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央企中核集团2025年春季校园招聘的一则通告引发了众怒，因为它沾沾自喜地炫耀称：1730个岗位的需求，收到了1196273份简历，还加了一个得意的表情。
在“就业难”原本已让人痛苦的情况下，这无异于在他们伤口上又撒了一把盐，因为这相当于提醒这些为了饭碗焦虑奔走的年轻人：“你们都是卑微的求职者。”
网上因此有人怒斥，“应届生求职的痛苦不该成为企业炫耀的资本”：
100多万份的简历代表着有100多万的应届毕业生对着你们的网申系统填写着自己精雕细琢的简历，代表着100多万的应届毕业生满心欢喜的期待着你们的面邀和 offer。 这个数字的背后是什么？是百万毕业生找不到工作的无奈，是当今就业市场每况愈下的糟糕，是时代的尘埃，落在每个人身上，都是一座大山。 这个数据可以出现在你们年终总结的部门报告中，可以出现在你们向上级邀功的文件中，但千不该万不该出现在一个以求职者为主要受众群体的微信公共号的推文里。 我们应届毕业生没惹任何人，我们以最大的诚意对待着企业的招聘，也希望可以收获同等的尊重，而不是企业作为上位者对下位者的傲慢。
在陷入这场危机公关之后，中核集团已迅速删除了这则通告，但并未公开道歉，只是宣称“我们始终坚持认真对待每份简历，不辜负每位学子对我们的认可和信任”。
问题的关键也不是这些明面上的措辞，而是一个令人心酸的现实：无数学子寒窗苦读十多年下来，踏上社会才发现，自己想谋得一份好工作的机会十分渺茫。尽管中核集团澄清所提供的岗位需求不是“1730个”，而是“1730类”，预计将录用约8000人，但即便如此，仍然意味着150个人竞争1个岗位。
去年的求职季，我就听说了这么一个故事：一位复旦新闻学院毕业的精英学生，投出了175份简历，大多石沉大海，只获得5次面试机会，最后才侥幸得到一份工作。
最令人心寒的还不是录取率之低，而是没有明确的游戏规则，以至于一个人很难做出长远的人生规划。正如网上有人总结的，当下用人单位的选人有时就是刁难和挑刺：“对大专要求学历，本科要求技术，硕士要求经验，博士限制年龄。”
坦白说，在这样的供需关系下，用人单位那种高高在上的傲慢，恐怕是不可避免的，就算嘴上不说，内心想必也觉得打破脑袋挤进来的求职者很卑微可怜。反过来说，如此激烈的竞争和多多少少靠点运气的过关，求职者要保留自尊心都将是非常艰难的。
如果运气好被录取了，这也会助长一种复杂的双重心态：既满怀精英意识（毕竟这可是百里挑一的），又强化对组织的依附心理，却始终无法得到真正的安全感，因为你不干有的是人干，但你离开了这里却很难再遇到更好的机会。
这样，出于生存的需要，人们势必要磨平自己的棱角，遇到组织对个体的限制、打压乃至羞辱，能忍也只能忍了。也难怪现在有个梗说，打工人的生存状态是“我司雇我在”，也就是说，“有碗饭吃”就跟“过日子”一样，具有存在论的意义。
对个人权利已经高涨的一代来说，这种社会化的过程是相当痛苦的，因为这意味着他们原本已经长出的翅膀，现在要重新剪掉。所谓“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在中国社会文化的传统里，“成人”似乎总是意味着要将自己塞进一个社会规则的框框里。
不仅如此，当你无法依靠自己的能力获得生存下去时，这就会演变成一个家庭问题：有门路的家长竭尽全力为子女去通关系、铺路子，无权无势的父母则因为无助而陷入自责和焦虑。无论是哪一种，对年轻人来说都意味着延迟了自身的独立，反倒还不得不经常要处理来自父母的压力。
从这一意义上说，“就业难”并不只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代人的精神创伤，因为他们被迫要适应一个他们内心不愿意适应的社会，这个社会却不肯为了他们而做出动态调整。
本来，一个良好的社会应该是容许并鼓励年轻人迸发自身的创造力和冒险精神，给他们提供足够多的选择，也为他们面临的风险托底，但中国社会刚刚有一点这样的趋势，又开始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而所有的风险最终都要个体来承担。
日本在泡沫经济破灭之后，也曾有大量年轻人或是无法挤进大型组织，或是厌倦了成为父辈那样的salaryman（日语生造的词，工薪族），宁可选择去打零工，然而，“灵活就业”的结果是人们虽然获得了一定程度上支配时间的自由，但大多数人因为生活的不稳定而堕入贫困阶层。
当下的中国，还不像当年的日本社会那么富裕，相应的托底机制更少，意味着年轻人也会更艰难，面对如此现实，究竟要怎么做才好？
说实话，此时要说什么安慰人的话，恐怕都很无力，倒是“置之死地而后生”更能让人心态放平。据说当代年轻人都互相安慰： “不要担心，你找到工作也会失业”，“你干了大半辈子上有老下有小也会失业”。我周围也不止一个人失业超过一年了，早先还愁活路，但既然努力也没结果，现在干脆也都躺平不想了。
要摆脱生存焦虑，这至少也不失为一种办法：认清人生道路从来就不是笔直的，与其战战兢兢捧着一个饭碗，不如随遇而安，早点想明白自己究竟想要什么，只要能活着就好，别的都不是事。
实际上，千百年来的中国知识分子恐怕都是这么过来的，想想就知道了，科举时代的录取率只会更低（清代“进士及第”的概率低至十万分之一），绝大多数人寒窗苦读的结果都不是功成名就，回乡在私塾教书都还算是好的，而且这与学问、能力没有什么必然关系，连戴震这样的大学者，都一生连试不第。
这不是消极避世，不是放弃自我，相反，是要认清现实，认识自我。有工作当然是好事，但那应当是成就自我，而不意味着削足适履去成就组织。
让我们存在的，终究不是“我司”，而是“我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