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绮蝶
特朗普再次执政不满三个月已经给国际秩序带来诸多冲击，国际社会已经发生了剧烈的变化。为了强化美国在西半球的霸主地位，他的对等关税继续重塑全球经贸体系，处处体现“美国优先”理念；在加沙战后重建、丹麦格陵兰岛和巴拿马运河控制权议题上，他的言行又带有大国沙文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色彩，与其强调的“孤立主义”路线形成对比。尤其是他不排除动用军事力量控制格陵兰岛的言论，让人不得不与俄罗斯在乌克兰的“军事行动”作对比。
4月1日，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在Project Syndicate网站上发表文章，分析了世界秩序变化的表现及其背后的动因。他认为，联盟体系是维持美国独特优势的关键。如果2025年确实成为世界秩序的又一转折点，那么只能归咎于特朗普政府对美国传统战略的耗损。
自特朗普再次当选以来，约瑟夫·奈一直在观察美国国内政治动态同世界秩序变化之间的关系。对于特朗普再次执政后的一系列言行，约瑟夫·奈认为，它们可能导致中俄在地区事务上占据更多话语权，促使欧洲国家更加战略自主。但他认为，美国国内政治才是影响世界秩序的关键因素，具体要看特朗普这四年施政的结果。约瑟夫·奈在文章中指出，世界秩序并非固定不变，而是随技术、政治、社会和意识形态因素的演变而波动，这些因素都会影响全球权力分配和规范的合法性。
▲1989 年11月9日，人们站在勃兰登堡门附近的柏林墙上。
文章开头提到，1989年柏林墙倒塌之际，距苏联1991年解体尚有近一年光景，美国总统老布什便宣告“世界新秩序”已经降临。如今，特朗普再次执政不久，欧盟首席外交官卡拉斯便宣称，国际秩序正在经历自1945年以来前所未有的变化。
那么，究竟什么是世界秩序？它是如何维持或被打破的？约瑟夫·奈在文章开篇提出了这两个问题。他指出，在日常语境中，秩序指的是事物、功能或关系的稳定安排。因此，国内政治中谈论的秩序是指“有序的社会”及其政府。但在国际政治中，并没有一个凌驾于所有国家之上的政府，由于国家间的关系始终处于动态调整中，世界在某种意义上是“无政府的”。
但“无政府状态”并不等同于失序。约瑟夫·奈称，秩序是一个程度的问题，它随着时间的推移此消彼长。在国内政治中，尽管存在一定程度的无序暴力，一个稳定的政治体制仍然可以持续。毕竟，组织化和非组织化的暴力犯罪在大多数国家中仍然是一种常态。但当暴力突破临界阈值，就会被视为“失败国家”的标志。
他以索马里为例，称其虽然有共同的语言和民族，但长期充斥着部落冲突，该国的“中央政府”并不具备全国范围内的权威。他还援引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对现代国家的定义表示，作为拥有“合法暴力垄断权”的政治机构，国家有权合法使用暴力来维护秩序。然而，人们对“合法权威”的理解是建立在可变的观念和规范之上的。因此，合法性不仅仅取决于对这些规范是否有效的判断，还包括对国家内部暴力的规模和性质的实际观察。
根据上述观点，约瑟夫·奈提出了衡量世界秩序变化的几个要素：一是国家间权力和资源的分配变化，二是各国是否遵守那些确立合法性秩序的国际规范，三是暴力冲突的频率和强度。
约瑟夫·奈认为，国家间权力的稳定格局往往需要通过战争来明确各方所公认的势力均衡。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战争合法性的看法也在不断变化。例如，在十八世纪的欧洲，当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大帝想从邻国奥地利手中夺取西里西亚时，他就直接采取了行动。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各国创建了联合国（UN），联合国规定只有自卫战争才是合法的（除非安全理事会另行授权）。比如，对于俄乌冲突，联合国大多数成员国投票谴责了俄罗斯。
约瑟夫·奈指出了这种国际秩序的局限性：国际社会虽可诉诸法庭解决争端，但司法机构缺乏强制执行力；安理会虽有权批准集体安全行动，实际动用这一权力的案例却屈指可数。五大常任理事国（英国、中国、法国、俄罗斯、美国）均握有否决权，而它们始终不愿冒险引发大国战争。否决权机制犹如电路系统中的保险装置：宁可承受局部断电的代价，也要避免系统过载酿成灾难性后果。
同时，约瑟夫·奈指出世界秩序的强弱嬗变往往源于三重动因：技术革新可能改变军事经济实力分布；国内社会政治变革或将重塑大国外交政策走向；意识形态或革命运动等跨国力量一旦突破政府管控边界，更会动摇公众对现行秩序合法性的认知根基。
他举例说道，以1648年终结欧洲宗教战争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为标志，国家主权原则被确立为规范性国际秩序的基石。但除了合法性原则的变化外，实力资源的分配也发生了变化。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美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能够通过军事干预决定战争的结果。尽管威尔逊总统试图通过国际联盟重塑国际规范秩序，但美国国内政治推动该国走向孤立主义，这使得轴心国有机会在1930年代试图向国际社会强加他们自己的秩序。
▲2014年，根据世界银行的衡量标准，按年计算中国在全球经济增长总额当中占三分之一，国内生产总值赶超美国。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占全球经济体量的一半，但其军事霸权遭遇苏联制衡，联合国的规范权威更显式微。到1991年苏联解体，美国迎来短暂“单极时刻”，但由于在中东的过度扩张和纵容金融监管失序，最终导致了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约瑟夫·奈认为，也正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俄罗斯发动格鲁吉亚战争，中国则转向了更积极有为的外交政策。与此同时，中国强劲的经济增长使其缩小了与美国的实力差距。
约瑟夫·奈称，就中美相对实力而言，美国确实在相对衰落，但其全球经济占比仍稳定在25%的水平。只要维系与日本、欧洲的强固同盟体系，美方阵营的经济体量仍超全球半数，相较之下中俄两国总量仅占20%。
但他发出疑问：“特朗普政府能否维系这一美国持续优势的独特源泉？抑或如卡拉斯所言，‘我们正处在历史的转折节点’？”约瑟夫·奈表示，1945、1991、2008年都曾是转折时刻。若未来史学家将2025年增列其中，那必是美国政策选择所致，即其自我战略的耗损，而非所谓的历史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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