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随着武昌起义的枪声传遍全中国,大清王朝终于听到了为他敲响的丧钟声。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正式宣告了清王朝的覆灭。

随着清王朝的覆灭,一大批王孙贵族也在一瞬间成为了普通的老百姓。末代皇帝溥仪为了延续清王朝的最后一口气,不惜对日本人奴颜婢膝,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扶持下,成立了伪满洲国。


溥仪

清王朝的残留下来的大臣王爷们有很多都跟随着溥仪成为了日本人的走狗,但是有这么一位王爷,他毅然拒绝了伪满洲国的邀请,誓死都不投靠日本人。为了生存他甚至一度沦为街边小贩,建国以后,毛主席深感他的才华出众,一纸聘书令他热泪盈眶,最终为新中国的建设做出了杰出贡献。

今天,我们就来讲讲溥仪的七叔——爱新觉罗·载涛的故事

一、出生于皇室贵族,最终成为普通百姓

1887年6月23日,森严庄重的醇亲王府内,一声婴儿的啼哭打破了王府的宁静,醇亲王的第七个孩子降临人间,兴奋的醇亲王为他的七子取名:爱新觉罗·载涛。



虽然载涛是第七个孩子,但是后来他的三个哥哥都在年幼时不幸夭折了,仅剩下他们四个兄弟,而他其中的一个哥哥就是后来的光绪皇帝。

出生在皇室的载涛从小就吃喝不愁,除了有用之不竭的物质资源外,他还有学识丰富的老师教授知识。但是,载涛并没有对四书五经表现出太大的兴趣,反而他从小就喜欢骑马射箭,可是因为太过年幼,父亲一般只会抱着他在马上兜几圈。然而就是这简单的溜达,在载涛幼小的心里埋下了爱马的种子。

有父亲陪伴的日子总是快乐且短暂的,但是这种短暂的快乐在他4岁的那年永远的消失了。父亲去世了,年幼的载涛也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只是被父亲抱着骑马的日子再也不会有了。

醇亲王的去世并没有改变这个显赫的家族,他的后代们凭借着先天的血缘优势,官运亨通、平步青云,没有人意识到这个王朝已经在崩塌的边缘。

1908年,载涛的侄子溥仪继承皇位,作为皇叔的他并不看重自己的爵位,反而热衷于研究马匹。为了满足自己的这一兴趣,他还特意远渡重洋,进入法国的索米骑兵学校深造。



在这里,载涛将自己对马匹热情发挥到了极致,成为了不可多得的马匹专家。无论是什么马,他只需一眼就能轻松地辨别,而且还懂得马匹的改良技术。

就在载涛还沉醉于马匹的研究之时,内忧外患的清王朝在一瞬之间轰然倒塌。

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载涛也像其他的皇室成员一样,成为了普通的公民。

虽然王爷的身份没有了,可是载涛的生活质量并没有受到太多的影响,毕竟还有“清室家用补助”。但是王朝的崩塌让他清楚地意识到一个问题,那就是自己如今已经是如履薄冰,一步踏错就很有可能陷入深渊。

于是,载涛对所有政治活动一律回绝,只是闲时会去赛赛马,与此同时,他也拥有了新的爱好,那就是骑自行车。

就这样,载涛又悠闲地度过了12年,直到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在紫禁城安然做着小皇帝的溥仪和他后宫的女人们被一齐地赶出,当初说好的“清室家用补助”也戛然而止。


冯玉祥

很显然,这个结果是载涛没有预料到的,这么多年他根本没有攒下多少结余。无可奈何的载涛只好将他住了多年的王府给卖了,另寻了一个比较小的住处。住惯了高宅大院的家人们,当然不喜欢这简陋的新住处。

但是,载涛却对他们说:“这宅子好啊,我这正打算做大隐隐于市的高人,相当合适。”

从此,载涛就在这个新住宅里过起了隐居的日子。

二、三拒高官厚禄,宁死不屈从日本

有句话说得好,叫做:“树欲静而风不止”。载涛想做一个大隐隐于市的高人,而偏偏总有人想来请他出山。

第一个来请他做官的,就是号称“东北王”的张作霖

张作霖跟载涛一样,也是个爱马之人。1924年,他来到北京,听说载涛的赛马技术在京师也是出了名的,于是就有心跟他比试比试。本来张作霖以为,载涛的赛马技术再好,也不过是个落魄王爷,马肯定比不上他千里挑一的好马。可是没想到,载涛这场比试却让不可一世的“东北王”威风扫地,轻而易举地以大幅度的领先获胜。


张作霖

这场比试令张作霖对载涛刮目相看,当场邀请载涛参加晚宴,载涛欣然答应。虽然有人认为张作霖在赛马场丢了面子,很有可能给载涛摆下了鸿门宴,劝说载涛不要去。但是到了晚宴的时间,载涛依然如约而至。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一向霸道的张作霖这次非但没有为难载涛,还在晚宴上跟载涛称兄道弟,并且盛情邀请他出山做官。

酒过三巡,张作霖拍着胸脯对载涛说:“兄弟你只要肯到我的麾下,以后有你享不尽的荣华富贵。”

这样的条件,也许对于普通人来说,那是求神拜佛都得不到的福气,可是对于载涛来说,却也不过是过眼云烟而已。从小成长在皇室的他什么样的荣华没有享过,到头来还不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张作霖所承诺的诱人条件也不过就是一时之乐,又怎么会长久?已经看淡了名利的载沣,最终婉言谢绝了张作霖的好意。

果不其然,张作霖没过几年就被日本人炸死在火车上,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更是令张作霖苦心经营的东北尽入日寇之手。

在东三省沦陷之后,不甘心失去皇位的溥仪又做起了皇帝的美梦,竟然在日本人的把持下,做起了伪满洲国的傀儡皇帝。当时,有不少皇族旧室跟随着溥仪加入了当汉奸的阵营。溥仪自然也不会忘记自己的七叔,当时就写了一封信给载涛,劝他像其他皇室一样去投奔他。

载涛看信之后,怒火中烧,当即回信义正言辞地拒绝了溥仪。他在信中说道:“我宁死也不会做亡国奴!”

1934年,日本人再次向载涛发出邀请,希望他可以前往伪满洲国做官。满腔怒火的载涛再次回绝了他们,并且在家中痛骂日本人!他怒吼道:“我就算饿死,也不会去做卖国贼!”

日本人见没有办法,就派出了载涛的好友王揖唐前往载涛家中作为说客。当时由于日本的势力越来越大,载涛有非常多的亲朋好友给日本人当了汉奸。他虽然对此嗤之以鼻,但是也无可奈何。


王揖唐

王揖唐一到载涛家中,就直奔主题,说道:“涛贝勒,你为何放着自己的一身才干隐居于此,这不是浪费才华吗?”

载涛却摆了摆手说:“什么贝勒?什么才华?我只是一介百姓而已。”

王揖唐接着说:“你为何要这样贬低自己呢?你可是军政界的名流啊!要不你出山来帮帮兄弟我呀?”

载涛明白,王揖唐这是想把自己往火坑里推啊,如果答应了帮他,不就也成了汉奸了吗?

载涛笑了笑说:“老兄啊!你看到我院子里的自行车了吗?我呀,只能骑骑自行车,可没有坐小轿车的命啊!”

王揖唐看着院子里十几辆自行车,苦笑道:“你怎么有这么多自行车?要开自行车行啊!”这件事,也只要就此作罢。

载涛家中摆满了自行车,他当然不会是为了开自行车行,而只是单纯的喜欢骑自行车。自从搬到小宅子里住下,载涛就赛马也是越来越少去了,而骑自行车变成了赛马的替代品。

他到底有多喜欢自行车呢?他家里无论是谁,亲人也好,佣人也好,只要想学自行车,他就教,而且还给买,为的就是出去时有人陪伴。他的这个爱好一直延续到了79岁,因为年纪太大家人放心不下,就不让他骑了。

三、艰难时期,载涛为讨生活当起了小贩

在三次拒绝了当官的邀请之后,国内的局势变得越来越动荡,没有高官厚禄,载涛自然生活也越来越艰难。到最困难的几年,家里甚至连一碗玉米面都吃不上。没有办法的载沣只好将他以前的那些旧衣服都拿出来卖了,维持生计。

于是,在北平的德胜门,每天晚上都能看到一个气质优雅的小贩在那里叫卖衣服,这个人就是载涛。他每次去摆摊的时候,旁边的小贩看见了,也会开玩笑地对他说:“呦~七爷,您又来了~”载涛也不跟他们计较,照样笑盈盈地跟他们打招呼。

载涛因为人缘广,他的生意也做得很好。做生意的时间一长,载涛一个人就忙不开了,于是他就想着叫上妻子来帮忙。这习惯了在家里当福晋的妻子哪抹得开面,堂堂皇室居然上街卖衣服这就已经够跌面子的了,现在还要叫上妻子一起,那哪行呀?

于是,载涛就非常耐心地开导她。毕竟现在清朝早亡了,哪还有什么皇室啊?自己都是平民老百姓,不做生意,难道等着饿死吗?面子哪有命重要。终于,妻子答应了跟他一起上街卖衣服。

就这样,夫妻俩一起在街上卖了一年多的衣服,终于迎来了北平解放的日子。

四、毛主席亲自聘请,载涛终于出山做官

1950年6月,载涛受邀参加首届全国政协的第二次会议,会议上周总理请大家都为新中国的建设提出一些自己的意见和建议。这可就让载涛犯了难,毕竟这么多年自己一直都在家里深居简出,也不懂什么国家建设,突然让他拿出个提案,他有点不知所措。

李济深等人见载涛愁眉苦脸,就去询问他是否遇上了什么难事?等到载涛将自己的烦恼一说,李济深哈哈大笑说:“这有什么难的?你懂什么就写什么嘛!你不是对马匹很有研究吗?就写这个!”

听了李济深的一番话,载涛如拨云见日,茅塞顿开,提交了一份“拟请改良马种,以利军用”的提案。

载涛的这个提案写得非常专业,正是当时的军队所需要的。新中国刚成立时,军队在马匹管理、配种上都缺乏经验,而当时军马又是非常重要的战略物资,这个提案受到了周总理和毛主席的高度重视。



1950年8月10日,一纸“聘书”被送到了载涛的手上,这是一份由毛主席亲自签署的委任状,任命载涛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司令部马政顾问。

收到这充满荣耀的“聘书”,载涛感动得热泪盈眶,他当即决定这次自己要出山“做官”了!

五、北京马政局筹建完成,及时为朝鲜战争输送了大量军马

1950年9月24日,天气格外的晴朗,虽然已经到了秋分时节,但是太阳还是晒得人冒汗。载涛今天吃过午饭之后,全然不顾毒辣的太阳,拉上妻子就兴冲冲地赶往了炮兵司令部临时招待所——天有旅店。刚走到门口就碰上了刚被调来北京与他搭档的郑新潮。


郑新潮和妻儿合影

郑新潮刚把他们迎进门,载涛便自我介绍说:“我是载涛,这是我的夫人金笑兰。”

郑新潮忙不迭地说:“我叫郑新潮,从东北牡丹江军马场来,我正要给您去汇报工作,没想到,您自己就来了。”

载涛笑着说:“你初来北京不熟悉,我找你方便。”

原来,早在1947年2月,毛主席就亲自批准让东北民主联军建立军马基地,驯养军马,供给全国战争需要,而郑新潮就是主要负责人。如今,他们已经拥有了两个军马场、三十六个军马配种站,共繁殖种马2500多匹,为炮兵输送军马36000多匹,还为部队联系购买军马25000多匹,为炮兵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他这次来北京,就是来跟载涛合作,共同筹建北京马政局的。筹建马政局的工作如火如荼地展开着,虽然其中也遇上了不少困难,但最终还是筹建完成。

1950年11月,刚刚成立没过久的马政局就接到了非常重要的任务。随着朝鲜战事越发焦灼,前线急需军马,中央军委决定从购买两万五千匹军马运往朝鲜。朱老总亲自打电话给载涛,叫他第二天去商量相马事宜,载涛赶紧找到郑新潮。二人一起连夜拟定出了一个相马方案。

为了方便完成对军马的征集工作,中央军委决定立即成立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马政局,于是刚刚成立不久的北京马政局又换上了新牌子。

为了能够源源不断地向前线输送军马,载涛和郑新潮亲自前往东北、内蒙古、新疆等地相马、购马。最终,通过不懈地努力,他们完成了两万五千匹马的任务,为抗美援朝的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


毛主席和载涛握手

六、安度晚年

载涛几乎将自己的后半生都奉献给了新中国的军马事业,年迈的他退休之后,告别了军马,又过起了每天骑自行车的悠闲日子,一直骑到了79岁。

80岁以后,载涛的身体逐渐衰老,他的儿孙们都非常孝顺,经常陪伴在他左右。尤其是在弥留之际,孩子们时时刻刻守护在载涛的身边,一直陪伴他走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1970年9月2日,载涛在北京逝世,终年83岁,骨灰安放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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