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多岁的老人挽起裤腿、脚踩草鞋，扛着老木犁，和他一起的还有45个孩子：有的挑着酸汤鱼，有的拎着丹寨鸟笼，有的就站在老人的犁上，袖口的一圈圈绣花随着步伐闪光。从中国西南到首都，他们跨了约1800公里，终于在3月22日这天，把苗族、侗族的刺绣和银饰送到了聚光灯底下。
这是这位贵州农民第一次走秀，第一次就走上了中国国际时装周的T台。
创意来自36岁的苗族服装设计师杨春林。他来自贵州凯里湾水镇双元寨，皮肤黝黑，留着小辫儿，从肩袖到鞋面，处处绣花。他的苗族名字叫古阿新，寓意“勇敢”和“希望”。
这场秀红了，最直观的体现是，杨春林变得异常忙碌，每天的时间以分钟为单位分割，品牌赞助商、媒体都找来，一小时能接五六个电话。和新京报记者的交谈中，他坦言，可能就像自己不标准的普通话一样，孩子们的步伐并不专业，他们紧张、脸红，走得歪歪扭扭，但也正是这股纯粹和原始触动了观众。
“我只是搬运工。”杨春林反复强调，自己只是将服饰搬上了T台，传统民族服饰的颜色和款式无法出自某位设计师之手，那是几代人文化与审美的积淀。
70多岁的老人背着5岁孩子走秀。 受访者供图
以下是新京报记者与杨春林的对话：
“失误”展现纯真
新京报：为什么想要带孩子们参加中国国际时装周？
杨春林：这次是我第三次参加中国国际时装周。去年9月，我带着大山里的40多位妈妈来北京参加中国国际时装周，回来后，很多孩子都问我：“我能不能去参加？”当时我就产生了带孩子们参加民族时装秀的念头。今年，我再次提交作品，通过了时装周的选拔。
在我们苗族文化中，孩子一出生，母亲就要为她们绣一套衣服。这套衣服由背、肩、袖口、前胸、前后摆片等十几个版块构成，使用平绣、堆绣等多种手工绣技艺。因为工序复杂，加上妈妈只有在农闲时才有空绣，所以一件成衣通常需要绣五六年，孩子可能只穿一年就穿不上了。我觉得，这套衣服是真正的奢侈品，需要在更大的舞台上展示。
新京报：舞台包含哪些设计元素？
杨春林：整场秀运用了苗族刺绣、侗族刺绣、水族马尾绣、蜡染、银饰等非遗技艺，还有苗族飞歌、芦笙舞等表演。其中一位小朋友穿着的是古老的百鸟衣，这件百鸟衣是他曾祖父留下来的，历经120年。孩子们走秀时手里拿着酸汤鱼、丹寨鸟笼、苗家血豆腐等特色物品。
新京报：老人扛着犁背着孩子走秀的创意是怎么来的？
杨春林：原本计划是父亲背女儿，因孩子的父亲生病无法到场，另一位小朋友的爷爷临时救场。那位爷爷是我们贵州的农民，穿着草鞋，扛着我们日常干农活用的犁，专门从贵州寄来的。他走秀时没有伴奏音乐，只有自己清唱的民歌。这不是设计好的时尚创意，就是我们日常生活的真实呈现。同村的人看到视频后打趣他：“你耕田从贵州耕到北京去了。”
新京报：孩子们表现得怎么样？
杨春林：在后台，孩子们被很多人盯着，既紧张又兴奋、好奇。一开始有人夸她们漂亮，她们会害羞，慢慢地，夸的人多了，孩子们就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漂亮的，可能服饰真的可以给人自信。
走秀的时候，我在后台用手机看直播。如果是专业童模，出场后应该径直往前走，表情高冷，眼神紧跟摄像机。但我们的孩子走得歪歪扭扭，眼神东瞄西瞟。看到观众给她们鼓掌加油，孩子们就忍不住挥手打招呼。按走秀规则，模特不能与观众互动，但正是这些“失误”展现了孩子的纯真，获得这么强烈的反响。
有个孩子有基础病，需要定期去医院输血，她的头饰非常重，但她一直都很乐观。我们有一天一起去看升国旗、去长城，她很兴奋地奔跑，大家怎么追都追不上。很多孩子是第一次来北京，很激动。
新京报：孩子们走秀时现场观众有什么反应？
杨春林：设计师通常不能在现场看自己的秀，但我听到了持续不断的掌声，走秀场上一般很少有掌声。
同样的绣花，代表我们是一家人
新京报：选拔模特的标准是什么？
杨春林：我的标准就是“以衣服来选人”，只看服饰的精美度。今年2月，招募发出后，有2000多位家长拿着自己家的衣服、带着孩子报名，最终我们选了其中45个孩子。这些孩子完全不知道什么叫走秀，到海选最后三天我们才简单教授基础台步。我希望通过此次走秀，孩子们能变得更自信，更愿意展示自己。
新京报：孩子们能理解穿着民族服饰走秀的含义吗？
杨春林：出发前，我跟家长们说，孩子太小可能不理解，可以教一下。来的路途中，有些孩子就拿着妈妈给的稿子背，担心记者采访时自己没说好。
但后来我发现，孩子们对服饰上的绣花有自己的理解。有的孩子会说：“我喜欢这种花朵，不知道它是什么含义，但是看到妈妈、外婆身上都有这种花朵，我就觉得我们是一家人。”这种回答让我出乎意料。
新京报：服装有没有受到好评？
杨春林：在贵州海选完服饰，我们邀请了研究民族服饰的专家、教授，对入选的衣服做指导。比如，更换一下搭配的鞋子、帽子等，或者把衣服颜色搭配得更协调。很多设计师称赞这些服装设计得精美，但我也会直说：“我怎么可能能设计出这些服装？”我一直说我只是民族服饰的“搬运工”，它们并非出自一位设计师之手，而是母亲、祖母乃至曾祖母几代人审美的积淀。
民族服装支系繁多且复杂，一套完整的苗族服装通常会有几十件配件，包括前片、后片，还有绑腿的、绑脚的以及头饰，我前几年就曾经搭配出错。因此这次我坚持要母亲跟着孩子来，只有她们最懂这些服饰。
杨春林和走秀的孩子们。 受访者供图
让妈妈们在舞台上有自己的名字
新京报：我们了解到你在家乡贵州举办了乡村T台秀，可以介绍下吗？
杨春林：从去年7月起，每周五、六、日，我们都会在凯里市风情园长廊举办贵州村T，至今已经举办了400多个主题秀场，一共有3万多人参与，去年为当地创收3600多万元。从最初仅在附近村庄小范围举办，发展到如今全国各地的人都来走秀。
目前，该活动是纯公益活动，不收取任何费用。一般来说，如果普通人想走一场秀，通常需要花费至少30万元，包括场地、灯光、道具和人员等费用，这对大部分人来说是难以承受的。这笔钱在我们当地都能买一套房，为什么要用来参加只有三五分钟的表演呢？有了贵州村T后，不仅普通人有了展示自己的机会，少数民族服饰设计师也有了展示的机会。
贵州村T舞台上的展示者。 受访者供图
新京报：你创办贵州村T的初衷是什么？
杨春林：源于我的妈妈。我和妈妈曾经收到伦敦时装周的邀请，我带她去欧洲展示了我们的服装，当地人很惊讶，以为这种古老东西只在博物馆里，不会存在于现实中。村里其他一百多位母亲都非常羡慕这种经历，但我无法带她们每个人站上国际舞台，就想不如把T台搬回家乡。
在老家，许多女性一生中最闪耀的时刻是婚礼，她们会穿上母亲或外婆制作的嫁衣。穿上嫁衣那一刻，她们是拥有自己名字的“某某某”，但婚后，她们就变成了“谁的妈妈”。她们说，只有在舞台上走秀，她们才能拥有自己的名字，比如，主持人会说“‘某某某’正在台上展示”。我希望她们能受到灯光和摄像头的环绕，有观众赞美她们的服装。
新京报：大家在T台上的表现如何？
杨春林：最开始有的村民会害羞，不好意思公开展示自己。有些人觉得好奇，看热闹，跃跃欲试。有些妈妈们走秀完觉得自己表现不够好，之后还会偷偷练习。后来参与的人越来越多，每个人走秀、展示的时间也越来越长。
新京报：村T现在成了很多游客的打卡地，你对此有什么看法？
杨春林：有一点我比较担心，部分游客仅仅是为了打卡拍照，就把服装简单套在身上，没有穿戴齐整就上台展示。但我们苗族的女性，尽管不会化妆，也要精心梳妆准备，她们穿服装需要半小时，少个手镯都拒绝出场——这种对服饰的敬畏之心才是最重要的。
新京报：对未来村T的发展，你有什么设想吗？
杨春林：因为是公益平台，我的初衷是帮助家乡。比如，有人会展示自家的草药、蔬菜、腊肉，如果能通过我们的平台帮助大家销售农产品，那当然很理想。不过，目前我们严格把控，禁止打广告和拉横幅行为。我特别担心随着后期商业化的发展，T台是否还能保持最初的模样。
时装秀应该是展示不同文化的舞台
新京报：你是如何进入设计行业的？
杨春林：我大学时因为家里贫穷差点辍学，妈妈靠刺绣供我和两个哥哥上大学。我读书时也摆地摊卖一些绣片、儿童饰品和银饰等，赚学费。
我摆地摊时穿的就是妈妈绣的衣服，很多顾客询问是否出售，第一个人问我，我说“不卖”，第二个人问，我也说“不卖”，第十个人问的时候，我就卖掉了。我说：“来吧来吧，现在卖给你，我让妈妈再去做一件。”就这样，大学毕业后，我开始创业，从卖苗绣工艺品到转卖衣物，自己设计服装，妈妈也会教我刺绣技艺，让我一步一步进入服装行业。
杨春林和他的母亲。 受访者供图
新京报：你的设计理念是什么？
杨春林：我最早定位就是“花一样的男子”，从贵州山区到上大学，再到成为设计师，始终坚持绣花的穿衣风格，因为国内的绣花男装特别少。我创业后，很多歌手、艺术家会来购买我的服装，他们说，“你一定要去参加时装周，要去提高自己。”
新京报：你的设计风格有没有被时装界质疑过？
杨春林：我之前报名参加过许多时装周，多次被拒之门外，说我设计的衣服“太民族风，不符合时尚标准”，我才意识到，这类服饰似乎难以登上大雅之堂。但我认为，时装秀应该是展示不同文化的舞台，而不是对美有所限制。
好在我也慢慢感受到了变化。最近，中国服装协会的老师还跟我提到，在贵州村T的影响下，此次时装周还有彝族、藏族、傈僳族的设计师来展示民族服饰。
新京报：你第一次参加时装周是什么时候？
杨春林：我接触时尚很晚，30岁才第一次参加时装秀，那之后才知道什么叫走秀。当时是2018年的丝绸之路国际时装周，导演把60多名高挑俊美的模特带到我面前让我挑选，我瞬间脸红，都不敢直视他们。导演问我，“你的开场（模特）和压轴（模特）是哪位？”我才知道自己连基本的开场与闭场规矩都不懂。
新京报：接下来你的工作计划是什么？
杨春林：目前我的重心之一，是借用良好的曝光度，让城市的孩子们、妈妈们来到我的家乡。在时装设计方面，我希望能创办一场少数民族时装周。我和团队还在探讨如何让妈妈们通过村T平台获得收入，让大家在走秀之外有更多收获。
新京报记者 徐鸣
编辑 彭冲 校对 刘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