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德]康拉德·H.雅劳施 译者：刘志刚
远离民族主义
在围绕去纳粹化的争议背后，一项更艰巨的挑战是如何与激进的民族主义决裂。这是因为民族主义比纳粹主义更加深植于德国文化中。头脑清醒的观察家都明白，想要回归西方文明的价值观与常规，“民族思想”就必须经历根本的改变，只有这样才能一劳永逸地根治痼疾、克服德意志民族普遍的傲慢心态。政治记者道尔夫·斯滕贝尔格目睹爱国主义在纳粹霸权下被“严重扭曲”，不免痛心疾首。他反驳道：“祖国的观念只有在自发状态下才会形成。”“我看出来了，一个时代已经走到尽头。我生活多年的世界，赋予我人生意义的这个世界，似乎已经朽坏，”亚历山大·迪克事后这样回忆道，“那是一种很不安的感觉，我感到头晕目眩，六神无主，因为谁也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而且，需要接受失败的还不仅是普通人，知识分子同样必须面对。于是，问题也就来了：转型究竟是怎么发生的？其间什么东西遭到了压制？人们最后从中学到了什么？
1945年6月5日，同盟国夺取德国的主权，纳粹统治正式结束，这无疑是社会顺利恢复常态的前提。“在弗伦斯堡，政府里所有人都被剥夺了公职，海军上将弗雷德堡在一艘船上服毒自尽。”曾在 5月28日，一名汉堡女子也带来如此简短的消息：“邓尼茨［被］赶下台，关进了大牢。”盛极一时的德意志帝国竟落得这么个下场，这是谁都不可能忘记的。“往后这几天，我们的政府要跟各同盟国组成的委员会进行面谈。面谈的目的是要协调各区指挥官的行动。顺便说一句，这些指挥官对投降的老百姓［德国人］态度傲慢，完全不讲道理。”由此可见，大国之间的对抗已经初露端倪。美国报纸总让人感觉“美国逐渐为在政治上被苏联胜过而自惭形秽”。同盟国掌权后，德国发生了两大重要变化：一方面，它变成了国际政治的竞技场；另一方面，内部开始逐渐分裂，民族主义在政治舞台上销声匿迹，德国终于在政治上彻底瘫痪。
然而，相比于普鲁士解体等象征性动作，更关键的是要让占领军出现在公共空间，凸显德国的败落无能。满载着英美两国士兵的车队“浩浩荡荡，川流不息”。他们开着吉普和卡车，穿着干净的衣服，看上去营养良好。这让德国的幸存者都十分羡慕，而他们自己正在遭受“蹂躏”。街角张贴着双语公告，内容涉及宵禁指示、武器禁令和粮食控制。所有这些都在提醒人们，不仅纳粹元老已经倒台，就连仍然在职的行政人员也只能在占领军指定的范围内行动。此外，人们也很担心盟军会任意驻扎，因为这不但影响前纳粹分子，同时也让那些战乱的幸存者忧心忡忡。最后，还有在黑市牟取暴利和卖淫等类似问题。这些也都暴露了军事占领的丑恶面。有个叫汉斯·德里的演员曾经把德国国歌改了词，用来调侃这种任人宰割的心情：
从尼尔斯河到尼斯河，
从艾德河到因河，
整个是一大坨屎，
而我们就坐在屎堆上。
同盟国试图以“胡萝卜加大棒”的方式，在媒体、学校和文化领域内声讨民族主义，从而实现德国社会的转向。为终止专门从事造谣的纳粹宣传，占领国首先查禁了全部德国报纸、电台节目和电影。然后，为填补由此造成的信息空缺，杜绝流言四起的现象，各同盟国又尝试使用自己的新闻机构，包括使用由归国侨民制作的节目。在由苏联控制的柏林，《每日评论》 从1945年4月就开始公开发行。“我们面对的是对党的教条无休止的重复，以及对苏联制度拙劣的歌颂。”该报的一名员工这样抱怨道。7月中旬，英占区创办 《新莱茵报》，用于传达政府的各项政策，反映莱茵兰地区的“民意”。同年10月，美国资助的 《新报》 也随后面世。该报在制作上更为专业，旨在“以客观报道、对真相无条件的热爱和业界高标准”为变革后的新闻界树立一个榜样。至于德国出版商和新闻业者，则只有通过严密筛查、证明可靠以后，才允许发行自己的出版物。
改造工作的下一个目标对准了各中小学，希望至少让年轻一代戒除民族主义的毒瘾。为确保成功，首先必须肃清教师队伍，任命背景清白又有民主精神的教师担任校长。至于年轻人，他们曾经深受“希特勒青年团”口号的荼毒，战败后更是一蹶不振。所以，务必让他们摆脱种族主义和沙文主义的思维习惯，尽管这相当困难。另外，必须“暂停所有历史课程，因为历史课大纲需要重写，这一点学者们责无旁贷”。年轻人读过 《布痕瓦尔德地狱》 之类的文章，了解了集中营的真相；看过 《死亡工厂》 之类的电影，了解了集中营解放的情况。这些都带给他们极大的震撼。一名当年的学生回忆说：“我们也知道，假如帝国继续存在，我们这些持异见者是不会有好下场的。可是，另一方面，我们也不想一味谴责当初灌输给我们的一切。”事实证明，当老师困惑、挣扎的时候，他上的课反而更有说服力。相反，如果他只是用新意识形态代替旧的陈词滥调——这在苏占区很常见，则往往“引起抵触与反抗”。
在文化领域，占领国一样试图压制有害的影响，并同时巩固积极正面的传统、传播自己的观念，以此作为替代。作家阿尔弗雷德·德布林结束流亡以后，从美国回到故乡，德国人如饥似渴的阅读欲让他印象深刻。毕竟，在纳粹独裁统治时期，这个民族曾一度与世隔绝：“人们想了解外面的世界，知道外界的消息，想要获得新的冲动和新的力量。”为克服知识阶层对大众文明的轻蔑，起初美国人着重通过新成立的“美国之家”输入其自身的高雅文化，希望德国人由此接触到现代国际潮流。但其实，在德国年轻人眼中，丽塔·海华斯出演的首部电影、美军广播网播放的正统摇摆乐反而更有魅力。相比之下，“东德文化协会”则更多致力于“铲除法西斯思想”，挖掘进步传统，普及马克思主义经典，宣传苏联的光辉成就，尽管这么做收效甚微。不过，阅读以前的禁书，如杰克·伦敦、厄普顿·辛克莱、海因里希·曼、里昂·孚希特万格的作品，确也起到了解放思想的作用。一名青年这样评论道：“新的世界在眼前打开，我不知道［竟还有］和民族主义无关的文学，［所以］特别激动。”
除了同盟国的各种推动计划，战败引发的自觉学习过程同样帮助德国人戒除了民族主义的本能反应：“人们像是失去了勇气。生活还能恢复正常吗？”在经历被占领的巨大震撼以后，一名普通市民回忆起他年轻时的心路历程：“问题马上就来了：怎么会这样？谁该为这场灾难负责？”虽然经过多年的宣传，但是看似牢不可破的制度竟这么快就崩坏了。于是，对于战争的目的，从前被压制的疑问也终于浮现。“我们的儿子都战死了，要不就是被炸成了残废。德国被打趴在地上。废墟向体制发出了控诉。”来自集中营的骇人报道似乎是难以理解的，特别在多年奋战于东线战场的军人看来。“我简直要精神崩溃了，我问［自己］：‘为什么这样虐待我们士兵？德国人到底在坚持什么？’”这样的追问表明，即便个人已经认罪，但这也只是漫漫长路的第一步，许多基本信条还有待反思。
同样，德国人在被迫检视纳粹经验的过程中，也对其背后的民族主义产生了质疑。回过头看，其实普通人很难理解，一个久经世故的民族怎么会服膺如此简陋的思想意识，所以也就更不会去质疑“纳粹的罪行——那不可饶恕的思想体系，对经济与人口等基本事实的无知，野蛮的生物主义，使他们无法理解技术的进步；信仰千禧的奴隶心态，才会选出个疯子和屠夫当救星”。正因为笃信的纳粹分子只占少数，所以希特勒才需要更多文化诱因来谋求多数人的合作。德国人“沦为了一种关于祖国与伟大、威权与顺服、军事力量与自我牺牲、藐视人类与种族癫狂的意识形态的受害者”。这是一名亲历者几十年后的反思。“德国人自己也有错，因为他们追随的是假先知。”即便有些狂热分子否认两者之间的关联，但最后，叫嚣种族灭绝的纳粹主义还是占据了上风，并且经久不衰。而较为温和的民族主义，尽管建立在更为古老的次要道德上，却遭到了攻击和诋毁。
对许多人来说，摆脱纯粹的思维习惯绝非易事。例如，当被指责这是集体犯罪时——指责声主要来自海外，德国人的情绪反应就很能说明问题。事实上，“一些积习难改的人根本就不想认罪”；他们在继续推卸责任，或者试图掩盖自己扮演过的角色。多数名义上的支持者都将暴行归咎于纳粹“犯罪团伙”，而非反思自己是否成了帮凶：“外国人没法体会我们承受的重压。谁也不能公开反抗，因为盖世太保的幽灵就盘旋在头顶。”而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反法西斯者则认为，贵族和资产阶级精英才是罪魁祸首。这从一名东德女生的激烈言辞里就能得到佐证：“俄国人把他们当作‘资本主义的猪’‘嗜血的剥削者’，把他们拘留在集中营里。”只有马丁·尼莫拉等少数知识分子反对利用新教教会的认罪举动为他人的不公正行为开脱：“即便如此，我们还是要在上帝和人民面前认罪。”一首讽喻诗甚至认为德国人本来就罪有应得：
而上帝说：“不。”
我不得不击杀你们，也想要击杀你们，
因为你们在罪上加罪，
你们的杯子已经满溢。
另外，知识分子对民族主义之恶的反思及其提出的替代方案，也在疏远民族主义方面起到了某些作用。马堡大学校长尤利乌斯·埃宾豪斯痛斥激进民族主义的破坏性，提倡回归一种基于“法治”的爱国主义，而这样便无须躲开“道德世界的那面镜子”。同样，瓦尔特·戈尔茨等自由派历史学家也试图清除种族主义中的爱国成分，谴责“反犹历史论”是“对史实庸俗而蓄意的歪曲”。在东占区，信仰马克思主义的记者亚历山大·阿布施讲述了“一个国家在与进步势力做斗争的过程中，如何被反动精英逼上自杀之路”的故事。信奉民主的西德知识分子则不同。他们中有些人没有依赖“社会主义者的国际主义”，而是在社会学家阿尔弗雷德·韦伯的带领下，共同探讨如何在联合国的框架内“摆脱此前的民族国家，逐步形成一种合法又可行的世界秩序”。还有些具有独立思想的知识分子则努力想在促成欧洲统一的过程中摒弃民族主义。实际上，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就有人已经在反抗运动中提出过这个想法。
面对身为德国人的不幸，最激烈的反应莫过于通过移民逃离这声名狼藉的国家。一名男青年这么回忆道：“我们最想做的事就是移民。你看看目前的情况，再看看未来的形势，哪个德国人不想呢？”正如一封典型的推荐信所言，人们想要离开“破败而饥饿的故乡”，主要是希望“在异国、在远离同胞的地方过上幸福的生活”。然而，在遥远的异乡重新开始需要资源和关系。也正因为缺少这些，所以他们的计划多半都失败了。更何况，其他国家通常都优先考虑广大的纳粹幸存者。这些人经历过集中营、劳改营，现在被称为“流民”，因为他们已无家可归。然而，“被捕的德国科学家”、转入地下的纳粹分子，还有因为逃难和被逐而流离失所的百万普通人，也都想到国外碰碰运气。可是，许多人一旦来到陌生的新环境，马上就发现自己的德国人身份反而更惹人注目了。
不过，话虽如此，在从纳粹种族主义“民族群体”到受害者群体的转变过程中，很多德国人还是尽量保留了某种超越战败的身份感：“因为共同的命运，即便在战后，德国人仍然非常团结。”前线的战友情谊、防空洞里因恐惧而相依的姐妹深情、第三帝国崩溃所导致的混乱，这些构成了集体受难的新坐标。首先，那些并未犯下任何罪行的人发现，他们之所以被驱逐，之所以要逃难，无非是因为自己有“身为德国人的先天特质”。所以说，捷克人不加选择地惩罚、剥削和驱逐所有可恨的德国佬，并非想要报仇雪恨，它同时也是基于一种国民刻板印象的推想。占领、囚禁、饥饿、严寒共同构成了一种新的集体经验，其交集正是同属一个民族的血缘关系。很多民众因为新近堕落为受害者而不免自怜起来，这有助于将从前咄咄逼人的民族主义转变为一种对“德意志人的不幸”的防御性怨恨。
此外，战后初期，为应对生存挑战，共享的救济措施与支撑法律也为民族团结奠定了新的社会基础。美国的“爱心包裹”提供了“许多渴盼已久的美味”；同盟国的学校午餐计划等救助行动也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帮助；与此同时，在占领期最艰险的时刻，亲戚好友也给很多人提供了食物、住宿和心理支持。“一家人终于又团圆了，”一名反法西斯官员回忆道，“生活可以重新开始了。”教会与工会也伸出了援手，尽管对这个撕裂的社会来说，他们提供的帮助常常导致分化。因为在配给粮食时，社会可能会被撕裂成不同的权利团体，例如“法西斯的受害者”“体力劳动者”都会被优先考虑。虽然名义上整个民族都在遭受苦难，但救济只能在州一级领取。这个事实对德国人的自我认知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人们通过有难同当的全民制度向那些在战争中毫发无伤的人征收特殊税，以此弥补战争的损失。这在德国人当中凝聚起一种新的社会团结。于是，昔日优等的雅利安种族就这样最终转变为一个由残疾老兵、寡妇、孤儿、难民、被驱逐者、无家可归者组成的福利社会群体。
与此同时，同盟国下令用国土沦丧的事实对激进民族主义进行羞辱。这延续了民族问题，因为现在德国再次陷入了分裂状态。诚然，《波茨坦协定》 结束了长达数百年的多民族帝国的传统：“如果把东部岛屿计算在内，那么，苏联等于控制了从前帝国的一半领土。欧洲的疆域被缩减到了查理曼帝国的大小。”但讽刺的是，尽管占领区按疆界划分为不同的行政与经济板块，尽管各同盟国对未来的规划截然不同，但是人们对国家统一的愿望反倒更执着了。于是，1946年夏天，在杜塞尔多夫出现了战后的首次群众游行。游行群众一致表示支持“德国在政治与经济上实现统一，无论政治立场和世界观有何差异”。同样，在昔日的帝都柏林，统社党始终坚称“无产阶级的统一就是德国的统一”。和早期谋求霸权不同的是，新成立的党派虽然都想在“统一大业”中争取领导地位，但这种竞争都只限于保护德国残剩的领土。
受权刊发，本文节选自《文明的重建：战后德国五十年》，[德]康拉德·H.雅劳施 著，刘志刚 译，译林出版社 2025年3月。
另一方面，奥地利人很快就接受了国家分裂的事实，但受到帝国解体影响的其他群体仍然坚守着德国人的身份。被驱逐者始终坚持“拥有家的权利”，这本身就带有各种情感与物质目的。它既为彰显出身与籍贯，同时也为将来回归故土奠定法律基础。“冷战”期间，人们回忆起痛失的东部领土，总是亲切地称它为“腹地”，而这也是右派人士对苏占区的首选名称。1945年以后，荷兰、比利时、卢森堡曾先后提出“更改国界线”的要求，希望从此由战败国转入战胜国的阵营。然而，该要求却遭到了1万名西德人的强烈抵制。同样令人惊讶的是，萨尔州人民明确表示既不愿被法国吞并，也不愿在两国间保持中立；他们宁愿回归彼时仍在建设当中的联邦德国。不过，即便在战后初期，大德意志民族主义的余毒也仍未肃清；但总体而言，这种立场终究也只能是最终的喘息，有些人尽管仍固守着这一身份，但不知这身份已然发生了问题。
1949年，两个彼此竞争的国家的建立在当时被看作一个临时的解决方案。人们冀望将来会逐渐形成一个大一统的德意志民族国家。关于两德统一问题，西德 《基本法》 的序言中明确要求，“整个德意志民族以自决形式实现德国的统一与自由”。它一方面要求对德意志帝国合法继承；一方面以1937年划分的疆界为准、以民族血统为基础，对公民身份做出了宽泛的定义。这表达了一种延续的民族感情，而不只满足于彼时正在酝酿当中的西德。同样，东德宪法也明确表示代表整个民族：“德国是一个由德意志各州组成的不可分割的民主共和国。”这一立场虽然后来或许有所减弱，却一直延续了下来。1968年的宪法或许在形式上有所削弱，但依然重申“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是德意志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实际上，直到1974年，“民族”的提法才被彻底废弃，转而改为“工人与农民”。一言以蔽之，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惨败决定性地将激进民族主义最终转变为一种残留的防御性民族感情。
此外，有效的复仇运动已经绝迹，这也是激进民族主义式微的另一标志，尽管1945年以后德国人的问题尚未解决。魏玛共和国初期的内战氛围和1945年以后相对平静的大气候是有区别的，其原因有很多：不同于1918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失败是广泛而彻底的；长期的占领打破了任何转败为胜的幻想。其次，相比于魏玛时期，失势的精英遗老更成功地被纳入政党 （西德的基民盟和东德的国家民主党），从而避免了大规模反动党派的形成。另外，军事制度的延续性打破以后，“国中之国”的发展趋势也随之被成功阻断，例如1920年代汉斯·冯·西克特将军的帝国防卫军从此便无生存的可能。此外，西德对新纳粹团体 （如社会主义帝国党，ＳＲＰ） 的全面禁止、东德对被驱逐者的组织性镇压，也都限制了复仇运动的扩大。最后，“冷战”的两极化凸显了东西两大阵营的意识形态冲突，这是谁都无法回避的。于是，民族议题也就被搁置在一边。所以说，虽然顽固的右翼核心成员都得以幸存下来，但在战后，沙文主义的没落也是不争的事实。
由此可见，1945年以后对激进民族主义的摒弃是两股力量汇合的结果，其性质颇为复杂：一方面是同盟国颁布的各项限令与改造措施，一方面是德国人的学习与适应过程。早在战后初期，人们仍在全面战败的震撼中惊魂未定，但思想的世俗改造已基本确定。第三帝国领土的沦丧，东部省份的割让，国体的分崩离析，占领国的赫然存在，这种种事实让最顽固的人都清楚地看到，激进民族主义造成了多么深重的灾难。虽然有人想改换国籍逃避责任，但更令人瞩目的是，某种民族凝聚力并未因战败而消亡；不但如此，它还形成了国民互助的基础。虽然德国人的身份被纳粹的暴行严重损害，但它并未就此完全遗失，而是转变成为“命运共同体”。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身为德国人变为一种国际性的耻辱，所以德国人只能忍气吞声，或者顶多以良好的行为减弱这种耻辱感。
一个后民族国家？
摒弃激进民族主义以后，德国人中出现了剧烈的情绪波动，以至于影响到其对自我身份的认知。保守派评论家 （如民意测验调查员伊丽莎白·诺埃尔 诺伊曼） 试图用低迷的调查结果证明德国人是个“受伤的群体”。相比于欧洲其他国家高涨的热情，德国人民族自豪感的丧失令他们十分痛惜。自由派评论家 （如政治学者卡尔 迪特里希·布拉赫） 对这一趋势的解读则比较正面；他们提议“在民族国家当中建立一个后民族民主政权”。针对自我意识极度不安的现实，他们煞费苦心地创立了“后民族”的概念，并坚称和其他“后”概念相似，德国人已经深知民族主义之苦，并从中汲取了教训。不过，虽然西德民众对民族主义的认识越来越负面，但在东德，为从西德获取私人或国家的援助，人们仍然将民族作为基本的参照物。于是，便出现了这样的悖论：一方面，德国人普遍对民族主义敬而远之；一方面，某种形式的民族凝聚力却依然存在。
为回应第三帝国时期的民族主义狂热，许多一向头脑冷静的德国人在战后都退回到很大程度上是前政治时期的德国意识。保守派在克服“极度混乱与无助”以后，开始对占领政策的失误展开批评。然而，他们却未能提出令人信服的替代方案。尽管社会上对“群众时代”的危害有着诸多议论，但由于总统当局与纳粹合谋夺取政权已成事实，所以各种专制主义政府的概念全都因此受到玷污。其次，1944年7月20日刺杀行动发生以后，希特勒展开血腥报复，这在很大程度上摧毁了传统的民族主义精英阶层，而专制精英们却毫发无损。另外，保守派总是在外交事务上束手束脚，因为“冷战”期间他们不得不仰仗西方大国的保护，而同时，西方大国则要求德国适当开放其国内政治。保守派历史学家，尤其是格哈德·李特尔，曾试图去除德国民族主义中的危险成分 （例如盲目顺从、对制服的信任）来拯救德国的民族主义，但这种努力终究未能挽回它的声誉。
相比之下，左派爱国者非但面临着内部分化，同时在对苏的外交政策上也自相矛盾。有些政客 （如雅各布·凯泽、库尔特·舒马赫、古斯塔夫·海涅曼） 试图以民族中立恢复两德之间的政治一体性；然而，由于“冷战”的两极化趋势，他们的努力并未获得成功。此外，东德的“人民议会运动”中明确的民族主义言论却在西德遭到了冷遇，因为这等于宣告将来两德统一后统社党将成为整个国家的主宰，而在财产权问题上也将爆发一场彻底的革命。再者，由“反分裂委员会”所代表的超党派联盟运动，同样无法对德国的政治文化或实际政策产生持久的影响。左派的民族主义之所以失去吸引力，部分是因为其国际主义传统与国家目标之间存在内在矛盾，部分则源自社民党与统社党之间的权斗。最后，苏联在政策上的摇摆不定也使真正的合作化为泡影：有人主张以侵占领土或绑架一个社会主义卫星国的方式对德实行惩戒；也有人希望与一个中立、统一的德国保持和平关系。
就这样，负面联想和观点的缺失导致许多德国人对自我身份避之不及，并像变色龙一样不断寻求其他身份。在此过程中，西德人按照美国提供的民主范例实现了自我改造。这是因为相比于其他占领国，美国的经济实力和轻松的生活方式似乎更具魅力。一方面，西德的政治精英保证会抵御共产主义入侵，生意人也看到了恢复大规模生产的希望；另一方面，知识分子都为现代主义高雅文化的创造性所倾倒，而年轻人则被好莱坞电影和摇滚乐迷得神魂颠倒。相较之下，在东德，尽管红军长驱直入的情景仍然历历在目，但在有些人看来，胜利的苏维埃、真实的社会主义成就，似乎同样在昭示一个更昌明的未来。甚至部分资产阶级学者 （如维克托·克伦佩雷尔） 也都消除了疑虑，开始对未来有所憧憬。不过，除此之外还有另一项选择，那就是将它作为一个跨国实体转向欧洲，因为两者毕竟具有共同的西方意识，且一体化对双方的经济都有好处。
铁幕两侧的德国人在经历了蒸蒸日上的战后重建，以及1954年足球“世界杯”夺冠后，受挫的自信心开始恢复。的确，战后初期，历经饥寒、军事占领、去纳粹化、工业解体这样纷乱的世局，只要能保证生存，人们也就很满足了。在西德，币制改革以后，经济稳步地加速发展，为社会繁荣奠定了基础。与此同时，国际市场对德国产品的需求不断增长，证明德国的竞争力正在逐步加强，而这同样让德国人倍感自豪。在东德，经济复苏起步较晚，成效也差很多，即便如此，人们还是为取得的成就感到骄傲，社会上下充满了一种“东山再起”的意气，这也在某种程度上消除了1945年以后所受的种种屈辱。自信的恢复虽然与意识形态无涉，但无疑和精诚、勤勉等传统的民族刻板印象有关。尽管如此，它还是给德国的劳动者提供了一个替代的身份，而这最终又将发展为一种彻底的“德国马克民族主义”，成为炫耀经济成就的资本。
相比之下，整个20世纪60年代，知识分子中的自我批评的风气越来越浓厚。最终，他们抛弃积极例外论的传统，转而接受了一种极为消极的德国身份观。和受过教育的资产阶级前辈不同，这个名为“脑力劳动者”的新阶层对民族主义持否定态度；他们有很现代的生活方式，有国际观，也更多抱有批评的姿态。为揭露肮脏的历史，西德小说家君特·格拉斯、海因里希·伯尔，包括罗尔夫·霍赫胡特、彼得·魏斯在内的剧作家，都在各自作品中正面探讨了纳粹活跃分子以及消极支持者的罪责问题。同样，克里斯塔·沃尔夫、斯蒂芬·海姆等东德作家也在努力与纳粹的遗产保持某种批评距离，尽管他们的作品常被统社党当作宣传工具，用来为政权争取民意支持。和多数人越来越正面的自我形象不同，知识分子更强调德国在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责任问题，更关注犹太人所遭受的有组织的大规模灭绝。因此，在西德知识分子中，最终形成了一种所谓“大屠杀身份”；而在东德的受教育者当中，则逐渐发展出一种反法西斯的自我人格。
到了1968年，世代反抗运动兴起，这种文人式的自责更是被提到了新的高度，造就了一种消极民族主义的悖反形式。尽管在其他西方社会中，价值观也在向后物质主义趋近，但在西德，由于上一代人痛失因第三帝国而长久积累的权威，所以这一趋势要更为明显。问责和认罪在控诉父辈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因为这样一来，子女就能更果断地抛弃传统的民族主义价值观。年轻人为淡化个人的出身背景，推崇一种相当高调的国际主义，即一种教化意味浓厚的第三世界的思想意识；同时，他们也同情所有反帝国主义解放斗争，尽管这份同情经常是相当幼稚的。与邻国相比，德国的新社会运动更强调维护和平的责任、环境的重要性和女性解放。它们提出的要求具有激进的性质，其中隐含了一种倒置的德国例外论。这种对民族的否定行为，或被誉为后民族自由的先声，或被痛斥为一种集体性的自我仇恨。而对此究竟该如何评价，那就完全要看个人的政治立场了。进入20世纪70年代，为回应政治团结基础的问题，左翼民主派提出了“宪法爱国主义”的方案。这一概念是由政治学者多尔夫·施特恩贝格尔提出的，并在社会哲学家于尔根·哈贝马斯那里得到了普及。与一般的国家论述截然不同，“宪法爱国主义”不是以民族为基础，而是建立在人权等道德观念上。实际上，这个概念也确实反映了一种越来越强烈的认知，即 《基本法》 为非主流的个人与批评群体提供了至关重要的保护，使其免遭国家权力的胁迫。同样，1974年颁布的民主德国宪法中也未废除“民族”的提法，因为它已将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原则作为其政治制度的基础。由于和民主存在明显的联系，“宪法爱国主义”的理念对知识分子极具吸引力；但另一方面，其鲜明的理性主义色彩无法满足大众对集体情感认同的需要。所以，最后两派之间的隔阂也就越来越深：知识分子偏爱批判性的自我形象，而大众则更喜欢正面的、扎根于种族的认同感。
进入 20 世纪 80年代，随着双民族主义思潮的盛行，传统的民族观遭遇到更大的冲击。双民族主义不仅默认两个德国的事实存在，并且还试图在道德上为其提供辩护。左派作家和历史学家呼吁全面承认民主德国的存在，接受东德人的公民身份。这一呼吁部分是出于伦理的考虑，部分则是基于某种政治主张。关于“奥斯威辛”的罪恶根源，有种简单化的观点认为，大屠杀的发生正是因为有德意志民族国家的存在，而德国的分裂也就成为历史的必然。另一种同样轻率的观点认为，德国人必须主动接受国家分裂的事实，从而为维护中欧和平创造先决条件，为它曾经分裂欧洲大陆的过错赎罪。由于国家统一的论调不得人心，于是，一些更务实的评论家指出应该加强东西德团结，毕竟双方都已逐渐形成各自的特色，两国分治的现状似乎已成定局。然而，尽管该分析准确指出了两国分立的趋势，但事实证明这仍然言之过早。
由于上述的发展变化，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只经过一代人的时间，多数西德人就已显露出身份割裂的明显迹象。保守派政客哀叹，只有约一半的公民仍然保有民族认同，其比例远低于其他欧洲国家。此外，知识分子在媒体与校园里的批判性影响日渐增强，这代人的反抗进一步削弱了青年与民族之间的联系。同样，由于不断强调历史罪行，多数高中毕业生都很排斥德国人的身份认同，而文化层次较低的族群则仍然保持着相当正面的民族自我形象。这其中，德国人在各项国际体育赛事中频频获奖应该起到了很大作用。最后，西德人的身份感往往异常两极化，这是因为只有右翼群体还保持着十分高昂的情绪，而左派则对国家问题普遍敬而远之。另据不完全统计，尽管东德大力宣传具有社会主义特色的国际主义，但人们仍表现出较强的民族性，民族主义思想也较浓厚。不过，虽然民意测验显示民族团结的感情仍有残留，但同时，也有一部分人在日常生活上正在与其渐行渐远。
社民党-自民党联合政府的“东方政策”部分承认民主德国的存在，而基民盟的反共立场则拒绝面对既成事实。从长远看，在维护两德关系方面，前者要比后者更为成功。尽管如此，几十年后，西德人对统一的热情呼唤，统社党政府在哈尔斯坦主义指导下所采取的不接触政策，1953年反抗统社党起义纪念活动中象征性的称呼“东部的弟兄姊妹们”，所有这些努力都不再奏效。相较而言，反倒是“渐进政策”帮助勃兰特 谢尔政府在隔离墙上凿出了小孔，恢复了两国人民之间的经济、文化与个人联系。西德总理维利·勃兰特、其继任者赫尔穆特·施密特和东德领导人埃里希·昂纳克的国事访问，连同两国政客之间的大量接触，或许不足以移除铁幕，但确实开启了内部对话，缓和了紧张的双边关系。在 20 世纪 80年代的第二场“冷战”中，东西德都曾流行过所谓“责任共同体”的说法，两国人民呼吁各自一方的大国停止军备升级。此外，日渐热络的跨境贸易也对改善东德人民的生活水平做出了贡献。联邦德国提供的数十亿信用贷款无疑有助于稳定统社党的老人统治，但同时，也为潜在的异议分子创造了一定的空间。
随着关系日渐缓和，两德间的交流突破柏林墙的阻碍，重又恢复到原有的水平，且程度之深远非其他邻国可以相比。这其中，电子媒体发挥的作用尤其重要，因为在东德大部分地区，只要关掉干扰设备、解除架设天线的禁令，就能收到西德的广播、电视节目。所以到最后，几乎每天傍晚，东德人都会围坐在电视机前，足不出户去西德神游几小时。另外，由于更多线路开通，两国间的通话量也随之激增；到了 20 世纪 80年代，双方的人员往来更是急剧增加。以1987年为例，除忠诚于统社党的特权“旅行干部”以外，共有约 500 万东德人 （还不仅限于退休老人与探亲者）到访过西德。此外，有几十座城市建立了伙伴关系；文体领域的交流也在变得日益频繁。尤其是参与这类交流的年轻一代，正可借此机会了解那个传说中的“德国”，要不然，它就只能永远留存在老辈人的记忆当中了。
与这张人际网相应的还有一种思想意识，即“文化民族”的观念。这其实是个前民族国家的委婉说法，意思是全天下说德语的人是一家。东德著名作家海纳·穆勒、乌尔里希·普伦茨多夫的作品频繁出现在西德，而西德批判作家海因里希·伯尔、君特·格拉斯的作品也偶尔在东德出版。就这样，文化交流成功跨越了国境。在此过程中，德国古典主义的传统和纳粹留下的罪与苦难，逐渐成为文学的主流；与此同时，乌韦·约翰逊等东德流亡作家对现实生活的描写则在异军突起。20 世纪 80年代，学术交流 （例如在社会历史学家之间） 也日益增多。有人试图在政治层面上建立对话关系，比如社民党和统社党的理论家们就曾以社会主义的未来与和平为题，草拟过一份颇具争议的“讨论稿”。有时，这些努力或许不免天真，但其目标是一致的，那就是批判纳粹主义，呼吁超越“冷战”的和平，追求更加公正的社会。
所以，就这样，尽管两国已经疏远，但一种不对等的民族感情在东西德人民之间得到了延续，并且，它已不再受到鲜明的民族主义的影响。民意调查显示，在西德，赤裸裸的爱国主义容易遭人质疑，但人们仍希望有朝一日国家能够统一；西德人虽然不免流露出些许优越感，但依然将东德人视为同胞，而非普通邻居。尽管我们没有类似的统计数据，但零星的证据表明，东德人对民族的兴趣更大，尽管这种兴趣是由西德的消费和流行文化所激发的。特别是有些东德人，他们在西德有亲戚，从西德媒体上获取资讯，或者还有幸到访过西德，所以不管东德政府如何警告，他们依然与西德保持着密切接触。而其他东德人，则更看重德国马克的购买力与优质的西德产品。国家分裂期间，尽管右翼极端主义偶尔也会加剧，但总体而言，执着于收复领土的沙文主义始终未成气候。
久而久之，战后的这些集体学习过程便塑造出一个不断变化的德国人身份，其内涵或许可用“后民族国家”一词来定义，尽管这看似自相矛盾。一方面，它表示这种身份感明显区别于以前的民族主义，而后者的弊端是连最虔诚的爱国者都无法否认的。非但如此，大众消费、流行文化和旅游拓宽了领导层的视野，开阔了他们的心胸，这无疑加速了国际化的进程。不过，另一方面，后民族主义也可能意味着经济奇迹促进了集体自尊的恢复。人们越来越认同柏林共和国的稳定与文明，即认同“德国模式”的一切——“德国模式”是 20 世纪 70年代社会民主运动中的一句口号。最后，这个概念本身的矛盾性会让人想到德国最高法院对国家统一的一贯立场，也就是说，只要东西德依然并存，那么，民族问题就不会得到解决。
本文节选自《文明的重建：战后德国五十年》第二章“对民族的质疑”，标题为编者所加。注释略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