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人：吴 潇
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
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检察院的检察官吴潇自2023年就开始参与刑事案件数智办案辅助模型项目的开发。一年半的时间，她从一名基层办案人员的技术“小白”到独立牵头指导模型，是数智办案模型的全程亲历者，让我们来听听她对数智办案辅助模型的理解、感悟和收获。
破土萌芽：
种下一颗数字检察的种子
2023年，我首次参加市院“危险驾驶案件全流程一网通办”项目，那时候我对数字检察一无所知，从零开始参与的是“打标签”基础工作，罪名解析尚处在通过人工标注加正则编程进行结构化要素提取的1.0时代。“危险驾驶案件全流程一网通办”是上海数字检察首个开展以文书要素化解析为核心的辅助办案、管理、治理的全方位深度应用，真正唤醒检察数据这座沉睡中的“富矿”，探索出属于上海自己的数字检察之路。
这是我和办案辅助模型的初识，那时我还不知道，数字检察的种子已不知不觉在我的检察生涯种下，在不经意间破土。
抽枝展叶：
培育数字检察专业化能力
2024年，根据《上海数字检察建设三年规划》，市检察院抽调业务骨干开展数字化建设攻坚，我因为有之前的经历，被本院推荐参与全市的数字检察团队，开启了我新一轮研发进阶之路。
此次我由参与者变身为设计者，此时罪名解析也进入2.0大语言模型时代，上海检察机关引入新技术“大胆吃螃蟹”，成为首个在检察工作网部署大语言模型的省级检察院，大语言模型为文书要素提取提供了更多可能。我作为游走在法律与技术之间的沟通者，摸索出“三维工作法”：
用办案思维把握需求方向
坚持业务需求为主导与技术深度融合，从“技术要我做”向“我要做、技术配合”转变，运用办案思维做“对检察官有用的、检察官爱用”的模型。我是数字模型的设计者，更是一线承办检察官，秉承着我是在给自己设计办案模型的理念，考虑最多的是“如何减少模型使用给承办带来的工作量”，建设时注重检察官体验，模型在要素填录等环节尽可能做“减法”，实现自动抓取、个案定制；在审查处理、精准量刑和监督线索挖掘等工作中努力赋能做“加法”，更高质效地辅助每一个案件的办理。
用管理思维统筹项目进度
对于前后没有关联的功能模块，同步研发缩短开发进程；针对案件共性要素，如自首坦白、犯罪形态等采用统一标准模式，每个罪名开发时直接调用，减少罪名开发时重复作业。
用技术思维解决具体问题
如在设计盗窃模型事实要素时，大语言模型对于入户盗窃抓取不准，会将在户抓取为入户盗窃，所以我将入户盗窃抓取拆分为“非法进入作案地点方式”和“是否盗窃被害人住所”，综合得出是否入户的结论，提高大语言模型对入户盗窃判断的正确率。利用思维导图等理清辅助决策、量刑计算，更好地将法律文字转化成技术需求，在盗窃模型中根据特殊盗窃行为等情形利用思维导图形式设计了11类量刑计算公式。
截止目前，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全市上线10类案由，覆盖全市近70%的刑事检察案件，为办案提供全方面的智能辅助。
开花结果：
促进业务素能全方位提升
办案辅助模型研发给了一次自我提升的契机，每开发一个新的罪名，我都会系统学习相关罪名所有法律规定、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量刑指导意见，查看历年起诉书、判决书，进行事实、量刑、程序要素梳理。一些在平时可能忽略的办案细节，因为设计量刑计算器的需要，就必须较真起来。
在辅助决策设计中当经验法则与指导意见出现冲突时，如何为检察官提供更优的审查结论推荐，如盗窃模型中，盗窃未遂应以数额巨大财物为目标，模型起初设置了未遂案件入罪限制。试点中，有基层院指出特殊盗窃不以数额为入罪限制，比如入户盗窃未遂不宜一律作绝对不起诉，通过查阅历史案件，我也发现全市确有45件入户盗窃未遂案件进行了处理，所以进一步优化模型，取消了该项限制并且设置了法条提醒。
在模型建设中，还发现各区在某些类案办理中存在标准不一的现象，发现并解决这些问题不仅让我的理论功底更加扎实，也让我们的办案辅助模型更经得起实践的考验。
未来已来 万物皆数时代
从最初的迷茫困惑，到如今的坚定自信，我深刻体会到，数字检察是检察工作发展的必然趋势，数字化转型也是我们每一位检察人的职责和使命。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数字化办案辅助模型的研发和应用，旨在统一全市类案执法尺度，更重要的是改变了传统办案模式，量刑实现了从“经验驱动”到“数据驱动”的转变，使人人都成为数据的生产者、使用者、获益者。数字检察犹如一片欣欣向荣的森林，数字化项目作为正在茁壮成长的树苗，离不开每一位检察人的关怀，数字化项目的“好用”离不开大家的“多用”，接下来我将回归办案，在今后工作中，我将以“多用”促“管用”，做数字化项目的使用者、传播者，为上海数字检察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供稿 | 市检察院案件管理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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