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3月14日，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在祁连山麓康龙寺石窝山头举行师以上干部会议。
鉴于西路军当时已经遭到失利，因此会上陈昌浩提出，由他和徐向前返回延安去，向党中央汇报西路军的情况，并组成西路军工作委员会，继续领导西路军。
对于离开部队，徐向前坚决反对，但陈昌浩随后便以组织决定，拒绝了他的建议。
多年之后，徐向前回忆起当初离开西路军，仍然感到后悔：
“我迁就了陈昌浩的意见，犯了终身抱憾的错误，疚愧良深。”
对于有着多年带兵经验的徐向前来说，他当然知道，作为主要领导人之一的他此时此刻离开队伍，对这支队伍将会有着怎样的打击。
徐向前到延安以后，毛主席曾安慰他：
“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你能回来就好，有鸡就有蛋。”
毛主席对徐向前的这个比喻，很值得说道。
一
许多人聊徐向前元帅军事能力，都是从战略战术的角度去谈，但很少有人谈他统兵的能力。
有个历史细节很多人都忽略了。
1927年9月，徐向前受党组织委派前往广州，参与筹备中的广州起义。
徐向前作为一个专业军事院校毕业的人才，并有在正规军（国民革命军）中担任营以上军官的经历的，但在被派往广州以后，并没有被安排到预定参加起义的正规军（叶剑英所率领的教导团），而是在工人赤卫队第六联队。
按照广东省委的计划，工人赤卫队也是要参加起义的。
也许有人会说，工人赤卫队也是武装力量，但需要明白的是，工人武装与正规军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徐向前领了任务，到了工人赤卫队以后，才知道组织上为什么派他过来。
工人赤卫队的队员基本上全都是工人出身，如果只是谈革命热情，他们毫无问题，但他们这些人中，少有专门从事过军事教育的人，甚至毫无军事常试，甚至大部分都没有摸过枪。
就这样一支队伍，一旦和敌人正规军打起来，结果可想而知。
当然，如果交给徐向前，只要训练一段时间，也能有三分战斗力。
可不好意思，训练的环境和时间，两个都没有。
广州起义原定的计划是，配合南下的南昌起义军夺取广东全省，所以实际上也可以想象，留给徐向前训练这支工人赤卫队的时间又能有多少。
至于训练的场地，也不大可能有，如果工人赤卫队的武装出现在训练场，这基本上等于告诉敌人我们的计划。
对徐向前而言，任何的训练都只能放到地下进行。
徐向前利用有限的场地（基本上是公认居住的宿舍），每次召集十几个人过来培训，他在纸上画上枪支、手榴弹等武器装备的图，用图来演示这些武器装备的用法。
更麻烦的是，因为赤卫队的工人都是广东人，听不懂徐向前的山西话，后来这个问题一直也没克服。
1927年12月，广州起义期间，徐向前指挥工人赤卫队第六联队配合教导团一营夺取广州市公安局，在武器装备事先不到位的情况下，仅凭借着菜刀，木棍，就拿下了市公安局。
有意思的是，工人赤卫队毕竟不是正规军，打完了仗就一哄而散，但那时反动势力还很强，特别是张发奎、李济深的队伍还在外围虎视眈眈，徐向前又是苦口婆心的劝，这才把第六联队拉起来，勉强算是形成了一点战斗力。
广州起义后来虽然失败，但也锤炼出了徐向前的能力。
一个是拉队伍的能力，一个是培养队伍的能力。
二
徐向前所领导的红四方面军在三大红军主力当中有个非同一般的特点。
像红一方面军、红二方面军，两支部队追溯组建初期，其实都能够看到正规军部队的影子。
比如红一方面军前身就是来源于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南昌起义就不提了，部队整体就是以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部队为主，秋收起义则是卢德铭警卫团，同样隶属于这个第二方面军。
红二方面军则要一分为二的看，其中红二军团是贺老总一手拉起来的，但贺老总在大革命时期本就是已经是军长，而红六军团本身就是出自红一方面军。
唯独红四方面军情况特殊，这支部队来源于1927年黄麻起义，而黄麻起义是湖北黄安、麻城三万多农民自卫军和义勇军发起的。
黄麻起义的主要领导人中，富有军事经验的人并不多，时任黄麻起义副总指挥的吴光浩是黄埔三期毕业，他在大革命时期最大干过国民革命军的营长。
少华著的《红四方面军》称，红四方面军在三大主力红军中部队构成“最土”，即是指这支部队“是从大别山土生土长的农民暴动和游击战争中产生，其基本成分是当地的土知识分子和山民、猎户”。
也就是说，如果仅从军事角度分析，红四方面军的底子不算好。
吴光浩是1929年牺牲，他在牺牲前一直是黄麻起义走来的这支队伍的主心骨，军事上的主心骨。
1929年6月，徐向前被派往鄂豫皖地区，任红十一军31师副师长，实际上因为吴光浩牺牲，他实际担负师长的职能，因为吴光浩在当地军民心中威望太高，以至于在他牺牲后，不敢宣布这个消息，以免军心动摇。
徐向前实际接手的就是这样一个摊子。
应该指出的是，红十一军当时有三个师，其中红32师是商南起义走出来的队伍，总兵力300人，红33师是安徽六安、霍山农民起义走出来的队伍，名义上辖两个团，实际兵力仅有200人。
满打满算起来，红31师反而还是三个师中最强的部队。
当时，徐向前到红31师后，该师有四个大队，兵力仅有300多人。
除了较早牺牲的外，这四个大队中走出来一个开国大将王树声（时任一大队党代表）、开国中将倪志亮（时任三大队队长）。
徐向前初到红31师任副师长，碰到的困难不比当初在广州时的境况更差，但他后来硬是稳住了局势，后来他回忆起这段经历，仍然不免有些感触：
“回想起来，我那时能够站得住脚，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能带着部队打仗。我在黄埔军校，学了些军事知识，在海陆丰作战，积累了些游击战的经验，有用处。带着大家打游击，不断取得胜利，没吃过大亏。另一条，脚踏实地，埋头苦干，不指手划脚，评头品足。尤其是一个军事指挥员，如果不能带兵打仗，又到处哇啦哇啦地评头品足，谁个服你，哪来的威信!不仅过去是这样，现在也不例外。”
徐向前能打仗，只是他能力的体现，能把队伍带出来，才是他真正的本领。
三
1972年，周总理谈及过早牺牲的原鄂豫皖苏区红一军军长许继慎时曾说：
“许继慎这位同志非常优秀，立下过不少战功。红四方面军那种勇猛果敢的战斗风格，跟他带队伍的方式有很大关系，可以说他在培养部队作风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王宏坤后来谈及此事则认为：许继慎虽然是红一军军长，对红一军乃至后来红四方面军发展奠定了基础，但因为他牺牲太早（特别是受张国焘影响），影响力不如红四方面军。
“徐帅的作战风格有三大亮点：首先，他勇于迎战艰难险阻的战斗；其次，他善于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最后，他能在实战中训练新兵，用新手打硬仗并取得胜利。”
王宏坤所说的实战中训练新兵，这一句评价很不简单。
1947年10月，徐向前出任晋冀鲁豫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因为在抗战中伤兵困扰，他已经差不多有六七年没到一线。
徐向前到晋冀鲁豫军区的时候，恰逢那时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基本上带走了全部的主力，留在晋冀鲁豫军区的只有一支算不上特别强力的八纵。
当时，八纵筹划二打运城，打了以后发现很难拿下，徐向前事后果断叫停二打运城，而是撤下部队重点休整，主要教授攻城技巧，特别是土工作业埋炸药破城的方式，因为当时八纵连攻坚的重武器也很缺乏。
可就是凭借着“土办法”，八纵居然抢在配合攻城的二纵王震部率先破城，要知道当时的西野二纵才刚从山东军区接过来一个齐装满员的独六旅以及一个炮兵营。
一个三打运城，八纵就脱胎换骨，徐向前依托于这支部队，竟然奇迹般的又带出了两个纵队（十三纵、十五纵）。
以上三个纵队走出来的军政主官，后来均受到徐帅带来的好处。
比如八纵司令员兼政委王新亭，此前王新亭一直是在政工干部岗位上，其军事能力突出的一仗是运城、临汾战役，这才成为军政全优的高级将领，并凭借战功获得晋升。
十五纵司令员刘忠是晋冀鲁豫军区走出的第三批野战纵队主官，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他晚年回忆起徐帅来，仍忍不住感慨：
“徐老总是建军、指挥打仗难得的人才，不愧为伟大的军事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