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读 vol.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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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努力认知和掌控世界的进程中，似乎总是执着地追寻着确定性的答案。我们本能地期望能得到一个简单明确的“是”或“否”的回答。然而，牛津大学物理学教授、大英帝国勋章获得者蒂姆·帕尔默在《怀疑的首要性》一书中，提出了一个极具颠覆性的观点：世界的本质充满了不确定性，它是非周期性且不可预测的。在这样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里，如果我们仅仅依赖过往的经验、既定的理论以及自身所处的环境来做决策，极有可能引发严重的后果。因此，养成“怀疑”的思维方式显得尤为重要。
本文摘录自《怀疑的首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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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一些研究来看，人类每天要做出大约35 000次决策。其中大多数决策并不重要，比如今晚到底是看电视还是读书。它们几乎不用耗费什么精力。但有一些决策是十分重要的，需要我们仔细思考才能做出决定。
如果粗略地把所有决策分为重要和不重要这两大类，那么大多数人在做决策时可能会遵循以下这个简单的策略：利用低功率模式处理生活中众多不重要的决策，而利用分析性的高功率模式做出少数较困难的决策。人们在走路时显然不会去权衡先迈左脚还是先迈右脚。而在面对使人挣扎、痛苦的决策时，人们则会尽可能仔细地考虑每一处利弊。大脑的高功率模式在处理这类困难的决策时会全力以赴。
这种分别由低功率和高功率模式来做不同决策的做法，有效地利用了大脑中可供使用的能量。人类因此能够每天相当高效地处理成千上万项决策。也就是说，大脑默认的决策模式是低功率模式。尽管这种策略未免有“懒散”之嫌，但是如果人类一直用高功率模式处理每一项决策，那么在上床入睡前我们恐怕最多只能处理50项决策。默认用低功率模式来处理大多数决策显然是一个明智的策略。
这种默认策略会带来一些后果，其中之一是人类因此看起来似乎是非理性的，尽管我对此持有异议。以下这个例子通常被用来证明人类的非理性：球拍和球套装的价格为1.10美元。已知球拍比球贵1美元，那么球的价格是多少？大多数人会凭直觉回答说10美分。但这个答案并不正确。如果球的价格是10美分，那么球拍的价格就应该是1.10美元，套装的价格就是1.20美元。因此，正确答案其实是5美分。
卡尼曼在《思考，快与慢》一书中提及，超过半数来自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和普林斯顿大学等高校的学生都给出了10美分这个错误答案。这一现象令卡尼曼感到十分震惊，它似乎表明人类并不像他们自认为的那样理性。但是，我认为这个结论是错误的。实验中的学生是美国最优秀的学生，是通过高难度的考试和面试层层选拔出的。因此，这一现象背后一定存在着某种更深层次的原因。
一些评论家认为这个例子太过随意，无法据此推导出有意义的结论。我不同意他们的看法。我相信问题的关键在于要从能量的角度来考虑问题。当每秒钟大脑所能获得的能量只有20瓦时，要分配多少能量来制定一项决策或回答一个问题当然非常重要。
想象一下，如果我在街上遇到你并且向你提出球拍和球的价格的问题，你愿意花费多少能量来回答它呢？如果你是一名正赶往考场的学生，你可能根本不想在这上面花费任何一点能量。毕竟，你一定不希望在考试开始前就让自己的大脑陷入疲惫状态。在这种情况下，最理性的方案就是不回答，并礼貌地向对方说明自己正在赶时间。
但是，假如你的教授也在课堂上向你提出了这个问题，这时你可能觉得要为此花费一点点能量。然而，如果你的教授指出答案可以匿名提交且你不会因为回答正确而获得学分，那么你可能又觉得没必要为此耗费心力了，特别是当你还有其他可以获得学分的作业要完成时。当你不想认真思考时，你很可能会给出10美分的答案。如果你决定只花很少的能量来回答这个问题，10美分就是一个理性的答案。换句话说，给出错误的答案在某些情况下是完全理性的。
相反，如果答案正确与否对你来说非常重要，比如球拍和球的价格是你正在参加的考试中的一个问题，那么调动所有能量以尽可能地给出正确答案的做法才是理性的。你会选择在高功率模式下仔细地分析这个问题并给出球价格为5美分的正确答案。
但是，最大化能效的策略存在这样一个问题，即它可能导致我们在处理那些恰好处于重要与不重要的边界上的问题时倾向于使用低功率模式。我们最后可能会为一些轻率的决定感到后悔，怪自己当初没有给予它们足够的关注。我可以从自己的生活经验中找出许多这样的例子。
那么，要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呢？我认为关键是要意识到，对大多数人来说，大脑倾向于系统性低估那些介于重要与不重要之间的决策，将它们交由低功率模式来处理。当意识到我们的这一特性之后，我们就会更加留意那些可能出现的微弱的警铃声，而不是不加思索地忽略它们。然后，我们可以启用高功率模式来更投入地处理这个问题。本质上，我们需要更多地协同利用低功率和高功率模式，正是这种协同使得人类成为一个富有智慧和创造性的物种。
换一个视角来看，有一些决策显然非常重要，于是我们知道必须运用高功率的分析模式来处理它们。这时，我们可能会遇到另一个问题。过度的分析会让我们无法做出决策，像布里丹之驴一样不知该选择干草还是水。我在即将结束博士学习时一度不知是否应该转换研究领域，当时我所面临的正是这种困境。
前文提到的杰出科学家所经历的顿悟时刻或许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经验。导向突破性成果的那些创新设想源于两种模式之间的微妙互动。高功率模式将创造性过程推进到一定高度，而至关重要的顿悟时刻实际上出现在低功率模式下，它的出现是因为人类大脑对于噪声非常敏感。
由这些经验可知，我们在做出重要且有一定难度的决策时应该首先列出相关的利弊，并用几天的时间进行深入的思考。实际上，我们很有必要构建一个将不同利弊及后果包含在内的集合，但是不一定要从该集合推导出相应的概率。根据每一次集合预测构建出“故事主线”本身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步。事实上，气候科学在概率难以计算的情况下正越来越将集合预测视为可信的“故事主线”。
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就是尽可能地回归日常生活。正如顿悟时刻的发生那样，我们希望在放松时直觉可以告诉我们什么才是正确的决策。其背后的原理仍然是我们要在大脑的低功率模式下建设性地利用噪声，从而获得在分析式和确定性的高功率模式下未能获得的新鲜视角。
应用两类认知系统的顺序是至关重要的。如果我们首先启用低功率模式并凭借直觉得出了一个初步的结论，这个结论可能会影响和扭曲我们在高功率模式下进行的分析性思考。我们在这种情况下容易出现“证实偏差”，只看到那些能够支持我们直觉的证据，而忽视其他信息。这时，高功率模式就无法再对信息做出冷静及客观的分析。因此，我们应该将这个顺序颠倒过来，首先用高功率模式尽可能地推进，然后应用低功率模式。这才是催生伟大的顿悟时刻的方法。
举例来说，有些人从直觉出发认为气候变化是一些“觉醒的环保主义者”的事，它对人类的重要性被过分夸大了，因此他们会去搜寻持反对立场的网站和信息。反过来，另一些人从直觉出发认为人类造成的碳排放已经污染整个星球，并且正在酝酿不可避免的恶果，因此他们就只会浏览专门警示人们此类恶果的网站。这就是我认为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给出的评估报告或许是气候科学领域最客观的信息来源的原因，尽管它们并不是那么容易理解。该委员会中与我合作过的科学家们通常没有政治目的，只是希望尽可能准确和通俗地呈现他们的科学成果。
无论做出相对重要还是不重要的决策，如果说存在一个不可违背的原则，那就是我们都应该意识到，人类拥有协同运用大脑的低功率随机模式和高功率决定性模式的非凡能力。如果没有大脑的这些模式，人类就不可能进化为一个具有丰富创造性和想象力的物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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