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4月13日，国民党首都南京、以及江苏、浙江、安徽等十几个尚在国民党控制的地方，近万名我党被捕同志和政治犯却突然被释放了。
当时国共谈判已经破裂，离渡江战役发起仅剩7天，长江两岸到处弥漫着战争的氛围，国民党为何突然会发生大规模释放政治犯？其实，这里边有一个名叫杨兆龙的法学家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事情还得从1948年7月说起，当时在南京中央大学领导学生运动而暴露的朱成学、华彬请、李飞三名我党地下党员，在撤往皖西解放区的途中，遭到国民党特务抓捕。
此后，虽然我党多方尽力营救，但朱、华、李以及其他一些参加学运的学生仍被国民党反动派判处徒刑，被关进了南京的监狱里。
1949年1月，迫于国内外压力，蒋介石被迫下野，李宗仁代理国民政府总统，由于蒋、李矛盾重重，国民党政权内部人员人心涣散，人事更替频繁异常。
以陈修良为书记的中共南京市委分析局势后，认为在此情况下，解救在狱中的被捕党员和其他政治犯，具有极大可能，于是决定动用各方的关系，在国民党司法系统内部寻找进步人士，试图开展营救工作。
经过严谨而细致的筛查，最终将营救工作的关键目标锁定在了国民党政府司法行政部刑事司司长，同时也是中央大学法律系教授的陈修良身上。
杨兆龙
杨兆龙身份特殊，他不仅是我党领导的学生运动委员会成员地下党员沙轶因的姐夫，更是一位思想开明的正直人士，而且，他的妻子沙轶因的姐姐沙溯因，早年曾参加抗日救亡运动。
在中共南京市委的领导下，沙轶因先是和姐姐商量，取得其支持后，遂以一个进步知识分子的身份，与姐夫杨兆龙进行了多次坦诚且推心置腹的谈话，她言辞恳切地劝说姐夫为今后的人生出路深思熟虑，为释放那些被关押的政治犯贡献力量。
左二为沙轶因
2月，在妻妹沙轶因坚持不懈的努力之下，杨兆龙的思想终于开始有所松动。然而，他却觉得尽管沙轶因是自己的至亲，但释放政治犯这件事情风险实在是极大。于是，他提出要与我党的负责人见面详谈。
中共南京市委书记陈修良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派负责策反工作的白沙与杨兆龙见面。他们深谈了晚上后，杨兆龙终于同意帮助营救我党被捕的地下党员和政治犯。
恰逢此时，国民党最高检察署检察长一职空缺，司法行政部代理部长赵琛，要杨兆龙兼任此职，经组织批准，杨兆龙兼任了代理检察长的职务，为此后释放政治犯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3月，南京政府行政院进行改组，何应钦取代孙科担任行政院院长一职，经李宗仁推荐，70多岁的辛亥革命耆宿张知本出任司法行政部部长。
张知本老人
张知本是近代中国四大法学家之一，曾担任过武昌军政司法部长、国民党湖北省政府主席，还筹建了武汉大学，1933年其在主持起草《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和《五·五宪章》时，曾将“现役军人不能当选总统”一条写入其中，从而触怒蒋介石。
杨兆龙与张知本曾在30年代共过事，彼此互相了解，交情深厚。于是，杨兆龙坦诚地向张知本建议，希望他在行政院会议上提出释放政治犯的提案，挽救那些被关押的进步青年。
张知本接纳了杨兆龙的建议，在一次行政院会上提出了释放政治犯这一提案，国民党顽固分子朱家骅、吴铁城等人看到提案内容后，极力反对该提案，张知本以辞职相威胁，最终使该提案进入投票程序并以微弱多数通过，且命令由司法行政部执行。
张知本拿到决议指令后，鉴于当时国民党司法行政部的印信已被前部长赵琛带往广州，无法颁令，于是训令杨兆龙代理检察长的最高检察署拟具详细办法，并通令全国各级司法机关一律释放政治犯。
按照当时国民党宪法规定，此通令经过行政院决议后，还须有总统签字方能生效，当时李宗仁因事去广西，杨兆龙不敢耽搁，立即前往广西面见代总统李宗仁，李宗仁没有犹豫就在通令上签了字。
杨兆龙拿到总统签字的通令后，立即用代电方式通告尚在国民党政府掌控范围的江苏、安徽、浙江等十几个法院检察院立即执行。
根据各地法院向杨兆龙反馈的执行情况，除南京释放了包括朱成学、华彬请、李飞三人等100余人外，全国共有一万余所谓的“政治犯”因这一指令得以释放。
陈修良
南京解放后，陈修良曾亲拜访杨兆龙，就此事向他当面表示感谢，连说了几句“救命恩人”。
同年冬，杨兆龙被聘为中央大学(后改为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1950年，杨兆龙出任东吴大学法学院院长。
1952年，全国大学院系调整，东吴大学法学院被取消。一年之后，杨兆龙被分配到复旦大学担任教授。
1979年4月1日，杨兆龙因脑溢血在浙江海宁的女儿家去世，终年75岁。
2004年11月27～28日，杨兆龙教授百年诞辰纪念及学术思想研讨会在苏州大学举行，经他营救幸免于难且尚健在的老共产党员们，纷纷齐齐聚在杨兆龙的遗像前，再三鞠躬，感念他的救命之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