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廷黻作为中国民国时期的一位重要政治人物，后世许多人对他的遗憾感叹在于，蒋廷黻放弃了在史学上的耕耘，选择走上了政治道路，后人看过了蒋廷黻的作品之后，都是如此评价：
“中国从此多了一位无关紧要的政治家，却少了一位史学大家”，他大半生试图创造历史，并没有留下什么值得一提的政绩”，他们都认为如果蒋廷黻及早地重返学术工作，可能会留下更多的史学著作，可能会指导出更多的一流学者。
也是这么一位在史学界有着重要地位的人物，他的私人生活却非常的“不堪”。
因为蒋廷黻一直到离去，他都仍然没有解决一个问题，那就是婚外情问题，他与原配妻子唐玉瑞打了离婚官司将近20年，原因就是他已经出轨了，甚至已经和新欢住在了一起，只不过唐玉瑞始终不愿意跟蒋廷黻离婚，多年以来闹出了许多闹剧。
最夸张的时候，唐玉瑞还举起牌子在联合国办公大楼的门口抗议蒋廷黻。
而蒋廷黻之所以会移情别恋，原因竟然是因为喜欢打牌，所以在牌桌上喜欢上的牌友，更令人想象不到的是，蒋廷黻所喜欢的这个牌友，是个有夫之妇。
蒋廷黻生于1895年12月，他生于湖南邵阳一户书香之家，自幼受传统教育熏陶。
1911年，清廷覆灭之际，年仅16岁的他怀揣救国理想，赴美求学，他先入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立志以报界舆论影响中国。
他曾写道：
“报界能左右国家政治，我欲以社论唤醒社会。”
但一年后，他察觉新闻人多关注社会表象，所思所见难及深层，遂于1913年转入俄亥俄州奥伯林学院攻读政治学，希冀掌握治国理政的要义，但政治学的学习仍让他感到视野受限，他以“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自省，认定唯有历史方能提供全面洞见。
于是在1919年，他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主攻西洋史与政治史，1923年春，以一篇探讨欧洲历史变迁的哲学博士论文完成学业，带着对历史的深刻体悟归国，回国前，他已被南开大学聘为西洋史教授，遂未及返乡，直赴天津履职。
在讲台上，他旁征博引，从古希腊民主讲到法国大革命，试图以西洋经验启发学生对中国现状的思考，但在1923年夏，蒋廷黻父亲去世的消息传来，家中兄弟提议按乡俗请和尚念经。
蒋廷黻接到信，回信道：
“念经乃迷信之举，无实际意义。”
他深知，若全然拒绝，乡人或误解兄弟吝啬，于是建议：
“何不将此费用修缮附近庙宇，改为学校校舍，既纪念父亲，又惠及乡里？”
这一提议融合传统与新意，哥哥弟弟欣然应允，丧事由家中料理，他则计划年底回乡祭扫。
1923年12月，临近春节，蒋廷黻踏上归乡之路，他本欲低调探亲，却闻族人计划出村三里迎接，备鼓乐与彩旗，声势浩大，他即刻写信给主持庆典的二伯父，婉拒道：
“归期难定，庆典恐难成行，且不必铺张。”
他强调自己仅是归乡子弟，无需如此张扬，又忆及西洋简朴风气，恳请简化，伯父虽觉遗憾，仍依言取消仪式，可即便如此，蒋廷黻的族人热情未减，在蒋氏祠堂设盛宴款待，摆满乡间佳肴，执意请他坐首席。
面对这般情形，蒋廷黻推辞道：
“此宴为我而设，我若坐首席，恐失礼于长辈。”
但族人坚持：
“你不坐首席，宴会难开。”
他提议坐第二桌首席，第一桌留给伯父。这一折中之策，既顾全礼节，又显谦逊，最终为众人接纳，祭扫父亲墓地后，蒋廷黻亲赴庙宇查看修缮，这座位于村外的庙宇，原供奉土地神，香火不绝，丧事捐款到位后，庙内神像被移出，墙面粉刷一新，木窗透进光亮，桌椅整齐排列，黑板悬于墙上，化为一所简朴小学。
乡亲围聚，议论这位“洋博士”的新举，有人赞道：
“蒋家三少爷有见识，不念经还办了件好事。”
但也有人疑虑：
“庙改学堂，管用吗？”
蒋廷黻解释：
“念经仅是形式，教育才是未来。孩子们识字明理，比超度更有意义。”
对此，蒋廷黻回应他们：
“我是在乡间做了一个进步榜样。”
而学校开办后，首批学生多为附近农家子弟，识字率渐增，这所小学虽规模不大，却成为当地现代教育的开端，乡邻逐渐认可其价值。
1923年至1929年，他在南开大学教授西洋史，同时着手研究中国外交史，搜集清末外交档案，奠定学术基础，1929年，清华大学校长罗家伦邀他出任历史系主任，他赴北京履职，在清华，他革新教学，聘请雷海宗主持《中国通史》，以宏观视野激发学生兴趣。
为助教预留三年备课时间，确保课程品质，通过公开考试选拔人才，成绩优异者由清华资助赴美深造，如何炳棣即受益于此，他还依托清华国学研究院，培养史学骨干。
治史期间，他以原始资料为根基，编撰《近代中国外交史料辑要》上卷与中卷，收录清末外交公文与条约，著名学者李敖曾经评价：
“此书直接接触原料，为中国外交史导航。”
1938年，他在两个月内完成5万字的《中国近代史》，以鸦片战争为起点，梳理近代屈辱与抗争，史料扎实、见解独到，对于这本书，何炳棣赞道：
“薄薄一本，将史料吃透，融入独特看法，半个世纪难超。”，而这本书至今仍是研究领域的经典之作，蒋廷黻在清华五年，打造出历史系的黄金时代，培养了一批史学人才。
所以客观来讲，蒋廷黻在从政之前，是中国非常重要的教育人才，培养出了大量的文科精英，这一点，足以让蒋廷黻被称为真正的民国大师，不是那种带有贬义意义的。
1932年，对于蒋廷黻来说，这是非常特别的一年。
在这一年，陈果夫曾建议停办文、法、艺术专业，培养农工医人才以“生财”。
蒋廷黻批评陈果夫：
“中国虽穷，停办文法艺术岂能致富？大学满足求知与社会需要，忽视思想训练，教育难养全人。”
同样是这一年，他提议创办《独立评论》，发表政论针砭时弊，引起蒋介石注意，而后他被任命为行政院政务处长后，上任即拟定改革方案，他上任后就指出：
铁道部与交通部职能重叠，建议将铁道部改为运输部，统管铁路、空运、公路，交通部专管邮政、电报、电话，经济委员会与建设委员会冗余，应撤销，中国为农业大国，却无农林部，应设立以振兴农林。
1936年2月，他提交方案，这份方案可以说是引起的巨大的震动，因为在当时的中国，蒋廷黻在政治上以及各种政府职能上的创新想法，几乎没有什么人提到过，所以到了3月底，蒋廷黻被调任行政院秘书长，原职由翁文灏接替，但因为这些改革非常繁琐，蒋廷黻的建议未获采纳。
他虽感遗憾，但一年后，铁道部与建设部合并，经济委员会撤销，他的部分建议还是得以实现。
在重庆任职时，他面对电力不足，提出夏令时节约用电，每年4月1日将时钟拨快一小时，对于蒋廷黻的提议，孔祥熙等人反对：
“岂能人为改时间？”
他耐心解释：
“此法在西洋行之有效，可缓解用电压力。”
后美国人提类似建议，政府从又采纳，证明其可行，蒋廷黻对此只能悠悠一叹。
而他还批判公文程序繁琐，层层递交耗时长，形式重于实质，他倡导“分层负责”，要求单位领导明确中心任务，分配各科室，赋予负责人权限与责任，以任务完成度为评判标准。
蒋廷黻的态度是非常务实的：
“公文好坏，不在文字妥帖，而在问题解决。”
他当官之后，家乡亲友闻讯，纷纷求官。他委托在长沙的哥哥阻拦，表明：
“任何人我都不帮。若来南京，我不招待，若至长沙缺路费，我出钱送回，但不谋职。”
而蒋廷黻弟弟的小舅子不听劝赴南京，他托人送去路费，未予接见，除此之外，蒋廷黻的启蒙老师求职，他回应：
“若手头紧，我可资助米面，但官职无法安排。”
面对蒋廷黻“六亲不认”的态度，他的老师责他忘恩，他多次解释后，老师只得返乡。
在公家思维和教育的功劳上，蒋廷黻确实是令人称赞的人物，他让人最大的诟病，就是他的感情生活。
抗战后，蒋廷黻与妻子唐玉瑞的婚姻出现裂痕。
蒋廷黻喜欢打桥牌，牌艺精湛，他在政务处的下属沈维泰、沈恩钦夫妇均为他的牌友。
而蒋廷黻人到中年，才华出众，男性魅力十足，沈恩钦年轻貌美，风情无限，温柔体贴，两人日久生情，在牌桌、饭桌上经常眉目传情。
当蒋廷黻出任善后救济总署署长后，就即把沈氏夫妇一起调人该署，不久又以栽培的名义将沈维泰派到国外工作，1945年，蒋廷黻出任国民党政府驻联合国首席代表后，又以随员身份将沈恩钦带到纽约，沈氏夫妇离婚后，蒋廷黻向唐玉瑞提出离婚要求，唐玉瑞坚决表示反对。
无奈之下，蒋廷黻自作聪明地钻了一个法律空子，单方面在墨西哥办理了与唐玉瑞的离婚手续，并在纽约与沈恩钦正式结婚。
但是按照中美两国的有关法律，蒋廷黻在墨西哥办理的离婚手续是无效的，唐玉瑞先后在中国和美国法院起诉，均获得胜诉，虽然官司输了，但蒋廷黻还是与沈恩钦生活在一起。
因为有外交豁免权，中美两国法院对蒋廷黻的重婚行为，均未能予以处罚。唐玉瑞的律师劝导她，以后蒋廷黻不做外交官了，人最终还是你的。
唐玉瑞也非一般女子，她在纽约、华盛顿均有知交好友，每逢蒋廷黻到外参加社交活动，无论是演讲会、宴会，唐玉瑞总是不请自到坐在前排，设法与蒋靠近，以蒋夫人的名义与宾客们主动打招呼或交谈。
唐玉瑞的反制搞得蒋廷黻和沈恩钦很是尴尬，而蒋廷黻的对策一般是派人清场，或是派人安抚缠住唐玉瑞。
但唐玉瑞就是不放弃自己的权利，坚决不离婚，蒋唐两人的婚姻纠葛，一直成为纽约和华盛顿外交界的谈资。
这段奇异而又烦恼的婚姻纠结了近二十年，直到蒋廷黻在纽约病逝，这段婚姻官司还没有了结，唐玉瑞与沈恩钦在究竟谁是蒋廷黻“法律上的正当遗”问题上还在争执。经过亲朋好友的调解，双方才得以休战。
蒋廷黻他复杂的一生令人唏嘘不已，他感情生活的混沌，以及个人才华的高超，说明了一个人不可能是完美的，也不可能受到所有人认可，蒋廷黻似乎也从来不追求完美和人们心中的伟岸，他活得未必是大家所希望的样子，但却是他自己满意舒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