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个人在家门口安装摄像头，都是容易引发争议甚至邻里矛盾冲突的做法。
今天正式实施的《公共安全视频图像信息系统管理条例》，对此有了明确规定：在非公共场所安装图像采集设备设施，不得危害公共安全或者侵犯他人合法权益，不得非法对外提供或者公开传播涉及公共安全、个人隐私和个人信息的视频图像信息。
那么，如何界定“侵犯他人合法权益”？据人民日报解读，如果摄像头能直接拍摄到邻居的人脸以及邻居门口人员来往情况，那么就超出了法律规定的“保护自身人身安全、财产安全”的必要限度，存在侵犯邻居隐私的嫌疑。
这个被网友热议的焦点话题，折射出的其实是数字化浪潮重塑社会治理模式的今天，安全与隐私的边界如何平衡的全民思考。事实上，这部34条5000余字的行政法规，最核心的议题也正在于此。
比如，“条例”对于图像采集设备的使用作出了三重限制：一是空间限制，明确禁止在民宿、员工宿舍、公共浴室等隐私敏感区域安装图像采集设备，将监控权力隔离于私人领域之外；二是时间限制，规定视频存储期限原则上不超过180天；三是目的限制，严格限定视频信息调取程序，非因国家安全、刑事侦查等法定事由不得回溯原始数据。这三重限制构成技术权力的法治笼子，确保公共安全需求的满足不过度牺牲个体权利。
另一个值得期待的点在与，“条例”超越了传统“禁止—处罚”的管控模式，构建起了“全链条治理”框架。
比如在设备生产环节，就强制要求厂商嵌入隐私保护模块，自动模糊非公共区域背景、实时加密传输数据等，本质上是以技术制衡技术，比末端监管更具根本性。
“条例”还引入了“合规举报人奖励制度”，对查证属实的举报最高给予10万元奖励，以激活社会监督力量。这种“政府监管”+“社会监督”的共治格局，也是对传统治理的重要突破。
“条例”的出台无疑值得期待，但在执行层面仍面临挑战：比如，当前AI技术已能通过步态识别、热力图分析等手段规避面部特征采集，一些科技企业开发的“无感监控系统”可在不获取生物信息的情况下判断异常行为，此类技术显然游走于现行法律边缘。
对此，一些发达国家在立法探索中，将“图像采集设备”扩展定义为“任何可获取个体身份或行为的传感装置”，为未来技术发展预留解释空间，同时建立“技术伦理审查委员会”，对新型监控设备实施上市前伦理风险评估，似可借鉴。
隐私权利主张的“情境化矛盾”，也是挑战之一。调研显示，绝大多数的受访者支持隐私保护条款，但当发生盗窃案件时，超过半数的民众仍坚持调取私人场所监控，这种公众对技术治理的矛盾心态，也考验着执法智慧。
“条例”的实施，本质上是对技术扩张的法定约束，也是对治理现代化的深刻回应。唯有公民权利意识与公共安全需求在博弈中实现动态平衡，才能真正构建起兼具效能与温度的数字治理体系。
原标题：《家门口能否安装摄像头？这部法规不止回应了这个争议话题 | 锋面评论》
栏目编辑：方翔 题图来源：新华社
来源：作者：新民晚报 潘高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