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德曾问过他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人穷的时候，走背字的时候，亲戚朋友常常都烟消云散了，一旦人做官了，有名有利，亲戚朋友都会像晴朗夜空里的星星，一个接一个地出现，数也数不清？”
周恩来笑着告诉她：“每个人都有他的难处。”
自从周恩来住进中南海后，就经常有人到西花厅自报家门，周姓为多，其次是陈姓，鲁姓也有。成元功等几位工作人员曾经计算过，建国以后的一年间，自称是周恩来亲戚的不少于一百人！
要知道，周恩来离开淮安老家时才12岁，那时候的周家穷的四处遭人白眼，躲都躲不及，哪有那么多亲戚？许多人过来探亲，根本分不清是哪房哪门的。
因为周恩来平时的工作非常忙，这些亲戚都是由侄女周秉德负责接待的，这令周秉德不禁感叹周家真大、亲戚真多！
周秉德和周总理合照
为了将这些亲戚都分辨清楚，周秉德特地找到父亲周恩寿，请他根据名字理出头绪来。
因为周恩寿离家较晚，认识的人也比较多，他就将周家各方的关系、名字一笔一笔地列出来一张表格，没想到这些亲戚大多数还真都在这张表格上！
周恩来一直以来都十分珍重亲属之间的情感，他曾不止一次地告诫后辈：“互相帮助是我们周家上一辈的好传统，希望你们这一辈、下一辈乃至永远，也都能这样有困难互相帮助，而不是给国家增添负担。”
周恩来明白，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难处，如果他不帮助，亲戚们只能去麻烦单位，这是给国家增添负担。于是面对亲戚的请求，周恩来几乎有求必应，经常用自己的工资来补贴他们，这令月薪400元的一国总理到月底根本没有结余，有的时候，还需要邓颖超的帮助。
周恩来虽然对于亲戚们的困难都会尽可能帮助，但是对于求工作这样的事情却慎之又慎，周家一百多位亲戚中，仅仅只有一位被批准参加政府工作，他就是周恩来的六伯父-周嵩尧。
周嵩尧和周总理夫妇合照
周恩来的祖籍是在绍兴，而绍兴师爷这一行业在旧时全国都有名，当年周恩来父辈的兄弟都有去拜过师爷，但是多数都没有成，唯有周嵩尧做的比较好，而且他还中了举人，后来还给袁世凯做过秘书。
后来袁世凯复辟帝制，周嵩尧不同意袁世凯称帝，于是卸职移居扬州。抗日时期，扬州沦陷，日伪想要利用周嵩尧的声望多次请他出山，他巧妙与其周旋，坚持隐居。
1949年新中国刚诞生没多久，周恩来就致信给六伯父，请他进京议事。周嵩尧遂由扬州登船经镇江乘火车赶赴北京，在中南海西花厅与七侄周恩来相见。周恩来一见面就高兴地说：“这次一来，就‘既来之，则安之’了。”
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为了筹备文史研究馆，由政务院常务副秘书长齐燕铭大力推荐周嵩尧为中央文史研究馆的首批馆员。
周恩来对于自己的六伯父还是非常了解的，以周嵩尧的学识胜任这份工作绰绰有余，为了支持党的文化研究工作，周恩来举贤不避亲，于6月份正式以总理的名义聘请了周嵩尧，他就此成为了周恩来唯一一位在政府任职的亲属。
侄女周秉德对周恩来的这一决定很不理解，她对周恩来说：“伯伯，我记得爸爸和我说老家事的时候提到过他，就因为你学了洋学堂，参加了革命，那位爷爷就以你为反面教材，再也不准自己的儿子读洋学堂，都关在家里请私塾先生讲四书五经。”
周恩来笑着回道：“秉德，你还小，但有一条你要记住，看人一定要从大处着眼，不能苛求，尤其是生活在旧时代的老人，只要他做过对人民有利的事情，就应该记住他。就像你六爷爷，他当官时曾为人民做过两件好事，这是不应该忘记的：第一，他在江苏督军李纯秘书长的任上平息了江、浙两省的一场军阀战争；第二、袁世凯称帝时，他没有跟着袁世凯走，这是他政治上有远见的地方。”
1951年7月29日，中央文史馆正式成立，那一天周总理亲自为自己的刘伯父安排了工作。
虽然周嵩尧接受过旧式的教育，但是他的思想非常开明，并且积极寻求进步。在《毛泽东选集》还没有出版时，他为了提高自己的觉悟，跟上新社会的发展，年近八旬的他坚持每天手握毛笔，工工整整地抄写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
孩子们怕老人家累着，劝他不要抄，这书很快就会出版的。老人家却执意不肯，他说：“这是古训，也是我多年养成的习惯：买书不如借书，借书不如抄书！抄一遍，记得准清楚，也更容易理解！”
周嵩尧经过不断地学习，联系自己沧桑的经历，终于学有所得，提笔写下了不少好文章，不少报社都刊登了他的作品。
这就是周总理，他面对亲戚朋友的请求从不推脱，都会尽自己的全力帮助他们，而自己的节俭却达到了自虐的程度，有时候连一根洗脸的毛巾都要缝缝补补好几次。
当面对亲属的工作问题时，他又公私分明，一切都以国家的利益出发，秉公办理！当亲属确有真才实学时，他也毫不避讳，对他的过去既往不咎，只为帮助国家举荐最合适的人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