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着于弯腰的姥姥和她苦中找乐的“狡猾”人生

难得糊涂不是对什么都无所谓，而是先分得清里外，拎得清好坏，再在挑好的范围里糊涂，如此才能过满意的日子。

配图 | 《承欢记》剧照

姥姥是讲究人，在吃上尤其讲究，她爱吃，也会做，既擅长做东坡肉、葫芦鸭这样的功夫菜，日常小菜也从不凑合。

姥姥对吃的研究不止于味，还讲究摆盘，就像她常做的苦瓜酿肉，她蒸的苦瓜从不发黄，永远翠绿的瓜段墩在大红的萝卜片上，连浇汁也调得清亮，和她这个人一样爽利。

我不爱吃苦瓜，但我爱吃姥姥做的苦瓜酿肉，因为肉没苦味儿，苦瓜中却有肉香。

姥姥说，这道菜还有其他的名字，叫苦中作乐，她说人活一世没有不苦的，但不能总盯着外面的苦，你得学会享受其中的快乐，和生活一样。

1935年，姥姥出生在河南一户世代从商的大家族中，据说姥姥的祖父最厉害的时候同时做过染坊、酒庄、粮店等等当时最赚钱的各类买卖，姥姥4岁前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从小养成了她对吃穿用物比普通人挑剔的习惯，她对“站有站相，坐有坐样”很有要求，但凡我小时候弯腰驼背，姥姥总会在我的背上拍得啪啪作响，她说：“坐直了！我小时候敢四仰八叉，大姐就要狠狠打我了。”

姥姥是由她的大姐，我的姨姥带大的，因为她们的父亲，我的太姥爷好吃懒做挥霍无度，姥姥的祖父对这个最小儿子积攒的失望在他去世前达到顶峰，他临终时除了一间不大的宅子和少量现钱，什么产业都没有给我太姥爷这一房分。

原本住在一间大宅里的叔伯姑婶分了家，太姥爷一房人举着锅碗瓢盆搬出老宅时姥姥只有4岁，那时候太姥爷兜里连一个月的饭钱都不够，分的那点儿家财都被他这个纨绔子弟给挥霍了。

于是在姥姥还没明白什么叫大家闺秀的时候，她的家庭就没落了，分家后的日子连家道中落都算不上，毫无过渡地一步跨进了破落户阶层。

太姥爷指望不上，太姥姥大多精力用在养育更小的孩子身上，于是长姐如母，作为家中的大女儿，姨姥自然而然地扛起了照顾弟妹的责任，而处在兄弟姐妹年龄排序中段，又是当时家中唯二的女孩子，姥姥从此就由比她大8岁的姨姥带大，姨姥和姥姥的关系一直比和其他兄弟亲密得多，姨姥初萌的母性在姥姥身上一点点实践，姥姥对姨姥的依赖远胜于母亲。

姨姥念过私塾，识文断字，纵使家道破落也能找份体面的工作补贴家用，姥姥则不同，刚到读书的年纪家里就揭不开锅了，读书成了奢望，7岁时她便通过介绍到卷烟厂做卷香烟的童工，拮据的日子让她在刚刚懂事的年纪便体会到穷和死的紧密关系。

姥姥8岁那年，4岁的小妹染上天花，都说救急不救穷，得上这种生死对半开的病谁都不愿意伸出援手。因为缺医少药，没多久小妹就病死了，每当姥姥遇上生活的坎儿时她就想起包裹小妹的席子，一张随处可见的破草席卷走了她唯一的妹妹，那个可爱聪明的小姑娘连最便宜的木头棺材都没有。

穷，就这样悄无声息地潜入姥姥本来无忧无虑的脑海里，姥姥说，死是人没了，可穷，会让活着的人希望全没了。

“但是人生不会永远逆境。”姥姥又说，“生活有苦有乐。”

姥姥10岁时迎来了她第一次峰回路转的人生奇旅——随大姐嫁往上海。

姨姥有才有貌，小时候我常常玩笑地称她为“民国最后一位小姐”，由于出众的才貌，姨姥仅凭一张照片和一封文采斐然的信便成功俘获上海一家富户少爷的心，两人成为笔友的一年后，姨姥便带着姥姥这个贴身“嫁妆”从河南奔赴上海，高嫁富户重新过上不愁吃穿的日子。

姥姥从破落户的女儿变成了富户的小资小姐，突如其来的人生顺境让她眼界大开，光是到上海吃的第一顿饭就让她回味不绝，她说在姐夫家，鸡鸭鱼肉从不整只端上桌，都是取精华做成精致的小菜，他们不吃莽撞的大鱼大肉，菜里有肉，肉里包菜才算吃得均衡。

姥姥记忆中第一道让她见世面的菜，就是一口钟情的苦瓜酿肉。

姥姥说：“第一次见那么清脆透亮的苦瓜，就用舌尖舔了舔，真苦啊！可吃了就不能剩，我不能做错事让他们轻看大姐，就只能硬着头皮就把这块苦瓜塞进嘴里，谁知那苦瓜刚被咬开，咸鲜的肉汁爆了出来，苦味儿立马就被香喷喷的肉味遮住，前面的苦反而显得后面肉香浓郁，初次吃它我就爱上了这种像人生一样的感觉，没有一成不变，总有峰回路转。”

姨姥逆天改命自是她的本事，而姥姥幼年时期两次身份转换，让她对宿命产生了初次超前的顿悟，她说人死有很多原因，可人活着只有一个原因，就是希望还在。

因为妹凭姐贵，姥姥一跃成为生活品质考究的上海小姐。

姥姥的饭桌直到现在依旧讲究，在外面吃饭她就要去大餐厅，摊档的东西她嫌处理得不干净，有次看见我买的熟食上有一根没拔掉的鸭毛她当即拦住我的筷子，还一直说我口粗；在家做饭她从不做非常大量的饭菜，再多人吃饭也不用很大的盘子，她的餐具掐尺等寸，一顿饭吃完，桌上基本没剩菜。

如果吃饭的人少，那大家面前就会各自放几个小碟，一碟肉，一碟菜，一碟鱼块，一碗汤这样排布好，看上去很是精致。

我常常面对锅里还有不少的菜要求姥姥：“给我用大盘啊，这够谁吃？”

“不够了再盛，用大盘一堆人沾了口水的筷子搅和过，剩菜还吃不吃了？倒了可惜。”

不能浪费粮食没错，可大多家庭不都用大盘子吃饭吗？

我抱怨姥姥嫌弃我，她没否认，还直截了当地说：“不是嫌弃你，是所有人的口水我都嫌弃。”

我说她挑剔，她却把小碟中两块晶莹剔透的苦瓜酿肉往我面前推推，问我：“喜欢吃我做的饭还是别人做的？”

当然是姥姥做得好吃，因为她做的苦瓜酿肉加入了独属于她的巧思：

姥姥几十年如一日地坚持手工剁馅儿，八十多岁也一样，她说这样的肉馅口感不塌；姥姥会在馅料里放些微甜的荸荠粒，她说蒸菜也要有清脆的口感，脆甜的分层能让齿颊留香，苦中回甘；她切的苦瓜块略短，这样上锅蒸的时间短苦瓜不黄，肉也能熟，保留的翠绿让人看见就能激发出食欲来。

姥姥笑道：“看来你也不口粗嘛，人总是要挑剔些的，挑剔代表有要求。难得糊涂不是对什么都无所谓，而是先分得清里外，拎得清好坏，再在挑好的范围里糊涂，你才能过满意的日子。”

姥姥说的是菜，又好像在讲她自己。

1948年，姥姥的好日子才过了两年，姨姥爷竟意外去世了，姨姥不知道当时的自己已经怀上了孩子，以为自己无所出，性格刚强的她不愿意赖在婆家看脸色过日子，坚持重返北方。寡妇的身份让她对回家乡多有顾虑，于是转道离河南较近的陕西，经人介绍进入一家工厂工作。

仅接受过两年文化教育的姥姥又一夜返贫，回到工厂做童工补贴家用。

但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小妹的因穷而死和两年富户家庭的熏陶让姥姥什么都认，就是不认穷。她开始猛加班，下了班继续去闹市摆摊，在她有限的能力里，什么赚钱干什么。

我曾问过她有没有抱怨过命运的戏弄，姥姥说顾不上，那时候的她只有一个念想，不能穷，只要想起穷日子，那张包裹着妹妹的烂草席就会出现在脑海里。

姥姥不认命，她有一句常挂在嘴边凝结了她独特价值观的“名言”：遍地都是钱，弯弯腰就能捡，当过小姐怎么了？不想受穷该弯腰时就得弯腰。

姥姥的人生跌宕起伏，并且不止一次，大起大落的生活让她成了个“皮实”的人，在接近一个世纪的时光里她穷过也富过，就是没有糊涂过，她做任何事都目标明确。

姥姥的人生和新旧交替的大时代一样，不断地坎坷曲折又不断地柳暗花明，但她觉着无论外界怎么样，只要做人的核心不变，再多变化都不过是生命的点缀。

新中国成立，姥姥的工人身份成了难能可贵的香饽饽，同时远在家乡的家人也因为家里一穷二白因祸得福，被归为了无产阶级，家里平淡如常的日子没受任何影响，太姥爷还因为自小读书又懂算账，还熟悉进货售货的门道，被安排到供销社当经理。

一夕之间，姥姥的命运再次翻转，但她很淡定，她说：“总是颠来倒去的经历反倒让人情绪稳定，苦的时候能自得其乐，乐的时候也不会失了本心。”

际遇更迭，新时代的好处显而易见，那些年工厂、街道到处都办免费的扫盲班，姥姥下了班就去上文化课，虽然她上学晚、基础差，但再困难她也没放弃过学习，她清醒地知道，想过好日子首先不能是个文盲。

姥姥说：“有了知识就有了心眼儿，知道自己的命运该如何选择了。”

这一次，她说的是婚姻。

给姥姥介绍对象的人很多，但她只见了姥爷一面心就定了，原因只有一个：姥爷条件好。

姥爷和一众相亲对象比不能算样样突出，但各方面没有短板，姥姥分析过：姥爷性情温和，不是个控制不住情绪的二愣子；姥爷学历高，工作好，虽然当时只是机关的小科员，可他年轻，又正经念过专科，前途可期；姥爷的家庭条件也不差，父母属于城市小商人，没多富也不穷，成分说得过去又不会饿肚子，是个生存无忧又低调的家庭。

于是18岁的姥姥用一盘苦瓜酿肉拿下了姥爷，她说：“那时候北方人很少能吃到南方菜，我做了四道南方菜，你姥爷虽然木讷，但他喜欢苦瓜酿肉我就知道他不是大老粗，他当时说，这道菜像人生，吃着苦，品着香。”

我打趣姥姥：“你挺成熟啊，小小年纪城府真深。”

她却摆摆手，纠正：“不是城府深浅，是际遇使然，如果我是个半生顺遂的大小姐应该不会有主动争取的野心；如果我不学无术脑袋空空，就算我看上你姥爷，他那种书生也看不上我，我没学识但还是想找个有学识的。”

我赫然意识到姥姥的智慧和她无限反转的人生是交相辉映的，就像她从不轻易对一件事下判断，因为好与坏、优与劣通常相辅相成。

和小生意人家的儿子结婚就要忍受这个群体的共性：精于算计。

初嫁人的姥姥常常在和婆婆的角力中落入下风，她哭过，气过，唯独没闹过，姥姥学不来一哭二闹三上吊的招数，只好把年轻人无限的精力投入到其他事情上。

家里闹，姥姥干脆不回家，三班倒的工作结束，她就跑到厂里的供销店替请假的人看柜台，去仓库帮库管出入库，到后厨帮忙择菜打饭……

姥姥人热情好帮忙，自然人缘就好，勤快的她经常被人介绍到能挣“外快”的地方，一来二去，认识的人多了，赚钱的机会也就更多。因为姥姥手里没缺过钱，直到现在她都常常不无骄傲地对我说：“你能穿就买，我年轻时候敢花半个月工资买一条裙子，趁年轻穿够了老了才不后悔，等你老了就知道，少给自己留遗憾的人生就是好人生。”

我说：“我能跟你比吗？你是个钱筢筢，半个月的工资还没你外快多。”

姥姥又讲起她的名言：“你是腰杆子硬弯不下去，对我来说，遍地都是钱，只要肯弯腰就能捡。”

但是姥姥顺畅的日子没过几年又结束了，这次不是她一个人的危机，而是全体国人的灾难，而那些曾经做过的事，认识的人，又都成为遭难时帮她纾危解难的机缘。

1959—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引发全国大饥荒，已经有了三个孩子的姥姥在日益紧张的粮食危机中无暇多顾，那是一个有钱也买不来吃食的年代，干再多工作也换不来按计划分配的粮食。

孩子里最大的大舅还在上幼儿园，妈妈和二舅更是年幼，面对嗷嗷待哺的三张嘴，姥姥和姥爷勒紧了裤腰带把自己的伙食挪出来给孩子，可时间长了也于事无补。

所幸姥姥兼职时认识了很多人，消息多了获得帮助的渠道就多，在大家的帮助下，姥姥将三个儿女送进三所不同但都有饱饭吃的托儿所。

姥姥直到现在还在感恩解决我母亲温饱的幼儿园，她说：“你妈最幸运，电缆厂的韩姐没孩子，她直接把你妈接去放在她名下，电缆厂的厂长人好，他做主把库存卖了换粮直供幼儿园，你妈在那不光有饭吃还每天有牛奶喝，后来我去谢人家，他们说再苦不能苦孩子，人命重要。”

韩奶奶我也认识，是个和姥姥几十年里常来常往的老交情，她不是个有文化的人，说话做事粗粗拉拉，但她质朴实在，是个和蔼圆润的老太太。

她最喜欢和姥姥玩儿，她说：“你姥爷当官以后你姥姥的眼睛也没长到头顶上去，她不忘本，是好人。”

姥爷算不上多大的官，但对当了一辈子工人的韩奶奶来说，能在机关有份旱涝保收的工作是常人难以企及的事。

韩奶奶也会做苦瓜酿肉，是姥姥教她的，韩奶奶在我面前秀过厨艺，她把苦瓜蒸黄了（火太大蒸太久），也不讲究味道的层次。我以为姥姥这么讲究的人不会吃如此口粗的食物，可她并不在意，那些看上去粗粝的菜她夹起来就放进嘴里，完全没有对菜品诸多挑剔的样子。

很难说是感恩还是友谊，但几十年的恩情和欣赏总不会因为缺少讲究的菜打破。

回家的路上我问姥姥：“很多人都觉着朋友不玩儿了是因为一方变得势利，但多数人其实是无法共同进步的，距离拉大慢慢走散也是人之常情，那你呢？和韩奶奶她们从不疏远是因为见过太多人生翻转所以给自己留一线吗？”

姥姥瞟我一眼，眼神里罕见露出鄙视，我不由心虚，和善的姥姥很少这么严肃，但她很快又恢复了和善，至理名言再次讲起：“人的腰板不能一直邦邦硬，弯腰能捡到的不只有钱。”

姥姥是个闲不住的人，可是问她怎么那么能折腾时，她会怼回来：“谁不想闲着？闲不成嘛！”

三年自然灾害有惊无险地度过，姥姥没有像其他人一样享受得来不易的安稳，反而更拼命地折腾。

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的风渐渐从南方吹进了北方，姥姥很振奋，她那时已经五十多岁，但她压根没打算停下来。

其实姥姥退休前就已经开始试手了，白天在厂里上班，晚上去火车站广场卖地图，周末就一天她还跑去商店临时站柜台。后来厂子效益不好，她就办了内退，自己包了商场的一截柜台卖针织品，直到90年代。

我至今记得某个夏日的傍晚，姥姥站在柜台后给顾客认真介绍新款带花边的袜子用了如何厉害的新工艺。炎热的天气，商店的风扇风力巨大，吹起她新烫的卷发在头顶乱飞，她却投入讲解那双并不贵的袜子，对形象有要求的她全然不管散乱的头发。这时的姥姥和在家里时很不一样，好像这个柜台才是她的主场，这里有她真心享受的乐趣。

姥姥卖了三双袜子，肉眼可见的开心，我问她什么时候回家，她抽出几毛钱塞进我兜里，笑眯眯地说：“再等等，天热人在家里待不住，逛街的人多。”

我觉着姥姥是个天生的生意人，等我说出我的想法时，她连连否认：“我不行，我还不如我父亲，大生意那么多，可我只能做这种小生意，我没文化也没胆儿，穷怕了，赔不起。”

知识储备少的确局限了她的野心，扫盲班里学的那些东西已经被她用到了极致，但对她来说已经够了，她是个容易满足的人。姥姥没挣过大钱，也没想过挣大钱，只要月月能让家人吃穿不愁就够了，她给儿女和孙子孙女们零用钱的时候，给我买巧克力和冰淇淋的时候都喜形于色，她没说过家人对她的意义，但我总觉得除了文化局限，她没能接着向外闯还有传统女性与生俱来的对家庭的责任。

不过姥姥对我的教育并不传统，她对我特别大方，我不爱吃北方的甜粽，她就专门跑到南方人开的高档酒店给我买8块钱一个的肉粽子，一次买一打；我爱吃巧克力，她在商场一次给我买两斤，每种口味都不落；姥姥家有电视早，除了姥爷看《新闻联播》时不能妨碍，其他时段我可以想看什么看什么，冰箱里四季都有冰淇淋。

作为80后，我的成长大环境还没有富养的概念，但姥姥那时的想法已经和现代观念不谋而合，她说：“我见过好的，知道啥叫好日子，相亲的时候那些驴粪蛋表面光的假模样就骗不了我，你也是，宁缺毋滥，可以不要但绝不能将就。”

姥姥善于把工资和外快的用途分清楚，她说工资是血汗钱，用来生活的，得省；外快是用来享受的，得花，手里不紧巴，有东西犒劳辛苦的自己，日子就不觉得苦。

不过姥姥一忙，功夫菜就成了奢望，那些享誉家族四邻乃至同事圈的大菜我们也只有过年才能吃上了，偶尔姥爷提出想让姥姥做些东坡肉带给同事，姥姥会在出门前利索地拒绝：“忙，顾不上。”

但她悄悄告诉过我：“我就是单纯不想做，热乎乎累哇哇的，反正咱手里趁着钱（方言）呢，想干啥干啥，不用看男人脸色。”

姥姥从不自诩自己是独立女性，她认为日子要过好离不开两个人共同努力，但她也不惯着谁，她说：“日子好就有任性的资本，过去不敢任性，现在趁机过过瘾，真爽！”

她让自己快乐的小聪明真的很多。

姥姥在宣布她“退出厨艺圈”之前，先教会了我做饭，在给我教苦瓜酿肉的时候她说：“其实这道菜有两种做法，一种是蒸，一种是煎，喜欢吃食材的原味你就蒸，喜欢吃调料的冲味你就煎，只要注意好火候怎么做都好吃。”

我埋怨她：“你早怎么不说？蒸比煎苦多了，你喜欢吃蒸的却白白让我吃了那么多苦！”

姥姥拍我脑袋，握着锅铲的样子很是嘚瑟：“一道菜岂止两种做法？想得到结果的办法多了去，你得灵活啊，一根筋你还指望不吃苦？是你自己呆，不懂变通。”

我哑口无言，却又和她相视大笑，姥姥的人生路像是华容道，她能用无数种方法将堵住的路走通，对她的“狡猾”我望其项背。

姥姥吃得了苦，也善于在苦中找乐，人生颠仆反转那么多次她都淡然处之，可再乐观的人也难抵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剧，久居外地的小舅去世了，他是姥姥最爱的幺儿，是全家人的骄傲，是姥姥承认偏心的心头肉。

姥姥85岁的时候小舅突发疾病猝死，那时姥爷已经去世多年，她也早已不亲自做饭，可姥姥却在万里奔丧归来的第二天独自去超市买了一大堆食材，她又翻出了厨具，母亲要帮她，她却关上了厨房的门，自己在里面忙活了很久，端出来各种久违的饭菜。

那些菜色没有过去精致讲究，但看得出来她尽力了。那些菜也不都是费工时的功夫菜，甚至还有粗粮做的黄馒头和稀稀拉拉的玉米粥，这些家常小菜承载着姥姥和小舅母子间各个时期的回忆。

姥姥看着黄色的馒头，眼神虚空，她回忆地说着：“过去东西少，馒头都能当零食，我把老四带到厂里，大人给了他两个馒头，一个玉米面的，一个精白面的，他左看看，右看看，最后把白面馒头塞进我嘴里，他吃玉米面的，大人问他为什么自己不吃白馒头，他说‘妈妈爱吃’，那时候他才四岁。”

姥姥又盯着玉米粥和煎饼卷菜轻声说：“别人家孩子考大学又是父母接送，又是给做好吃好喝供着，老四学习好从来不用人管，我们没接送他就算了，他考完还给我们做了煎饼卷菜让我们下班就能吃上。我生了四个孩子，只有这个最小的没让我操过一次心。”

姥姥生小舅的时候三十多岁，正是女人开始成熟又精力不减的阶段，前面几个孩子还有婆婆帮衬，小舅却是姥姥实打实亲手带大的，她从不避讳说自己偏心小舅，偏偏小舅又是最争气的孩子，大事儿上没受过家里照顾，还反哺家庭最多。姥姥这份偏爱没人好意思说闲话，那是小舅应得的。

小舅过早去世成了姥姥晚年最锥心刺骨的苦难，我们怕她想不开，可是她却让我们都各自回家不用管她，她私下对我说：“放心，我不会寻死觅活，你舅和你妈都老了，我再自杀到家里，他们老大岁数万一被人戳脊梁骨骂不孝顺逼死老娘，不是害了他们吗？”

我一下就哭了，在我心里姥姥是个很会享受独美的老太太，是世界上最通透的老人，可她现在却活成了最在意外界看法的人，原来她一直都很在乎儿女的名誉。

姥姥依旧坚强地活着，但她又像被抽掉了灵魂，我去看她时有意做了苦瓜酿肉，用煎的方法，想让肉汁浸透苦瓜，味蕾能快速冲破苦意感受到鲜香。

当我用袖珍的碟子装了两只因为生煎而不怎么翠绿的苦瓜放在姥姥面前时，她只吃了一口就放下了，她问我：“人的命该是平衡的对不？一家人里有人活得长，就得有人命数短，是我活得太长了，所以用了我儿的阳寿对不对？”

我惶恐，姥姥唯物了一辈子，她没有敬天地的信仰，也没有对鬼神的敬畏，过去的她只相信自己。

见我不答，她并不多纠结，只是有些愧疚地告诉我：“人老了味觉退化，我不太能吃出味道了。”

回家的路上我又控制不住地大哭，那种分明已经释然了百折千回，却在人生最后阶段功亏一篑的遗憾砸得人喘不过气。

五年后的今天，姥姥90岁了，她身子骨硬朗，硬朗到什么程度？她可以靠一根登山杖独自爬上成年人也要走走停停个把小时的“小山头”。

如今的姥姥腰不塌，背不弓，永远站得笔直，她的朋友离世得太多，关于过去的故事她也说得少了，我很久没再听过她那“弯一弯腰”的至理名言，反而现在的她每天早晚拉筋，她说人越老才越要挺起腰杆，硬起来。

姥姥坚持独居，我们去看她时她从不留人过夜，还把我们往回赶，她说现在社区有老年食堂和活动中心，她和同龄人在一起聊家常比和儿孙在家大眼瞪小眼互相尴尬好。

我分辨不出姥姥是活得更明白了还是更倔强了，她努力维持着良好的状态，不给任何人添麻烦。

姥姥理智而冷淡，任何事你不说她不问，我一度以为丧子之痛让姥姥失去了对生活的豁达，现在刻意的坚挺都是她伪装出来让我们放心的，但我发现我小看了姥姥，在我去年执意要求“做自己”的时候姥姥表现出了只有经历过大风浪的人才有的另类格局。

对于我敢在快40的年纪选择从外界看来稳定的单位辞职，家里的反对多过支持，大多亲戚觉着我任性，在如今求稳多于追梦的大环境下搞“断舍离”，中年人的异想天开对大多数人来说就是胡来。

可是我实在不想再浪费生命了，我在姥姥面前掰着指头算人生的账：“乐观一点儿想，如果我能平稳活到70岁，那现在我的前半生已经结束了一大半，但是传统既定的路看不到前途，也很讨厌那些借着团建名义让下属陪他们喝酒跳舞的油腻男领导，我讨厌通勤、甩锅、没事找事的加班，更不想为没名堂的人和事浪费我自己的精力和时间，不划算！”

我口沫横飞地吐槽，没指望姥姥站在我这边，我只是觉着在一个不为外界所动的隔辈老人面前发泄更能把平时藏着掖着的心里话说出来。

没想到姥姥居然有兴趣，她先问我：“啥叫划算？你想要的到底是赚钱还是理想，还是无目的搞兴趣爱好？”

这个问题我想过很多次，却都一次次被周围人当作没有自知之明，但在姥姥跟前我没什么好隐瞒，如实回答：“追求理想并且赚钱！只有做喜欢的事能让我心甘情愿面对失败也能坚持，至于赚钱，只要能比永远不变的死工资多一点儿我就满意了，少点儿也行。”最后一句话我说得心虚，不稳定在这个时代就是原罪。

“心还是不够野。”姥姥接下来的话让我瞠目结舌，她笑道，“稳定的时候有护着你的罩子，躺平就躺平，但是不稳定的时候你就得对自己有要求了，求上得中，求中得下，求下你没资本，人想过得好得会算大账。”

我不知道心要高到什么地步才算大，姥姥说任何投资都得先算成本，她掰着指头问我：“面对失败、继续、再失败、再继续，万一一再失败，就算身体不受累人心也是要吃大苦的，精神的苦比干活的苦更熬人，你一直是个蛮脆弱的人，这种成本你能接受吗？”

我不置可否，知道姥姥是在提醒我认清自己，可我还是怎么算都觉着一辈子做让自己痛苦的事沉没成本要大于屡败屡战的显性成本。

我对姥姥如实讲了我的想法，许久没做过饭的姥姥又进了厨房，“多管闲事”地约我父母吃饭。

姥姥用四小时炖肉，两小时熬汤，还剥了蟹肉煮了面，唯一的家常菜就是那道蒸制的苦瓜酿肉，她说小菜是给我吃的，大菜是给我父母“画大饼”的。

姥姥塞了块碧绿色的肉团到我嘴里，我已经太多年没吃过它了，没有焯水脱味的蒸苦瓜苦得我发抖，姥姥却说：“既然选择了自找苦吃，就得先学会怎么在苦中作乐，等你随随便便就能把苦咽了，到那时你才有留下满嘴肉香的资本。”

席间，姥姥对我父母说：“你们给了她对婚姻宁缺毋滥的底气，为什么到了工作就得让她委曲求全？娘家的底气不分贵贱，能有选择的权利干什么无聊的一路到黑？退一万步说，丫头的腰是被你们惯硬的，你们得负责啊。”

姥姥又用力地拍了拍我的腰，说：“我可不认为丫头只能活到70岁，所以她还年轻，任性当然要趁早，况且不敢花半个月工资买一条裙子的工作不做也罢，任何世道都一样，遍地都是钱，就看你肯不肯弯腰捡，年轻人的腰多弯一弯老了才能少留遗憾。”

一顿饭吃进了我的心坎儿，姥姥带我赢了，赢在了不设限的从容上，这一刻我才意识到姥姥其实从未改变，她对生活的智慧一直藏在那道苦瓜酿肉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