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理万机”这个成语用来形容总理这个职务是最合适不过，因为“总理”字如其名，总理一切事物的意思，国内的所有事情，都需要总理负责统筹，压力是非常大的，几乎没有自己的个人时间，而周总理更是忙的连休息的时间都没有，对于周总理来说，“工作就是他的一切”，周总理的确是将自己的一生，自己的所有都奉献给了新中国，完完全全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是新中国的“诸葛丞相”。
接下来的几个故事，或许可以从几个方面，来反映周总理到底有多么的忙碌了。1961年，新中国的自然灾害接近尾声，但即便如此，全国形势依然严峻，周总理参加完庐山会议之后，应邀出席了江西省委书记杨尚奎的饭局。这本来是休息的时刻，但周总理借着此次机会，一来感谢了江西省为国家提供了10亿斤粮食；二来向主持农业工作的刘俊秀表示了感谢；三来愿与刘俊秀干三杯酒，换取江西再挤出3亿斤支援国家。由此可见，在周总理的心里，生活就是工作，工作就是生活，早就融为一体了。
再比如说，1963年5月初，我国自行设计建造的首艘大型货轮“跃进”号，在从上海吴淞码头出发后不久，就很快传来了沉没的噩耗，对此周总理高度重视，亲自主持调查。当时分析，主要有两种可能，一种是遭到了鱼雷攻击，如果是真的话，蒋匪造孽的可能性比较高；一种是触礁沉没，但不管是哪一种可能，都需要经过调查，为此周总理亲自布置，亲自指挥，最终通过潜水调查，确定是因为触礁沉没。这一结果非常重要，避免了一场军事行动，也说明了新中国造船是可行的。
周总理除了要抓农业、工业之外，还要主持一些涉及到军事机密的会晤。比如说，1964年，周总理在西北地区主持了一场高度机密的会议，讨论当时的核弹研究情况，可以说，这是当时中国“最高机密”，一旦泄露出去，有可能引发某些核大国“先发制人”的核打击，从而彻底将中国的核武研发计划掐死在摇篮里。因此，这次会议极其关键，极其重要，保密程度极高，然而就在此次会议期间，参与会晤的张爱萍大将却因为有别的会晤要参加，而临时提出要提前退场。
对此，周总理也并没有完全拒绝，而是提出了两个条件，一个是要“进行搜身检查”；另一个，是要检查一下带走的文件“是否涉密”。张爱萍大将是核试验的总指挥，怎么会不懂这些道理，因此非常配合，周总理这一决定，完全是按照规章制度办事，並沒有因为张爱萍的总指挥身份，而有任何的情面可讲，给当时的与会人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是对与会者的“现场教育”。
从这些可以看出，周总理到底有多忙，吃饭在办事，开会也在办事，农业要管，工业也要管，军事机密，他也必须管，全国8亿人口，重要的事情全都堆到了国务院，难怪晚年的周总理那么瘦，那么辛苦，其实周总理有一大半是“累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