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4月1日下午4点40分，沈阳市某小区内，16岁的于行健从高处坠落。尽管被紧急送医，这个曾被称为“信息学奥赛天才”的少年，还是在3小时后永远离开了人世。
他的生命定格在16岁231天，留下的只有满墙的奖状、社交平台上温暖他人的文字，以及父亲那封字字泣血的告别信。
于行健的离去毫无征兆。就在半个月前，他还以620.8558分的成绩位列辽宁省信息学竞赛第十名，距离代表省队出征全国赛仅一步之遥。老师回忆：“他被保送是板上钉钉的事，平时待人温和，谁都没想到他会选择这样的方式。”
翻开于行健的履历，几乎是一部“别人家孩子”的标准模板：
2022年，初三即拿下辽宁省信息学奥赛季军；
2023年，以接近满分的成绩斩获全国青少年科技教育成果大赛金奖；
2024年，以省队选拔赛第三名的成绩入选辽宁代表队；
2025年，最后一次参赛却意外失利，排名跌至第十。
然而，这些光鲜背后藏着不为人知的裂痕。父亲在告别信中写道：“他从小就像灵童附体般聪慧，但越长大越像被魔丸缠身。”
这个“魔丸”，或许是父母对“神童”标签的执着——于行健并不爱学习，却为了满足父母的期待，强迫自己完成一场又一场竞赛。他的社交媒体动态里，常出现“累”“想休息”的字眼，但现实中，他仍在凌晨三点修改代码。
事件中最刺痛人心的，是于行健父亲公开的告别信。信中透露：
-儿子长期压抑天性，为父母做“不喜欢的事”；
-坠楼瞬间，于行健本能喊出“妈妈，我疼！救我！”；
-父亲直到悲剧发生才意识到：“我们给了他最好的资源，却从没问过他想要什么。”
这封信撕开了中国式家庭教育的典型矛盾：父母将孩子的优秀等同于自己的“教育成功”，却忽视其作为独立个体的情感需求。
于行健的案例更特殊——他已获得保送资格，本可卸下重担，但长期形成的“为他人而活”模式，让他失去了自我调节的能力。
于行健事件引发两大争议焦点：
竞赛机制的压力：信息学奥赛被称为“最卷赛道”，选手需常年保持高强度训练。辽宁省队教练透露：“省前十名的分差往往不到10分，一次失误就可能断送前程。”
心理健康教育的缺失：即便在东北育才这样的名校，心理咨询仍停留在“填表格、做问卷”阶段。该校学生透露：“心理老师更关注‘是否影响成绩’，而非真实情绪。”
更值得警惕的是，这类悲剧绝非个例。2023年河南宁陵县学生坠亡案中，死者同样留下“学习压力过大”的遗书；2024年湖南临武县寄宿学校坠楼事件里，校方第一时间隐瞒真相的行为，暴露出教育系统对心理危机的漠视。
于行健用生命敲响的警钟，需要多方共同回应：
家庭层面：停止将孩子视为“教育成果展示品”，尊重其独立人格；
学校层面：建立动态心理评估机制，尤其关注“优等生”群体的隐性压力；
社会层面：打破“唯竞赛论”升学路径，给多元化成长更多空间。
正如网友所言：“我们教会孩子如何赢，却忘了教他们如何面对输。”于行健的悲剧，不该只是又一篇“痛心报道”，而应成为改变教育生态的转折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