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徒慧敏，原名司徒柱，1910年2月16日出生于广东省开平县赤坎镇永坚楼东闸村；其祖父年少时被卖“猪崽”到北美，受尽欺侮、积攒下一些家业；到父亲司徒盛赞（司徒美堂）时，通过在加拿大的艰苦奋斗，成为美洲华侨领袖。
由于在国外的种种遭遇，司徒盛赞对中国的命运尤为关注，为支持孙中山的民主革命，司徒盛赞将自己多年的积蓄全部贡献而出，并曾亲任其保卫员之职，成为国民党的元老级人物。
学生时代，司徒慧敏与同乡周文雍（“刑场上的婚礼”男主角）是同学，在周文雍的介绍下，司徒慧敏于1927年加入了中共。当司徒盛赞知道自己儿子是共产党时，这样说：“国民党比保皇党（司徒慧敏的祖父曾是保皇党）进步一些，共产党比国民党（司徒慧敏的父亲曾是国民党党员）更进步一些。”
1927年的广州起义失败之后，白色恐怖之下、司徒慧敏（以下简称司徒）回老家开平农村躲避；期间，他收获了爱情。当时，他躲在邓雪琼家的阁楼里较长一段时间，两人就这样相识。邓雪琼的裁缝手艺很出名，后来在香港时、全家靠邓雪琼做衣服赚来的钱支撑。
司徒慧敏
介绍见下行文字
广州《救亡日报》时期的合影。前排左起：茅盾、夏衍、廖承志；后排：潘汉年（左一），郁风（中），司徒慧敏（右一）。
说起邓雪琼善于做衣服，这还要多插一句：毛先生赴重庆谈判时，就是她特意量身定做的衣服。为此，毛先生还特意送她一张自己和妻子抱着孩子站在玉米地的照片给邓雪琼，照片的背面签了毛先生的名。
毛先生后来曾对司徒开玩笑道：“她才是真正的英雄。”还有，邓颖超去世前，也曾对司徒的女儿说：“你妈妈给我做的衣服太好了，特别是那件旗袍。她会拿那些料子做花，我记得很清楚，那些花真漂亮。”
对于两人的感情，司徒的儿子司徒兆敦回忆道：“别人不能说我妈一个‘不’字，尽管她肯定有缺点，但她一生中的那几个闪光点是不得了的。作为普通妇女，在丈夫从事那么危险的事业时能够什么都不问，就是照顾孩子，缝衣服，支撑着这个家……”
到了1928年，邓雪琼陪着司徒到了日本，进入东京上野美术学院学习；同时，他还是日本大学电影研究班和早稻田大学电子系的校外生，对电影和无线电兴趣颇浓。在此期间，司徒还参加了夏衍等组织的左翼艺术家同盟。
1930年回国后，1931年、与美国哈佛大学研究无线电工程的堂兄司徒逸民以及曾在美国华盛顿大学研究过机械工程的马德建一起，合作研制成“三友式”电影光学录音机。
1933年年底，他们制造的“三友式”录音机正式用于电影录音，使中国电影工业技术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接下来，他们成立了电通股份有限公司，主要经营自制“三友式”有声电影录音机放音机。当时，司徒作为录音师，先后为当时著名的《渔光曲》《大路》《新女性》《姊妹花》《脂粉市场》等电影录了音，引起极大的反响。
1934年3月，“电通”转型，在旧有业务的基础上，兼营有声电影的制片工作。马德建任经理，司徒任厂长兼摄影场主任，夏衍、田汉等以不挂名的方式领导电影创作。1935年，司徒的导演处女作《自由神》问世，该电影富有鲜明的时代感，有力地鼓舞了人民群众反对帝国主义的斗志。之后，他又主持拍摄了《桃李劫》《风云儿女》《都市风光》等影片。
司徒慧敏和儿子司徒兆敦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司徒转往香港，因当时的粤语片在香港及海外均有市场号召力，司徒迅速联合一批粤语电影工作者，拍摄了中国最早一部公开宣传抗日的影片《血溅宝山城》，于1938年4月在香港上映。
周恩来先生对《血溅宝山城》给予了极高的评价。1946年，是司徒人生的又一次转折，这一年，周恩来派他前往美国好莱坞去学习电影技术和电影管理。在美学习期间，司徒导演了纪录片《中国民族舞蹈》，获1948年爱丁堡纪录电影节优秀奖，并被美国纽约布鲁克林音乐舞蹈学院评为5部最佳舞蹈片之一。
1952，司徒接到指示回国；回来后的当年4月，司徒协助中国人民解放军有关部门筹建八一电影制片厂，并编导了我国第一部大型彩色纪录片《八一运动会》。
此后，司徒慧敏一直致力于新中国电影事业的建设和发展，为发展社会主义电影电视事业，建立现代化电影技术体系做出了重要贡献。
1987年4月4日，著名电影艺术家司徒慧敏在北京逝世。此去经年，如去愿司徒先生安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