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核战争，作为一直以来第三次世界大战主要形式，当然说的是对三战的假设之一，并非笃定核战是必然的局势，现在盛传的是，三战的主要形式为代理人战争，但是核战争永远是抹不开的形式。
核弹的数量，是世界核武国家的最高机密之一，其数量当量，都是非常紧要且影响战局的数据，而我们熟悉的北约，称给中国时间，中国有的核弹数量，将会超过......
一、核威慑
核武器，作为悬在人类头上的利剑，从诞生至今，除开在日本的两次针对城市投放外，再无有过投放历史，这柄威力无穷的“剑”，便被人类“入鞘”封存。
美国长期以来，将威胁运用核武器作为重要的对外政策工具，冷战时期，美国核战略从“先发制人”核打击转变为核威慑。
冷战结束后，在缺乏明确敌手的情况下，美国依旧将确保核优势作为政策核心，核威慑在其国家安全战略中的重要地位没有改变。
进入 21 世纪第二个十年后，美国受到“霸权焦虑”的驱使，在大国竞争背景下大幅提升核武器的战略地位，推出“一体化威慑”，尤其是“核-常一体”概念。
有意模糊核力量与常规力量之间的界限，进而降低核武器的运用门槛，试图将此作为“吓退”潜在或现实“挑战者”、赢得所谓“大国竞争”的重要条件。
美国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不会放弃核优势，反而会将其转化为实施国家战略的基本路线，这已经并将继续，对全球战略稳定和地区安全构成严重冲击。
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中，武力一向是国家解决争端的最终手段，而以武力作为威胁或一种潜在可能，亦是构成一国政治权力的重要物质因素。
自20世纪40年代核武器问世以来，探寻一种既可服务于确定的政治目的又不至于触发一场大毁灭的核战略，便成为近一个世纪以来几代战略学家的努力方向。
即使在冷战期间美国和苏联均具备第二次核打击能力、实质已形成“恐怖平衡”态势的情况下，核武器仍然被部分核大国，用于迫使对象国改变其对外政策或行为。
冷战结束后，世界仍未进入“后核武器时代”，核武器的全球库存量依然居高不下，围绕核武器的大国博弈依旧是国际政治的核心议题之一。
核武之数，是部分民众十分关心的数据，数量多寡，当量多少，能杀多少人，都是生在和平国家的民众，非常好奇的东西。
能毁灭一座大型城市，能批量生产很多，能精准快速的打击到敌对势力，是不少人心里好奇，嘴上不停的话题。
常说的是中国有多少枚，美国有多少，毛子有多少，还有谁藏着有，以及公开的核武数量不可信，特别是数量的问题，一提起就没有人相信，所谓的公开数据。
中国人民在核武数量这一块，还是非常警觉理智的，知道核武数量不能简单的看，公开的有多少。
事实上也确实如此，核武数还得具体的看生产线，以及国家的应急工业生产能力，对于这点北约组织，对中国的核武数有个预计，说是十年内中国的核武数将达到1500枚以上。
目前中国的核弹头数量，多方数据显示，至少是600枚以上，且2030年很可能将达到1000枚以上，结合世界局势来看，这个增速是非常合理的。
特别是相较于美俄来说，两者的核弹头数量都是5000枚以上，中国与前两者一对比，2030年才能达到1000枚，就显得有些相形见绌了。
但也正是如此，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各种钳制是越来越严重了，虽说表面上还一团和气，可归根结底，中国始终是西方国家的眼中钉，唯有永远臣服在他们的脚下，他们才安心。
二、亚洲战略
冷战结束以来，北约大致每十年制定一部战略性文件，“每一次新战略的提出，反映的都是北约职能的拓展和活动范围的扩大”。
北约1991年和1999年的战略概念，虽然没有明确提出“亚洲战略”,但由于美国把北约作为新干涉主义的工具。
因此，无论是1991年海湾战争、1998年未经联合国授权对伊拉克的空袭和1999年对南联盟的空袭，还是在联合国授权下的2001年阿富汗战争、2011年的利比亚战争，其主战场都在亚洲。
北约2020年启动的“2030倡议”旨在适应新的外部安全环境，在竞争日益激烈的世界中，通过对俄罗斯和中国实施双遇制来加强联盟。
2021年6月14日，在北约布鲁塞尔峰会上，盟国领导人同意了雄心勃勃的北约“2030倡议”，就制定联盟未来十年及以后的战略作出了重要决定。
2022年6月29日，北约马德里峰会批准了北约新战略概念，该战略作为“2030倡议”的一部分，旨在使联盟能够应对当前的安全挑战并指导其政治和军事发展，以更好地面对未来的挑战。
虽然北约早期的年度报告及战略概念文件，未明确提出“亚洲战略”或涉及中国议题，2010年里斯本峰会发布的《积极接触，现代防务》新战略概念构想文件却提出了发展新伙伴关系以应对危机。
实际上，早在2006年，时任北约秘书长夏侯雅伯就在索非亚会议上明确表示，北约需要加强与澳大利亚、新西兰等有重大利益和贡献的国家的关系，以更好地应对挑战。
自2016年以来，北约与印太地区的伙伴国——澳大利亚、日本、韩国和新西兰—一的政治接触日益增多。
这些国家不仅参与了北约的外长级会议、北大西洋理事会的定期会议和军事会议，还签署了《应对共同安全挑战议程》等重要战略文件,加深了在网络防御、新技术和混合威胁等领域的合作。
北约认为联盟最大的危机就是恢复美国的领导力，这本身就是一种失衡危机，表明北约是国家驱动型的，而不是由组织本身内在驱动发展的。北约表面强调“美国回来了”,实则内在分歧和发展方向无法协同。
北约在冷战意识形态下持续扩大，使乌克兰在地缘上成为欧美与俄罗斯对抗竞争的前沿阵地，而乌克兰自身又采取了选边站政策并导致俄乌冲突不断升级，使欧美俄乌等众多参与方陷人进退两难的困境。
乌克兰本应对内重建现代国家、对外独立自主,其希望加人北约的行为遭到俄罗斯的反对，从而导致西方和俄罗斯的激烈对抗，致使乌克兰无法主导自己的命运，更加依赖北约和美国，成为大国博奔的牺牲品。
而现实也证明，自俄乌冲突以来，北约就以最强烈的措辞遣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俄乌冲突久拖不决，也使欧美、北约陷入巨大的信誉危机，即不断突破地域和领域，四处挑动矛盾、制造紧张、煊染威胁、鼓励对立。
由此可以看出，北约名义上是让美国发挥领导作用，实则是寻找组织自身在欧洲和北美及其伙伴国之间的“平衡作用”，为北约的继续存在做注脚。
无疑，在没有充分考虑内部盟国及伙伴国的现实利益而一味强调外部威胁和竞争的前提下，无论是美国的领导作用还是北约的“平衡作用”都有可能在亚洲导致困境的出现，北约拟开设东京联络办事处被推迟就是例证。
三、混合战争
随着大国战略竞争的不断加剧与军事科学技术的飞速提升,当前的战争形态逐渐跨越以往战争的概念范畴,“混合战争冶成为战争形态演化的最新形式,且在学界与政界的使用频率逐渐增多。
“混合战争”，强调存在着常规和非常规军事力量相结合的新战争形态,包括直接的军事冲突与游击战、舆论宣传、网络攻击、恐怖行动、制裁封锁等非常规的冲突形式。
“混合战争”概念的出现具有西方战略思维导向,本身表明西方学界对传统军事思想与军事战略的新思考,特别是关注到非西方国家及非国家行为体，借助非对称手段对抗西方国家的传统优势地位。
霍夫曼指出,2006年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的军事冲突是现代“混合战争”最显著的案例。
在该概念的起始阶段,“混合战争”的重点强调其处于战争与和平的临界或者混合状态,使得容易辨识的战争与和平光谱两端变得模糊,战与非战状态、敌对与非敌对关系呈现不确定性，“混合战争”不同于以往战争的突出之处，是其一定程度的模糊不清。
自 2014 年 9 月北约公开使用混合战争以来,该概念已经成为北约描述俄罗斯新战争的流行词,混合战争的应用出现政治化趋势。
北约接受混合战争的概念对其流行有着极大效应,因为作为国际安全核心行为体对西方国家的重要影响。
在克里米亚事件之后,北约对混合战争的威胁认知逐渐强化,认为混合战争对北约的安全及成员国的稳定构成严峻挑战,破坏联盟的凝聚力,并在北约没有采取协调一致的反应情况下实现政治和军事目标。
尽管北约坚持既有的集体防御职能,但是进一步推进其安全战略转型,“混合战争冶的兴起促使北约在组织存续、防范范围以及战略思维等方面产生着深刻影响。
混合战争威胁要求北约平衡传统军事和非军事手段,并制定适应性的安全政策，从 1949 年成立以来的较长历史时期里,北约安全政策的核心是防御与威慑,强调危机管理、冲突预防、集体防御、合作安全与伙伴关系等广泛的安全策略。
2014 年以后,北约逐渐将混合战争视为武装进攻,其安全政策的调整着重从顶层设计、组织建设、外部合作、能力建设等方面进行。
一方面,北约不断对中国进行污名化,指责中国在经济、军事、信息与外交领域的进攻性行为,通过所谓混合战争手段威胁北约及其合作伙伴的安全。
2019 年 11 月,北约伦敦峰会发表的《伦敦宣言》首次把中国视为安全挑战，2021 年的《北约2030》改革报告把中国定义为“ 全方位的系统性对手。
《北约2022年战略概念》 指出,“中国采用广泛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工具增加其全球力量,恶意混合和网络行动损害联盟的安全。
另一方面,美国积极推动北约的亚太化,强化与澳大利亚、日本和韩国等亚太合作伙伴各方面的联系,在贸易、技术、网络、军事等方面强化对中国的遏制与围堵力度。
混合战争冶展现出战争与和平的边界逐渐模糊,它是全谱系的战争形态,而非仅仅是军事概念,涉及到政治、经济、安全、信息、外交等维度,且这些领域是在同一个战略背景下协同展开战略行动,需要采取广泛、全面且混合的战略手段加以因应。
面对美国为首的北约不断向亚太地区扩张势力,且将混合战争作为有力的战略工具,我国需要有力地分析混合战争运行的规律,深刻地认识到混合战争的危害及对我国的国家安全与周边安全的消极影响。
为更好应对未来的混合战争威胁,我国需要积极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思想,强化全民国家安全意识,搭建其政府不同部门共同应对安全问题的协同机制,形成政府、社会与人民共同应对混合战争的人民战争网络。
参考文献：
1.“混合战争”的兴起与北约安全政策的调整
《情报杂志》2024年第11期33-41
2.北约“亚洲战略”：变迁机理与三重困境
《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24年第3期1-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