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啪！”
1928年2月的一个清晨，井冈山的薄雾还未散尽，一声刺耳的枪响突然划破寂静。
枪声在山谷中回荡，惊醒了刚刚结束巡逻的毛泽东。他脸色骤变，带着卫士疾步赶回驻地。
村口的巷子里早已挤满了人，愤怒的吼声此起彼伏：“杀人偿命！绝不能放过他！”
人群中央，教导队队长吕赤倒在血泊中，身旁蹲着一名面色惨白的年轻军官——副队长陈伯钧。他浑身颤抖，手中紧握着一支勃朗宁手枪，枪口还残留着硝烟。
面对群情激愤的战士们，毛泽东沉默良久，最终抬手压下了喧哗：“留条活路吧。”
毛主席为何要甘冒众怒，执意保下“凶手”？一切要从一支锈迹斑斑的手枪说起……
1927年秋收起义后，毛泽东率部挺进井冈山。面对缺粮少弹、强敌环伺的困境，他深知：若没有一支纪律严明、训练有素的队伍，根据地绝无生存可能。
战士多是农民出身，许多人连枪都没摸过。毛泽东当机立断，在龙江书院成立工农革命军教导队，从黄埔军校毕业生中挑选骨干。
26岁的吕赤被任命为队长。他出身四川农家，黄埔四期毕业，作战勇猛又心思缜密。副队长陈伯钧比他小6岁，同样是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的高材生。两人既是同乡，又志同道合，很快成了形影不离的兄弟。
吕赤像兄长般照顾陈伯钧，夜里替他掖被子，战场上总把他护在身后；陈伯钧则对这位大哥满心敬仰，连擦枪都要挨着他坐。
然而谁也没想到，这份情谊竟会因一把手枪戛然而止。
1928年初春，教导队在一次突袭中缴获了一支勃朗宁手枪。枪身布满锈迹，扳机卡死，被众人戏称为“烧火棍”。唯独陈伯钧如获至宝，他偷藏下这支枪，日夜用煤油浸泡擦拭。吕赤见了直摇头：“这破铁疙瘩，修好也打不响！”
年轻气盛的陈伯钧偏不服输。连续七天，他蹲在村口石凳上拆装枪械，指尖被零件划得鲜血淋漓。终于在一个寒夜，锈死的扳机“咔嗒”松动了。他兴奋地冲进吕赤房间：“大哥，你看！”说着便举枪对准对方额头。吕赤笑着摆手：“行了行了，算你厉害......”话音未落，枪声骤响。
子弹穿透吕赤头颅的瞬间，陈伯钧的笑容凝固了。他发疯似的扑上去按压伤口，可鲜血仍从指缝汩汩涌出。闻声赶来的战士红了眼，抄起扁担就要砸向“叛徒”，却被陈士榘死死拦住：“等毛委员发落！”
毛泽东站在吕赤遗体前，喉结剧烈颤动。这个曾跟着他穿越枪林弹雨的四川汉子，此刻静静躺在门板上，军装前襟浸透暗红。关押室里，陈伯钧蜷缩在墙角，反复念叨着：“枪毙我吧......”
士兵委员会炸开了锅。有人痛斥陈伯钧蓄意谋杀，有人怀疑他觊觎队长之位。毛泽东却把伍中豪叫到跟前：“他俩平日如何？”
“亲如兄弟。”
“既是意外，何必再赔一条命？”毛泽东转向激愤的人群：“我们已经失去一个黄埔生，还要再杀一个吗？”
竹板子重重落在陈伯钧手心时，全场鸦雀无声。板子打断了两根，鲜血顺着他的手腕滴落，他却始终紧咬牙关。打到第二十下，监刑的陈士榘突然高喊：“一板顶五板，够了！”毛泽东点头默许——他要用这二十板子，既平众怒，更留人才。
从此，被降为连长的陈伯钧背着“杀人犯”的标签，开始了近乎自虐的赎罪。
攻打永新时，他举着大刀率先冲入敌阵，左臂中弹仍死守阵地；湘江战役中，他率红五军团断后，与数倍于己的敌军血战四天四夜；张国焘分裂红军时，他当面痛斥：“跟着毛主席才能活路！”被捆在马背上三天三夜，愣是没低过头。
1955年授衔典礼上，陈伯钧接过上将军衔，却整夜枯坐书房。妻子推门进来时，只见他摩挲着吕赤的旧照片喃喃自语：“这勋章本该是他的......”
1974年病重之际，昏迷中的陈伯钧突然挣扎起身，对护士嘶声道：“枪！枪里还有子弹......”弥留之际的幻觉里，他仿佛又回到那个血色清晨。
而千里之外的井冈山，当年毛泽东拍板留人的那间土屋依然矗立，瓦缝间野草枯荣，默默见证着历史长河中最惊心动魄的抉择——
一颗子弹，改写了两个人的命运；一句“留人”，却救下了一颗将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