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11月，李宗仁向祖国捐了一批文物，据他自己说，这可是他花费11万美元买的，当文物运到北京后，周恩来立刻安排专家前去鉴定，结果却让人大吃一惊。
专家表示，这批文物大多都是假的，算起来，价值最多3000美元，这个数字与李宗仁说的相差悬殊，周恩来思考后，为了赞赏李宗仁的爱国之情，决定付给他3万美元，可是毛主席得知这件事后，却并不同意周恩来的想法。
新中国成立之初，由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仇视，外汇相当紧张，但毛主席可是一个雄才大略的人，他认为，外汇不管多少，但应该花在值得的地方。
当周恩来向毛主席汇报这件事，并说准备给李宗仁3万美元时，毛主席忽然哈哈大笑起来，周恩来有些不解，问道：“主席，有什么不对吗？”
毛主席意味深长道：“恩来呀，我们做统战工作要讲政策，他说是11万多，那就给他12万嘛，这叫“投石问路”嘛。”
“投石问路”一词出自古典名著《三侠五义》，本意为夜间潜入某处前，先将石子投出来，看看有没有反应，借以探测情况，到现代，则蕴含着“试探”的意思。
实际上，毛主席看透了李宗仁，李宗仁向祖国捐文物，不过也就是他的一番“试探”罢了。
1949年4月21日，人民解放军强渡长江，两天后，南京解放，民国“代总统”李宗仁不得不匆匆飞往桂林，过起了“逃亡”生涯。
随着解放军的步步逼近，李宗仁不得不又从桂林转往广州，后来又到重庆，昆明，最终赶往香港，并坐飞机离开了大陆，定居在了美国。
李宗仁大半生都在国内生活，来到美国，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生活上，都大有不便，他一心想要回国，但心里还存有种种顾虑。
此时李宗仁赖以起家的桂系军队，已经全部被解放军歼灭，他不敢回台湾，他怕成为张学良第二，直到1955年时，事情终于有了转机。
这一年，在万隆会议上，周恩来针对台湾问题，明确表示：“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和缓和台湾地区紧张局势问题。”
李宗仁看到周恩来的演讲后，大为激动，他认为周恩来为解决台湾问题提供了正确的途径，但凡是爱国人士，都应该竭诚拥护，并努力促成此事。
除此之外，在此之前发生的两件事，也让李宗仁备受震动。
第一件事发生在1951年，当时，曾任国民党行政院院长的翁文灏从法国回到了大陆，受到了中共热烈的欢迎，殊不知，1949年时，他在新华社提出的43位战犯名单中，排名12位。
第二件事，就是同为战犯，曾是国民党“五虎将”之一的卫立煌也从香港回到了大陆，并受到热烈的欢迎，李宗仁对此感触颇深，他在想，自己若是回大陆了，是不是也应该受到中共的欢迎呢？
为了进一步确定中共的态度，1955年，在“万隆会议”结束后，李宗仁发表了一篇《对台湾问题的建议》一文，他在文中态度大变，并提出美国第七舰队应该撤退，使得台湾问题，真正成为中国的内政问题。
李宗仁的思想变化，引起了周恩来的注意。
作为国民党曾经的“代总统”，虽然他与蒋介石不和，但在国民党及海内外华人中仍有一定的影响，如果能够促成李宗仁回国，也许会对中国的统一事业有帮助，所以，在报告毛主席得到同意后，周恩来着手便联系了一个叫程思远的人。
程思远是李宗仁的“智囊人物”，早在之前，李宗仁特地将程思远留在香港待命，而那个时候，程思远也已经想到，李宗仁将他留在香港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他成为一个“桥梁”
1956年，程思远秘密从香港北上，在北京，周恩来隆重的宴请了他，并且让他转告给李宗仁，说：“爱国不分前后，欢迎李宗仁在方便的时候回祖国看看，也欢迎国民党军政负责人来大陆探亲，访友，观光，我们保证他们的来去自由。”
程思远很快就将这个消息转告给了李宗仁。
李宗仁听后当然是高兴的，不久后，周恩来又放出了一个“重磅消息”，在1956年新中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周恩来再次公开表示：“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争取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湾，希望一切身在海外其他地方的国民党军政人员，为促进和平解放台湾而努力。”
对于周恩来的提议，李宗仁尤其激动，可是由于他身份太过于特殊，即便是回国，也应该从长计议，所以，到1959年时，李宗仁选择了“投石问路”
这一年，他将自己曾经花费11万多美元购买的字画，捐给了祖国，因此发生了文章开头的一幕。
毛主席知道李宗仁是“投石问路”，所以让周恩来柔和解决此事，周恩来让程思远转告李宗仁，说：“李宗仁所捐的字画，有些是真的，有些是赝品，但政府体念李先生的爱国热忱，将助他一笔旅欧费用。”
这旅费，正是那12万美元，李宗仁随即让夫人郭德洁前往香港领取这笔钱，拿到钱后，他高兴地说：“共产党不简单，是识货的。”
这个时候，李宗仁还在畅想自己在美国与中国之间能够做点事。
事实证明，李宗仁的做法，都是徒劳的，而且在此之间，他有一些幻想特别不合时宜，直到1965年，李宗仁终于同意了周恩来给他安排的秘密回国路线。
这一年6月，李宗仁带着夫人前往欧洲旅游，美国移民局以为这是真的，所以没有向美国联邦调查局汇报，到了欧洲，李宗仁夫妻在周恩来的安排下，先到瑞士，经雅典，贝鲁特到卡拉奇，再到巴基斯坦，然后直飞北京。
看似轻松的路线，其实凶险万分，因为怕有国民党特务破坏，所以周恩来苦心思虑每个环节，最终使得李宗仁安全的抵达北京。
1965年7月20日，李宗仁来到北京，他受到了周恩来，陈毅等人的热烈欢迎，一下飞机，李宗仁就发表了自己的声明：“期望追随我全国人民之后，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并欲对一切有关爱国反帝事业有所贡献……毅然回到祖国怀抱一致对外，为完成国家最后统一作出有用的贡献。”
后来毛主席也多次接见李宗仁，对他回国的做法，提出了表扬。
直到1969年1月，李宗仁因病去世，临终前，他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
信的内容是这样：“我在1965年毅然从海外回到祖国所走的这一条路是走对了，我们祖国的潜力是举世无匹的，我们祖国的前途是无限光明的，在这个伟大的时代，我深深地感到能成为中国人民的一分子是无比的光荣，在我快要离开人世的最后一刻，我还深以留在台湾和海外的国民党人和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的前途为念。他们目前只有一条路，就是同我一样回到祖国的怀抱。”
这封信，后来被周恩来称为了“历史文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