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鲁迅先生当年骂过您？”1957年夏夜，上海中苏友好大厦的吊扇在头顶嗡嗡作响，青年作家王蒙借着酒劲问出这句话时，整张圆桌突然安静得能听见钢笔滚落的声音。毛泽东掸了掸烟灰，目光扫过满桌忐忑的面孔，忽然笑出声：“他要是还活着，你们猜怎么着？”众人屏息间，主席竖起两根手指：“要么接着写，要么彻底封笔。”
这个场景里真正提问的其实是翻译家罗稷南。据在场者回忆，当主席说出这个论断时，窗外的梧桐树上正有蝉蜕从枝头跌落。三十年后，王蒙在回忆录里写道：“主席说这话时，手指在桌面上敲出《义勇军进行曲》的节奏。”
时间拨回1902年的绍兴周家台门。十八岁的周树人攥着父亲病逝前当掉的最后一幅字画，站在当铺柜台前浑身发抖。掌柜的拨着算盘斜眼道：“死当活当一个价。”这个瞬间，或许埋下了后来那个执笔为刀的灵魂。有意思的是，五十年后毛泽东在菊香书屋读到《呐喊》时，特意让秘书查证过鲁迅典当的具体物件——是幅文徵明的山水，当银四两。
1932年深秋的上海虹口，冯雪峰裹着旧棉袍闪进大陆新村9号。鲁迅递过温好的黄酒，突然问道：“毛泽东的字写得如何？”这位地下党联络员愣了片刻，蘸着酒水在桌上写出“毛润之”三字。先生凑近端详许久，冒出一句：“笔锋带血。”这话传到延安枣园时，毛泽东正就着马灯批阅文件，闻言搁笔大笑：“他看得准！我们笔杆子都蘸着同志的血。”
长征胜利的消息传到上海那日，内山书店二楼传出罕见的摔杯声。许广平后来回忆，鲁迅读罢电文，失手打翻了砚台，墨汁染透半幅宣纸。他当即口述贺电：“在你们身上，寄托着人类和中国的将来。”据说毛泽东收到这封电报时，正蹲在延河边洗绑腿，读完直接跳进河里游了个来回。
1936年10月18日凌晨，鲁迅弥留之际突然挣扎起身，用德文反复念叨“毛泽东”的发音。守在床边的黄源听得真切，却始终不解其意。直到二十年后，中联部工作人员在柏林档案馆发现份泛黄记录：1930年鲁迅在左翼作家联盟演讲时曾说：“中国需要自己的海涅，我看毛润之的诗有这种气象。”
毛泽东对鲁迅的推崇，在延安窑洞里酿成了特殊风景。每逢《鲁迅全集》新卷运抵，运输队的骡马总要额外多歇两站——主席要求新书不能有半点折痕。有次敌机轰炸，警卫员冲进窑洞抢人，却见毛泽东抱着木箱往外跑，箱里整整齐齐码着二十册蓝布面精装书。
1942年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毛泽东把“鲁迅方向”定为新文化旗帜。散会后，他拉着丁玲走到崖边，指着延河突然发问：“你说先生若在，会怎么改《阿Q正传》？”女作家尚未回答，主席自己接道：“定要添个赵四老爷抽鸦片的细节。”说着摸出半包“老刀牌”，一根根掰断扔进河里。
建国后的中南海丰泽园，毛泽东床头始终放着1938年版《鲁迅全集》。护士周福明发现，书页空白处写满批注，某页《为了忘却的记念》旁赫然画着方志敏的侧影。更令人唏嘘的是，主席晚年视力衰退后，仍要秘书朗读《纪念刘和珍君》，听到“真的猛士”处，总会不自觉地挺直腰板。
1956年改造王府井新华书店时，设计师在图纸上标出“鲁迅专区”。毛泽东审阅时，用红笔在“专区”二字上画圈，批注道：“小了，要专厅。”如今人们走进书店看到的那面青铜浮雕墙，正是按主席当年要求增设的——鲁迅的烟斗与毛泽东的毛笔在浮雕上形成奇妙的对角线。
关于“两种可能”的著名论断，其实早有伏笔。1945年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在周而复陪同下参观鲁迅故居。站在大陆新村弄堂口，他突然驻足：“要是先生活着，你们《新华日报》恐怕要给他开专版批我。”随行人员惊愕时，主席自己解围：“要么开专版，要么撤专版，总归两种可能嘛。”
1972年尼克松访华时，曾指着人民大会堂里的鲁迅诗句询问深意。周恩来正要解释，毛泽东直接接过话头：“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骨头。”说完拍了拍自己座椅的檀木扶手，梆梆作响。这个细节被基辛格记入回忆录，他写道：“毛泽东谈论鲁迅时的神情，像在介绍某个仍会随时推门进来的老朋友。”
晚年的毛泽东视力几近失明，却仍要秘书把《鲁迅诗稿》放大抄写。现存中央档案馆的一份手稿上，“横眉冷对千夫指”被临摹得遒劲异常，纸面却有几处不规则皱褶——那是放大镜聚焦时高温灼烤的痕迹。主治医师回忆，主席最后能完整背诵的现代文章，只剩《论雷峰塔的倒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