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得知北京开国大典风风火火，阎锡山、陈立夫等国民党高级将领如同热锅上的蚂蚁，党内电函交驰：
“中枢几成无政府状态，上下惶惑，不可终日。”
蒋介石见状，顿感大势已去，遂产生了自杀的念头：
“此境此景，将何以堪！中正将有何面目见世乎！”
但他忽然转念一想，又觉得还有转圜的余地，大西南可容纳己身，倘若蛰居其中，来日便可再造攻势。
于是，“殉国”的念头便烟消云散。
紧接着，他派出心腹张群飞去云南安抚卢汉，自己随后就来，大有退守西南的架势。
然而，张群刚到云南就被卢汉扣押，就等着下一个扣留蒋介石了，但此时的蒋介石已经不知所踪。
不久以后，卢汉就地起义。
这倒没有出乎蒋介石的预料，因为此时的他已经通过一位“高人”的指点，来到了台湾。
“高人”支招，蒋介石退守台湾
在平津、辽沈、淮海三大战役后，国军的力量已经大为受损了。此时的蒋介石便深知，这场战争大概率要以“失败”告终了。
1949年8月24日，来到重庆后，蒋介石开始为余下的有生力量琢磨退路。此时，西南、海南和台湾成为了他的考虑对象；但具体撤到哪个方向，他一时也拿不定主意。
思来想去，他认为撤到西南川渝一带是最理想的方案，其次是海南，最不济的是台湾。
在他看来，西南川渝一带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这里山高水险，横断山脉、秦岭和长江三峡均分布其中，真可谓“易守难攻”的绝好宝地。加之这里曾是抗日战争时期的“大后方”，社会运转和工业发展都是得到保障的。
至于海南，国军撤到那儿后也可以借着“琼州海峡”这道天然屏障抵挡解放军的冲击，即便解放军最终攻克屏障，国军也可以搭船撤至邻近的菲律宾、马来西亚和印尼等地。
至于台湾，他起初是最不看好的地方，他虽然和美国走得很近，但也十分讨厌英美。
身边也有高参让他注意英美的动向，如果贸然前去台湾，“党国”将被英美瓜分。
正在他犹豫万分之际，一位“高人”向他谏言：“首要选择，不是西南和海南，而是台湾！”
这位“高人”便是时任浙江大学地理学教授的“张其昀”。
张其昀与蒋介石一样，都是浙江生人；但二人的结识，其实源于一个偶然的机会。
那时张其昀在南京中央大学工作期间，他认识了蒋介石的得力部下陈布雷，两人相识后很快便熟络起来，关系十分不错。
陈布雷
没过多久，陈布雷便把张其昀介绍给了蒋介石。
了解蒋介石的人都知道，他用人主要看两点，一看“派系”，二看人身依附和服从。陈布雷是蒋介石的“马仔”，他的力荐，蒋介石自然无比信任。
在陈布雷的牵桥搭线之下，张其昀很快便成为了蒋介石的部下。
当然，张其昀并不擅长排兵布阵，他不过是一名对地理知识十分熟悉的大学教师罢了。转至浙江大学后，他一跃成为了一名地理学教授。
当听闻蒋介石正愁于撤退的方向时，张其昀果断地谏言，示意蒋介石应当撤到海峡对岸的“台湾”。
张其昀的谏言，原因何在？
张其昀表示，相比于川渝和海南，台湾的优势其实更大。在他看来，四面环海的台湾进可攻、退可守。
撤到那边后，解放军会碍于空军和海军的劣势而无从追击。扼守住金门和澎湖等前沿岛屿，国军也可以借此进行反击。
台湾的气候四季分明，可耕种的农作物繁多，这无疑有利于国军的“耕战结合”。由于那边早前被日本殖民过，工业和道路规划都有一定的保障。撤到那边后，国军可以顺势接管整个社会的运作体系。
由于海峡两岸当时并没有接轨，国军利用当地的经济体系便可解决燃眉之急。
要知道，当时国军在大陆的经济体系已经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现象，若不割舍、重置，国军的内部运转便会混乱不堪。
更重要的是，台湾周边拥有多条太平洋上的重要航道，蒋介石很容易借此求助外援。
毕竟，当时正值美苏冷战时期，美国和日本可能对社会主义采取敌视的态度，大概率是不会对“党国”动用武力的，甚至会施以援手。
除了分析台湾的独到优势外，张其昀还分析了撤往川渝和海南的不足之处。相比于台湾，川渝显然并不具备“制海权”的优势，若是单凭“制空权”，民心尽失的蒋介石或许很难阻挡解放军的行进脚步。
而海南虽然也有海峡的加持，但其宽度远不如台海。并且由于海南靠近广西，这其中又显露了另一个隐患——桂系军阀的倒戈。
要知道，蒋介石与桂系军阀一直都有隔阂。当解放军的部队行进广西时，桂系军阀大概率会倒戈。届时，蒋介石便要面对多路军队的冲击。
民心方面，由于当时海峡两岸的民众碍于交通原因而鲜少接触，对岸民众对大陆的态度不冷不热，对蒋介石的国军也是如此。这种情况反而利于蒋介石的管理和统治。
张其昀分析得当、有理有据，蒋介石最终采取了“退守台湾”的方案。
蒋介石闪转腾挪，成功辗转台湾
在非常时期，退守相关的消息必然需要严格保密。蒋介石虽然采纳了张其昀的建议，但他并没有把建议公之于众。
否则，别说解放军前来阻挠了，就连国军内部的“不忠之臣”都会通风报信、借机生事。
早在1949年春，国军便已经无力回天，奈何顽固的蒋介石仍旧想着保有大陆的西南地区。
5月14日，蒋介石向残部表示：“大陆的未来基地，将以重庆为主。”
很快，李宗仁便接到蒋介石的命令，特将广州政府的公务所迁至重庆。
然而，在国军节节败退的大环境之下，西南国军的众将领早就对蒋介石的安排起了反抗之心。
他们哪儿不清楚，以西南几十万国军的力量，是根本挡不住势如破竹的解放军的。蒋介石让他们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这不是纯纯地充当炮灰吗？
此时，国军的内部已经蠢蠢欲动。
11月4日，卢汉对李宗仁表示：“都什么时候了，还冥顽不灵地据守，这不是让我们送死吗？老蒋真是其心险恶。我们一起对付他。”
随后，卢汉与李宗仁联合向蒋介石发电，请求他将政府迁至云南昆明，并等待他亲临现场视察。
卢汉暗诌：“等蒋介石到时候来到昆明，他必将扣押下来，一块一块地割下来，以泄心头之恨！”
12月7日，蒋介石回复二人：“同意你们的方案，卢汉即刻将政府迁至昆明吧，以后我会到那里主持大计的。”
蒋介石一边安抚卢汉、李宗仁等人，一边命令胡宗南带着40万国军进驻遂宁、固守内江。但很显然，他的这些操作已经令不少国军将士们心生嫌隙。
其中，四川派系的头领邓锡侯、刘文辉便大为不满。本来，二人与蒋介石的矛盾便长期存在，而今蒋介石竟然还让他们死守西南、充当炮灰。思来想去，二人决定联合李济深和冯玉祥等人就地起义。
12月9日，卢汉也揭竿而起，他很快便致电四川的刘文辉、邓锡侯等人，示意他们立刻将蒋介石扣留下来。
然而，当他们前往蒋介石在四川的住所时，蒋介石早就不知所踪。
早在一个月前，蒋介石便识破了卢汉和李宗仁的意图。他一边安抚卢汉、一边秘密地筹划迁台事宜。
蒋介石通过闪转腾挪的操作，成功地欺瞒了国军内部的“起义”人士。
临走前，蒋介石已经秘密地搬空国军的中央银行，将其中价值“5亿美元”的黄金和白银运至台湾；并将故宫博物馆的4300箱古物、67万件珍贵图书和档案均席卷而去。
毛主席也有高人指点
蒋介石严格保密“退守台湾”的真实意图，这既是为了提防内部的“不忠之臣”，也是为了模糊解放军的视线。
他闪转腾挪，佯装固守西南大后方的目的也是如此。
只不过，在张其昀这位“高人”支招之时，毛主席的身边也出现了一位“高人”——他便是蒋介石黑名单里的“杨杰”。
杨杰当时虽然是国军的一名将领，但他一直都不愿看到同胞相残。早在国共第一次合作失败后，杨杰便对蒋介石大为反感。
在他看来，当时发动政变的蒋介石已然违背了孙中山的初衷。蒋介石根本称不上为党为国的好将领。如若不是全面抗战的到来，他可能早就退出蒋介石的阵营了。
抗战结束后，蒋介石竟然撕毁条约，公然发起内战。
对此，杨杰竭力地反对蒋介石的做法。
或许正是基于这一举动，猜疑心极重的蒋介石便将之纳入到了个人的“黑名单”之中，日后国军内部密谋大事，杨杰都不允许入场。
1949年，国军败局已定。对于当时的蒋介石而言，撤往哪个方向便是头等大事。
被拒绝入场讨论的杨杰虽然无从得知蒋介石撤离的具体方案，但他从实际的形势出发，迅速作出判断：“应当先夺台湾，再打其他地方！”
很快，审时度势的杨杰便将自身的见解电告毛主席：
“台岛自足、富庶，内外交通发达，如若被蒋介石抢占，日后恐令美日伺机介入。届时再收岛，难度之大，堪比登天！”
对于杨杰的这番见解，毛主席深感认同。
只不过，鉴于解放军当时的海军和空军力量还十分薄弱，抢占台岛的方案并不现实。后来随着抗美援朝的爆发，这一方案便搁置了。
得知杨杰猜中了自己的意图、并将之告诉了毛主席后，怀恨在心的蒋介石很快便派特务追杀他。
杨杰虽然提前收到风“跑路”，但他终究还是逃不过刽子手的魔爪——1949年9月，杨杰死在了香港的轩尼诗大道260号里。
为了秉持民族大义，杨杰在民族解放的大业中牺牲了自我。他的为人值得敬佩，他的精神值得歌颂！
结束语：
无论是张其昀还是杨杰，他们当时对于台岛的见解都是无比正确的。对于蒋介石而言，他拥有了一个不错的“容身之地”，而对于解放军而言，我们则失去了一个良好的收复时机。
时过境迁，随着中国军事现代化的不断加深，我们的民族统一大业也将无可阻挡。任何人，任何势力，都阻挡不了我们的脚步！
参考资料：
1.谁提议蒋介石1949年逃亡台湾？一个大学地理学教授——岳阳网 陈冠任
2.解放战争启示录——人民网 王树增
3.爱国将领杨杰：中国共产党的忠实朋友——新华网 记者字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