溥仪倒不嫌弃，乐呵呵地跟邻居学点蜂窝煤，谁料想八年后这竟成了某些人攻击他“生活腐化”的罪证。
葬礼争议闹得最凶时，故宫角楼下的筒子河边，总有三五成群的遗老遗少蹲着抽烟。有个旗人后裔喝多了二锅头，扯着嗓子嚷：“当年皇上出殡，一百二十人抬棺！”这话传到公安部，值班干事气得摔了茶杯：“反了天了！”最后还是周总理的机要秘书带话：“要尊重历史，更要着眼团结。”
要说周总理的决断，那真是四两拨千斤。他让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的人带上溥仪弟弟溥杰，亲自去八宝山革命公墓选位置。看墓园的老头听说要给末代皇帝找地方，吓得直摆手：“这儿埋的可都是老革命！”结果转了三圈，在公墓东北角找了块背阴地。溥杰盯着松树下的空地看了半晌，突然蹲下抓了把土：“这土质，倒是合葬经里的'青龙位'。”
下葬那天飘着细雨，二十来个亲属踩着泥泞送行。没有哀乐，没有花圈，只有民政局配发的黑纱在冷风里打转。有意思的是，抬骨灰盒的俩小伙，一个是溥仪在植物园当园丁时的徒弟，另一个是战犯管理所的管教干部。两人走到墓穴前，不约而同地整了整衣领，动作整齐得像受过训练。
这事过去小半年，文物局的人清理恭王府库房，在樟木箱底翻出本前清《凶礼则例》。翻开泛黄的纸页，宣统三年的丧仪规制写得明明白白：皇帝大丧，京官素服二十七日，军民摘冠缨七日。保管员老吴摸着后脑勺直乐：“得亏总理英明，要不按这规矩来，咱都得戴孝帽上班！”
溥仪的骨灰在八宝山一躺就是二十八年。1995年清明，他的遗孀李淑贤捧着骨灰盒坐上了去河北的汽车。车过西陵时，老太太突然拍着车窗喊停。司机以为她要吐，却见她对着远处的光绪崇陵喃喃道：“这儿才是他该呆的地儿。”当天下午，清西陵工作人员接过包着黄绸的骨灰盒，发现盒盖上刻着两行小字：公民爱新觉罗·溥仪，生于光绪三十二年正月十四。
前些年有位故宫老专家喝高了透露，周总理当年批溥仪葬礼时，在文件空白处写了八个字：以史为鉴，不废人情。这页批示至今锁在档案馆的保险柜里，据说某次内部展陈时，有个年轻研究员盯着那行潇洒的行楷看了半晌，突然嘀咕：“这'人情'二字，笔锋怎么像是描过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