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4月的延安，中共七大的筹备工作正在紧张进行，毛主席坐在桌前，手中的毛笔在委员候选人名单上停留许久，最终在陈光的名字上画了一道横线，这个看似简单的动作，却在几天后掀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当陈光从同志口中得知自己被从候补中央委员名单中撤下时，这位在战场上冲锋陷阵的猛将径直走进毛主席的窑洞质问：“我哪里对不起你？”
陈光是从湘南起义中走出的红军将领，1928年他跟随朱、陈两位老总奔赴井冈山，他凭借出色的军事才能和勇敢无畏的精神一路披荆斩棘，他先后十次负伤、屡建奇功。在长征途中，他带领战士们冒着枪林弹雨飞夺泸定桥，为长征的胜利开辟了道路；突破腊子口战役中他带领战士们再次创造了奇迹；攻打直罗镇时他率部全歼国民党第109师，最终升任红一军团代理军团长。
抗战时期，林彪负伤后，陈光担任115师代理师长，与罗帅在山东开辟抗日根据地，他们一次次击退敌人的疯狂进攻。那些年里，他的指挥所总是设在离火线最近的地方，每次战斗他都是冲在最前面的那一个，他用身先士卒的行动激励着战士们奋勇杀敌，连林彪都曾在水南战斗中被他冒死救出。
陈光在战场上的杰出表现和对革命的忠诚，为他赢得了广泛的赞誉和尊重，这样一位战功赫赫、威名远扬的将领，在七大召开时正值壮年，因此陈光对于担任中央委员抱有期待，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他的资历、能力和贡献，都足以让他成为中央委员会的合适人选，但毛主席的考量远不止于个人资历和军功。
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即将迎来抗战胜利，需要凝聚全民族的力量，更需要党内各根据地、各方面军的团结。红一方面军特别是红一军团的干部在党内占比不小，为了让来自陕北、晋绥、华中等根据地的同志有更多代表名额，毛主席希望红一军团的干部能够展现大局意识，在选举中主动退让，这并非针对某个人，而是出于对党的整体利益的考量，七大要成为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就必须让更多方面军的同志感受到公平与重视。
而陈光质问毛主席，暴露出他在政治站位上的局限，他没有意识到中央委员的选举从来不是单纯的论功行赏，而是需要兼顾各方平衡的政治布局。在毛主席耐心解释“为了让更多根据地的同志进入中央，红一军团的同志要带头谦让”时，陈光却反复强调自己的战功与资历，甚至在代表团会议上公开表达不满，他的直率性格限制了个人格局，注定未来的政治生涯将面临坎坷。
1945年11月，林彪要求陈光将电台调往总部，陈光考虑到前线指挥需要，回电希望暂时留用，这本是战场上常见的通讯调配问题，却因双方沟通不畅演变成矛盾。林彪多次在公开场合批评他“抗命不交”，而陈光性格刚烈，不愿低头解释，甚至未经总部批准便组织长春战役，尽管此战歼敌两万、收复重镇，却因违反指挥程序，为后来的冲突埋下伏笔。
1950年调任广东军区副司令员后，陈光再次显现政治短板，中央明确规定港澳台情报工作需严格程序，他却仅凭个人意愿安排亲友从事策反工作，甚至在广州办起训练班、派遣人员去香港活动，完全绕过了时任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叶帅的领导。叶帅亲自找他谈话，希望他遵守组织纪律，这位在战场上说一不二的将军却拍着桌子反驳。
1950年7月，当开除党籍的处分决定传来时，陈光仍未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被软禁在广州的住所，后来又转移到武汉的隔离居所，却始终认为这是林彪等人的陷害，拒绝承认错误。在长达三年的隔离中，他的书房里堆满了军事书籍，窗外的阳光日复一日地划过窗棂，却再照不进这位曾经的战场雄鹰的心扉，1954年6月，当陈光在住所内自焚身亡时，他留给历史的，是一声沉重的叹息。
陈光的案件之后经过多次复查，直到1988年得出结论：“战功卓著、个人主义严重、对其错误定性过高、处分过重，恢复党籍、原职务待遇”。陈光的悲剧源于政治意识缺失，他在战场上有勇有谋，却在党内生活中缺乏对组织原则的敬畏，他的事件提醒后人，只有将政治意识融入血脉，才能在时代的浪潮中找准方向，不辜负党和人民的信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