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多数时候，我们在清明节谈论的死亡与悼念相连，关乎亲密的家人、尊敬的长者或思念的朋友。
今天这个故事，则与1500余位陌生人无人善后的离世有关。过去近10年，台湾首位特殊清洁员卢致宏，亲眼目睹并处理了这些死亡现场。
许多逝者是被社会所遗忘的人，生前深居简出，活得犹如空气，死后只以散发出的气味宣示自己的存在。
除臭、清血迹、灭虫卵，卢致宏用一把刮刀和一罐除臭喷雾，将污浊的“死亡之屋”恢复成“活人能居住的模样”，为沉默的死者保留了最后的体面与尊严。
当独居与老龄化浪潮袭来的当下，我们该如何安放那些在社会角落被遗忘的生命？又能否在人人都会走向的终点做好预备？
从卢致宏宝贵的一手经验里，我们或许能窥见“孤独死”的现实样貌，也能找到亡者生前曾努力活着的一些证明。
1500种死亡
推开房门，卢致宏尽可能地憋气。尽管戴有防毒面罩，一股浓重而腥甜的尸臭还是顺着鼻腔涌入了喉咙，他不得不喷洒药剂来遮盖味道。
身上的防护服，让卢致宏走起路来稍显笨拙，当他缓缓靠近卧室，屋内的小飞虫受到惊扰，直接撞向他的脸部和身体。
这几乎是在每一个死亡现场，卢致宏循环往复经历的画面，他已经见怪不怪。早前，他带过一个实习生，刚到现场就逃跑了，卢致宏追到楼下才发现，实习生止不住地在干呕。
工作时，卢致宏的大脑总是“一片空白”。他需要尽快把活儿干完，除此之外什么都不愿想，因为“臭永远都是臭，脏永远都是脏，恶心永远都是恶心，不会因为你工作久了就改变了”。
卢致宏在清洁现场
去年底，三室一厅的房子里，一位七旬独居老人在家中过世多日后，血水渗透到楼下的天花板。老人生前有囤积症，厕所用过的纸巾和捡来的杂物堆满了屋子，“大概有十几二十年的量”。
清理干净需要一周的时间。卧室地板上依稀可见残留的身体组织，卢致宏得用刮刀一寸寸铲掉，通过大致轮廓，他能推断出老人去世时的躺卧姿势。接下来要做的，便是清理掉那些混合着排泄物的血水和爬行的蛆虫。
沉迷累积旧物的逝者，卢致宏在台湾“一年大概能见到一二十例”。他们多以捡垃圾为主，“什么篮球框、网球拍，在他们看来都是宝贝。”最让他触目惊心的一次，有位老人家里叠放了数百个没有清洗过的便当盒，爬满了蟑螂和蚂蚁。
在老龄化问题凸显的台湾，“孤独死”这个源自日本的名词并不陌生，指的是独居者鲜少与家人和外界互动，最终因病、意外或自杀身亡多日后，才被发现的事件。
在卢致宏经手的死亡清洁现场中，“孤独死”占据七八成的比重；而年龄分布上，“孤独死”的老年人与年轻人的比例，几乎是对半分。
比如30岁出头的陈秋艳。她是一位单亲妈妈，跟前夫离婚后，被一位交往的男性骗光积蓄，还欠下债务。绝望之下，陈秋艳在台北的出租屋里服毒自杀身亡。
那套两室一厅的屋内，简单陈列着日用家电，桌上散落着药物，客厅一角则放有大量的儿童玩具。卢致宏的清理工作进行到一半，他留意到墙壁上的小卡片，是一个小朋友的字迹，上面歪歪扭扭地写道：可以陪我一起长大吗？妈妈我爱你。
同样身为单亲爸爸的卢致宏，看到文字时心脏犹如被什么东西撞击了一下。卡片最终被归为“珍贵物品”，转交给了陈秋艳亲属。至今，卢致宏依然为之唏嘘，“她到底面临着多大的绝望，才会愿意抛下孩子走上这条路？”
逝者家中翻出的药物
中壮年“孤独死”逝者在台湾并不少见。几年前，50多岁的计程车司机张德明，带着妻子和两个未成年的孩子在出租屋烧炭自杀。
卢致宏赶到时，门已被撬开，窗户依旧是被胶带封死的状态。不到十坪米（约30平方米）的套房，门边散落着遗体接运人员丢弃的手套、鞋套及裹尸袋。再往里看，地板的角落处赫然放着一个装有炭灰的铁锅。
做出这个决定的数月前，张德明曾向房东提出“拖欠一阵子租金”，等车卖掉后再补上。听到这句话时，房东隐隐觉得不对劲，但还是应允下来，嘱咐他不要轻易卖掉生财工具。张德明很快卖掉车，缴清了房租，之后，他带着全家人踏上了死亡之旅。
在那个现场，卢致宏翻出了数张欠条、账单与法律文书，这或许便是让张德明一家走上绝路的原因。
和卢致宏一起共事过的志愿者林正尉，总结了死亡现场的一些人群共性：上了年纪的老人，多数会在洗澡或起床时，倒在浴缸或卧室；底层男性家里较为常见的是空酒瓶，白酒、药酒、米酒……种类多样，有时，他们还会往里面撒尿。
也有一些特别的。林正尉还记得一个混合了尸臭、排泄物、腌菜等各种奇怪气味的现场，逝者是一位60岁左右的女人，兴许是爱吃腌菜，家里堆满了一瓮一瓮的菜，“大约有三五十瓮”。
年复一年的清洁工作越发让卢致宏感觉到，死亡对于某些人来说，或许只是一个结果。而在走向毁灭之前，他们已经历经了太多未被看到的垂死挣扎，“到最后，他们的心已经死了，只是在等待这一天（死亡）的来临。”
“比电视剧还扯”
对那些与外界联络甚少的独居者来说，房东或许是每个月最关心自己的那个人——因为要定时催收房租。
这些年，找到卢致宏的委托人，最多的就是房东。最忙的时候，一天能接三四个。
尤其在台北，聚集着各行业的打工者，许多人没有能力买下属于自己的一套房，只能住在廉价出租屋。顶楼的房东为了多赚出租费，会在屋顶加盖一层铁皮房，一个月大概收取6600台币（约1500元人民币）。夏天热的时候，气温达到近四十度，“只要人死在里面，一两天味道就全部出来了。”
卢致宏去过一个蜗居亡者的现场。那栋楼的一层，被当作办公室对外出租，走上没有扶手的步梯到二楼，是四个用夹板隔开的房间，墙上还张贴着租房广告：每月3500台币（700多人民币）。“真便宜。”卢致宏嘀咕，这是他十多年前读书时的房租价格。
尽管早有预期，他还是被接下来眼前那个狭小的空间所震撼。推开房门后，约1坪米（约3平方米）的隔间被单人床、落地扇、零碎物件填满。死者29岁。卢致宏想象着那个“如同待在蜗牛壳”里的租户，不知道对方是如何在逼仄的空间内，度过一个又一个夜晚。
卢致宏和同事穿着防护服进入现场
那些不被珍视的人生，在死亡来临时，只是再一次被印证。比如孙哲的消失。这位40岁的单身未婚男性去世两个月后，房东成为第一个看到他的人。
生前，他像个与世隔绝的隐者，没有朋友，只定期把赚来的钱寄回家中。在台湾乡下，父母靠社会救助生活，他们的另一项经济来源，是儿子的收入。
患上抑郁症后，孙哲辞了职。但父母开口要钱，孙哲只能重寻工作。可工作越做越辛苦，待遇越来越差，他的精神疾病也愈发严重。卢致宏在现场挖掘到的信息是，孙哲很长一段时间内，处在工作、失业、就业反复折腾的循环里，“能变卖的全变卖了”。终于熬不住的时候，他选择了自杀。
清理现场那天，孙哲的父母也在。卢致宏找到一个被揉皱了的纸团，是手写的遗书。他把纸团铺平递给孙哲父母。对方看过之后丢到了一边，“这个东西一点用都没有，要找钱，找房契、地契、房产证。”
卢致宏一直想不明白，对方的父母为什么那么冷血，“他儿子失业很久了，因为钱被逼上了绝路。他的父母却一开始就要我们把钱给找出来。”可一切都实实在在发生了，卢致宏觉得，“现实比电视剧还扯。”
《人生清洁员》剧照
每次的入户清洁中，卢致宏会伴随着做遗物整理的工作，他会特意搜集逝者遗留下来的文件资料，以及留给家人的物品或遗言。
不同于影视剧中的桥段，卢致宏即使能找到逝者的遗言，通常不会是在桌面或其他显眼的地方。一次，他在整理一位逝者的书架时，从一个笔记本中翻到了留给家属的遗书。而更常见的情况是，逝者不会留下任何“交待”。
也有家属会当着卢致宏的面，谈论财产要如何分割。他不会做任何干涉，只是静静做着手头的事，但听着那些吵闹的的争执，卢致宏内心会升腾出很深的绝望。在见过的冷漠与狗血现实足够多后，卢致宏认为，所谓血缘，不过是“父母与子女之间的一个关系证明”，再没有更多的意义。
志愿者林正尉受到冲击最大的一次，是入户台北中正纪念堂附近的眷村区，给一位老兵家里做清洁。
整理遗物时，林正尉发现了许多1960年代的军方证件。老人的身份是一名国民党老兵，1949年之后“退来了台湾”。
“太珍贵了，这代表了老人一生的荣耀，也是能证明他身份的一些东西。”林正尉把所有证件收拾好，拿给老人家属。但得到的只有一句：“都丢掉，反正都是垃圾。”
林正尉想象着老人的一生，“他可能一辈子就是个军人，从大陆撤退到这里，养育一大家子。”仅仅是儿子的一句话，一个人一生的痕迹都被抹除掉了。
做志愿者的一年里，林正尉共参与了67场清洁，见识了太多“人性的赤裸”。逝者亲属间，大多都会因财产问题产生口角和纠葛。相对和谐的画面，不是没有，但在林正尉的印象中，只看到过“不到3场”。
林正尉最大的哀伤正在于此。“有时清理到一半，他们的故事就会不见。”他谈起人一生会有的两次死亡，一次是肉体的消亡，另一次，是被记忆淘汰的死亡。
“原来大家只看重钱，而不在意那些故事和经历。这个人的生命曾经是什么样子，他们是你的爸爸或妈妈，都不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