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的潮汕新娘｜李懿娟专栏

“欲望往往出其不意，将我们引向从未设想的远方，或让我们沉溺于一个原本不曾渴望、甚至不曾想爱的人。在最美好的情况下——或许也是承载我们最大希望的情况——欲望能够违背政治为我们设定的轨迹，而为自己做出选择。”

——女性主义哲学家阿米娅·斯里尼瓦桑

引子

杨莉从未设想过自己会嫁给一位非洲人，也从未关注过网上流传的中非爱情。

2016年，财新在广州拍摄一部中非跨国婚姻纪录片。许多家庭惧怕歧视拒绝出镜，寻找受访者因此变得尤为艰难。记者最终找到三对跨国夫妻，试图与他们一道向世人证明：这是爱情。然而，2018年，这些爱情故事被恶意剪辑成另一个版本：远嫁非洲的中国女子后悔不已，无法适应落后的生活，甚至遭遇了非洲男权至上的家庭暴力。受访者后悔自己曾接受拍摄。

2022年，00后女孩周周与年长15岁的尼日利亚籍丈夫结婚五个月，怀孕八个月，准备返回尼日利亚定居。随后，她疑似失联。事件迅速登上热搜，舆论恶语相向——指责非洲的贫穷、医疗条件以及一夫多妻的传统，甚至谩骂远嫁非洲的女性乃至中非混血儿童。不久后，周周报了平安，开始分享两人的甜蜜日常，也逐渐收获国人的祝福。

在这些悲喜交替的戏剧性变化中，中非爱情早已超越两个主角，旁观者喧嚣狂欢，乐此不疲。杨莉厌恶那些恶评；至于幸福片段，她认为那掩盖了其中的艰辛。爱情里，甘苦自知。她的故事，讲给朋友听。

1. 漂泊到烈日国度

小时候，杨莉想去非洲，去晒牙齿。

“为什么黑人的牙齿很白？”四五年级的杨莉仰起头，和发小一起，眯着眼睛望向太阳。

“是不是因为他们的牙齿常常晒太阳？”

“但是太阳晒到脸，会变黑。”

两人琢磨了许久。

“我们是不是应该穿个衣服，把脸全部遮住，只把牙齿张开去晒太阳？”

二十出头，杨莉又想去非洲。她学的是国际贸易，在她眼里，非洲是世上最后一块未经规训的土地，足以对抗安稳无聊的生活。反叛与好奇低声哄诱，战火纷飞的刚果莫名吸引了她，她立马拿下刚果签证。

潮汕的父母和外婆听闻此事，极力劝阻；就连相对安全的西非加纳，外婆也装病威胁。杨莉无奈作罢。

一年后，她瞒着家人独自启程。

然而，杨莉的非洲情结很快被现实击碎：加纳基础设施落后，杨莉极不适应。她拨通发小的电话，说，“你记不记得我们小时候说的话？我做到了，但是旁边没有你。”

半年后，杨莉无法忍受这种匮乏的生活，选择回到朋友身边。在广州，日子平淡，但和朋友住在一起也不算难过，直到朋友全去了别处发展，孤独张口将她吞没。“一个人上班下班，一个人吃饭，总是一个人，特别可怜。”

杨莉留恋起外派的群居生活。广州与非洲贸易联系紧密，外派非洲机会很多，她选择前往东非较发达的肯尼亚。不过，由于公司关系网络复杂，缺乏背景的她没多久便被调往更为贫乏的坦桑尼亚，驻扎在火炉般的达累斯萨拉姆。

2. 怒火升腾的爱情

杨莉的脾气和达市的炎日一样暴烈。

杨莉在达市做财务，接洽合作公司的财务经理亚力克。第一次对接，她就放了对方的鸽子，亚力克心中不爽。后来，杨莉同他在银行见面。她发现他给的汇率似乎不对，瞬间，她的语气变得凌厉：“同一天汇率，同事的低，我的高，你想让我公司的会计觉得我在贪钱吗？”

亚力克刚想解释，拿起笔在手上写——

“你不用讲！”

杨莉大骂一通，根本不让他说这是随时变动的实时汇率。

次日，亚力克想请她吃饭。“我觉得我喜欢你。我需要一个强势的女人。”

不是吧？杨莉心想。这人那么贱？

“我结婚了。”她谎称。“有孩子了。”

亚力克不信。

起初，杨莉对亚力克并无兴趣，总是拒绝他的邀约。但不久后，在一次工作对接中，杨莉要求他出示身份证，意外发现他们竟然是同一天生日。那是2015年，杨莉27岁，而亚力克25岁。就在那一刻，杨莉第一次仔细打量这个男人——个头高，嘴唇薄，“不那么丑”。之后，不知为何，每次与他见面时，杨莉总会穿得稍微精致一些，两人之间的话题也逐渐超越了工作内容。烦躁时，杨莉还会给他打电话抱怨——“我充电线又丢了”，亚力克也总是给予安慰与支持——“没关系，我给你买”。

终于，杨莉答应和亚力克约会。

她不愿那么正式，因此选择在当地的赛百味吃饭。巧的是，他偏爱吞拿鱼，她也一样。刚吃完赛百味，她又走进旁边的当地肯德基，点了八个鸡翅和两个圣代。

杨莉是故意的。她想让亚力克看到自己最真实的一面——不加掩饰的食量以及随意的消费习惯，她想看亚力克是否会表示不满。的确，亚力克有些惊讶，但他毫不介意。后来，他又带她去坦桑的桑给巴尔岛旅行。

杨莉发现，尽管坦桑人的平均月薪约为三十万坦桑尼亚先令（一万先令约合三十人民币），但亚力克的消费水平可以与月薪一万多元的中国人持平。杨莉的中国领导也说，拥有硕士学历的亚力克看起来“挺聪明，跟其他当地人不一样”。

杨莉还发现，亚力克并不轻浮。她在非洲见过太多不正经的男人：一些当地人张口就说要娶中国女人，甚至说娶来做二老婆；而一些外派的中国男人也因驻扎非洲的中国女人数量稀少，时常骚扰女同事。但亚力克不一样。他本有一个当地女友，甚至已为她买好地准备结婚，然而，对方突然出轨，伤透了亚力克的心。遇到杨莉以前，他从没想过会和外国人在一起。他只想找一个真诚的女孩共度余生。

亚力克追求了杨莉半年，终于如愿以偿开始交往。两三个月后，亚力克拉着她的手，说：“你是我想要娶的女人。”

杨莉心一紧。

她觉得自己还未玩够，太多地方都尚未探索，她本能地想逃；但，她转念一想，四处漂泊终究不是长久之计，安定下来——留在坦桑，跟着亚力克——也未尝不是一种选择。杨莉虽然万分厌恶达市烈日炎炎的气候，但这里的治安让她满意——她曾在肯尼亚遭遇过两次持枪抢劫。至于亚力克，他待她很好，甚至让她逐渐习惯了他的陪伴。最不济，她宽慰自己：结了婚也可以离，离不掉也可以跑。

兜兜转转，懵懵懂懂，这次，她没有拒绝。

3. “十头牛”的诚意

这场跨国婚姻让两国的父母都有些忐忑。

按照坦桑习俗，男方叔叔需要确认女方态度，再向长兄——也就是男方的父亲汇报。亚力克的叔叔先出了面，“你是真的想跟他在一起吗？”

随后，亚力克的母亲又来追问：“你打算在坦桑住几年？打算和我儿子做几年夫妻？我怕你只是一时兴起，几年后就过不了坦桑的生活。”

杨莉回答道，“我不能给你保证过几年，能过就过。”

男方思来想去，最终还是支持了亚力克的决定。

与此同时，杨莉的家人忧心忡忡。外婆一听说她要远嫁，郁郁寡欢；母亲说她“脑子被驴踢了”；父亲更是强烈反对，拒绝与她进行任何沟通。他们担心黑人贫穷、不忠、缺乏教养……杨莉全然不顾。“我做事一向是通知，而不是商量。”随即，她带着亚力克踏上飞往中国的航班。

对于亚力克的到来，杨莉的家人或许心存芥蒂，但并未流露分毫。亚力克则用行动融入其中。他在杨莉父亲的农场里锄草，一下午就清理出一大片荒地。他又粘着杨莉母亲去市场买菜。看到菜市场的乌鸡，他比划着问，“这个鸡为什么是黑色的？”

杨莉母亲回答道，“跟你一样。”

后来亚力克告诉杨莉，他从未感受到家人的歧视，只觉得那是善意与好奇。杨莉承认，他的乐观与豁达的确是个优点。不过，她也觉得他有时候有点“傻”。“打牌，一直赢我妈钱，怎么这么傻，不是要输钱给丈母娘吗？……回老家去和外婆吃饭，外婆高血压点了盘青菜，他死命地把青菜全吃掉。”

无论如何，经过一个月的相处，家人们最终说服了自己，认为杨莉执意要嫁的人也还不错——身材高大，眼神清澈。外婆认为他肯努力、能赚钱，并且男的赚，女的管，“和潮汕男人一样靠谱。”杨莉的母亲也不再多言，毕竟她深知女儿的倔强，索性支持她自由恋爱。她甚至为杨莉的弟弟办好了护照，希望他能够随时探望姐姐。至于杨莉的父亲，他终于开了口。

“第一，我们是潮汕人，”他说道，“在全中国，离婚率最低的就是我们了，我们是不离婚的，不像你们外国人，说离就离，所以你想娶我女儿，你要想好。第二，我女儿每年必须回家一次。”

亚力克赶忙同意。

临行前，亚力克入乡随俗地学着走了“潮汕四礼”的过场。他献上一斤茶叶、八个“吉”（橘）、糖果和红包礼金——其中包着约合五百万先令的人民币。此外，彩礼还有一颗坦桑蓝宝石，权当潮汕“三金”的平替——即金戒指、金耳环、金项链或金手镯。杨莉母亲用礼金给亲戚们订了喜饼。

母亲问亚力克，“你们非洲彩礼是怎样的？”

“我们一般会给十头牛。”

杨莉解释道，“以前没有货币，以物易物，就有这个风俗。牛的话一般是五到十头，先令礼金则一般给到一百万到三百万。”

牛在农村的批发价一般，但到了城市却价格不菲。杨莉的母亲稍微算了算，打趣道，“要不你送给我牛吧，还比礼金多点。”

4. 在教堂地下室哭泣

杨莉向来随性，对繁琐的婚礼毫无兴趣，甚至提议省去仪式，在家吃顿饭，把钱留作旅行。

婆婆和亚力克表示反对。

婆婆说，“你是害怕别人知道你嫁了黑人吗？”

亚力克则说，“这不仅是你的婚礼，也是我的婚礼，一辈子就这一次，我想开心办一场。”

杨莉答应下来。她没想到，男人也这么在意仪式。最终，整个婚礼筹备由男方操持。

男方提前三个月向亲戚收份子钱，作为婚礼基金。若有不足，则由他的父母补上。最终，他们共筹得约四千万先令，计划在达市大摆筵席。杨莉父母因年事已高，不便远行，便由杨莉弟弟代替，在达市的中国人——杨莉的熟人乃至客户——也将代为撑场。男方的亲友则将云集一堂，规模可达一两百人。

杨莉与坦桑亲戚并不熟悉，她觉得自己和他们难以沟通，不懂斯瓦希里语反而成了避开亲戚唠叨的借口。在筹备婚礼时，她参加了一次家庭聚会，穿了一条裙子，腰间两侧各开了一个小巧的洞口。一位五十岁左右的叔叔看到她，说：“你穿这么露，你不尊重我。”

“我穿这么露，但我不出轨，”杨莉直接反驳，“有些坦桑人包那么严实还出轨。我外婆七十几岁，还穿小短裤，但她早年丧夫，从没改嫁。”

叔叔没再说话。他已接连娶了四个老婆，最年轻的那个才十八。

杨莉为自己的婚礼挑选了主题色：蓝色、白色和银色，同时定下婚车的品牌、捧花的样式……接着，她又采购了各种物品。

亚力克忍不住问：“怎么花钱这么快？”

亚力克的阿姨得知此事后，立马斥责：“永远不要问老婆钱花到哪里去，给她就好了！”

从那以后，亚力克再没问过杨莉的花销。

在婚礼筹备中，唯一需要杨莉多费心的是她的婚礼行头。杨莉在当地试了许多款式——不少店铺连试婚纱都要收钱，结果，当地的婚纱款式与亚洲人娇小身形不符，欧美式妆造亦不适配亚洲人的面部特征，而所谓的新娘助理——这一职位在坦桑婚礼中司空见惯——却一再劝她本地购买，使用本地妆造。杨莉起初不解，后来才明白对方是为了回扣。最终，她索性在淘宝订购婚纱，让弟弟带来。几经辗转，她也终于在当地找到一位自称擅长新娘妆的中国人。

然而，婚礼当天，杨莉的妆容频频出岔，几乎把仪式搅黄。

化妆师迟到了整整一小时不说，她的化妆品廉价刺鼻，妆容效果更是一场灾难。“怎么会有人拿别人的婚礼开玩笑？”杨莉盯着镜子里的自己，不敢相信。她回忆说，“睫毛一边有一边没有，眉毛像两条毛毛虫，头发像洗澡前随便扎的。”

按照原定计划，婚礼应在下午三点开始，现在时间已过。她匆忙赶往教堂，但披头散发走上神坛还是让她难以接受。听闻教堂地下室有电源，她立刻让化妆师带着卷发棒，和她一起冲下楼，化妆师的丈夫与女儿也紧随其后。正当她燃起一丝希望，却发现无人携带转换插头。

一切都是徒劳，异国他乡的陌生令她措手不及。尽管她已在坦桑生活了一年，但大部分时间她都待在中国公司，未曾感受到太多差异。此时此刻，阴暗的地下室里，这个转换插头不合时宜地击溃了杨莉的所有刚强。她孤立无援，泪水决堤。

亚力克在教堂等候多时，察觉到异样，连忙赶来。和亚历克一同下来找她的还有杨莉的弟弟和中国朋友。楼上，一屋子人都在等她出场。

“你很漂亮！真的！什么问题都没有。”亚力克不停地安慰，“你就是不弄头发，你都很漂亮。不管怎样，你都是最美的。”

终于，杨莉止住眼泪，理好裙摆，步入教堂。

教堂婚礼

5. 一个男花童，两个女花童

尽管杨莉对妆容愤恨不已，但当化妆师女儿希望担任花童时，她还是答应了。她向婆婆提出要求，可婆婆却拒绝临时更换。婚礼因此出现了令杨莉极为不悦的场景：一个当地男花童，旁边站着两位女花童——一位是黄皮肤的中国姑娘，另一位是黑皮肤的坦桑姑娘。

尽管这安排并非婆婆的本意，但杨莉总觉得心中隐隐不安。婆婆一直担心杨莉会抛弃亚力克，而这次花童的安排，似乎无形中映射出未来家庭的某种模样。杨莉莫名觉得，婆婆是不是想借此暗示，亚力克还会迎娶一位当地妻子，走上一夫多妻的道路。

其实，亚力克早就说过自己并不接受坦桑一夫多妻的习俗，他是尊崇一夫一妻制的基督徒。

“你的父辈也是基督徒，也娶了那么多老婆，”杨莉直言，“生活在这样的家庭里，小辈总会学到一点。”

亚力克再三强调，他们的教堂严格遵循一夫一妻制。如果夫妻之间出现矛盾，证婚人还会主动介入，进行调解和思想工作。即便要正式离婚，也必须经过教堂的批准，否则政府不会受理。

他还说自己就是不愿离婚才执意要领两个证——教堂结婚证以及政府结婚证。此外，他在政府结婚证上勾选了“一夫一妻”，而不是“一夫多妻”或“潜在一夫多妻”。

教堂结婚证（注，不是杨莉与亚力克的结婚证，仅供参考）

政府结婚证，最右栏显示了有关一夫多妻的选项

（注，不是杨莉与亚力克的结婚证，仅供参考）

6. “讨厌”的婚礼

完成教堂婚礼后，杨莉夫妇与宾客一同驱车前往宴席现场。

在坦桑，婚纱照不像在国内那样提前精心拍摄，而是沿途择景即拍。车停了两次，每次，杨莉都像个人形模特，和亲戚挨个合影。她穿着高跟鞋，踏在草地上，脚步轻缓却仍没躲过湿漉漉的粘腻，虫子也悄悄钻进婚纱夹层。

她咬牙坚持，最终收获了一组十分真实的写真。“没有角度，没有修图，许多画面甚至没有对焦。”她无话可说。

到露天宴席地时已是七点半。四周灯光闪烁，氛围热烈。舞台中央，两张气派的宝座宛如皇室御座。

八点，音乐骤然响起，当地宾客纷纷起舞，笑声与歌声交织在一起。亚力克兴致勃勃地加入，肆意地扭动身躯。杨莉却有些茫然，她穿着华丽的婚纱，行动不便，而且她也并不习惯这些奔放的舞蹈。她呆坐着，仿佛周围的热闹与她无关。

接着，主持人登台邀请亚力克亲友一一发言。这场“祝福”持续了整整两个小时，杨莉只听见一片叽叽喳喳的斯语，饥饿与困意不停前来叨扰。她满脑子想着快点开饭。

十点半，切蛋糕仪式开始。杨莉按规矩，恭敬地喂了婆婆一口，然后又将蛋糕分发给宾客。

随后是礼物环节。宾客们迈着舞步，摇曳着坎加，登台献礼。坎加是一种印有字句的长方形彩色布料，常用作婚礼礼物。婚礼专用的坎加上通常写着类似“婚礼的喜悦在于彼此相爱”、“哦，主啊，赐福我们的婚姻吧”之类的句子。

礼物环节的尾声是女方向婆婆献礼。杨莉对此毫不知情。就在她一脸错愕时，亚力克迅速塞给她一个空盒。她僵硬地递过去。婆婆打开后，大惊失色。等婆婆反应过来，她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我儿子养你这么久，你就给我个空盒子呀。”尴尬中，这一环节勉强收场。

十一点，终于进入晚宴环节。杨莉已经饿得浑身无力，还好新郎新娘可以先行在自助区取餐。等他们在舞台前的小桌旁落座后，其他宾客便可依次排队取用。

午夜十二点，婚礼落下帷幕。

杨莉回到家，婚纱都没脱便倒在床上睡去。

最终，杨莉会意识到这场婚礼代表了老公和婆婆对她的重视，因为许多嫁到坦桑的女人根本没得到这个正式的仪式；她甚至还会对亚力克说：“老公，谢谢你给了我这么一个婚礼”。不过，在刚结婚的那几个月，每当回忆起这场“讨厌”的婚礼，她总是忍不住抱怨，觉得把钱花在这样一场耗尽体力的仪式上，远不如一场痛快的旅行。

露天婚礼

7. 坦桑“妻管严”

步入婚姻后，杨莉打算像她的潮汕父母一样，男主外，女主内；要是有机会，还可以像父母那样一起创业，她的父母是广交会的参展商。于是，她辞去工作，专心在家打理生活。

一开始，亚力克的母亲和阿姨担心杨莉做的当地饭不好吃，骗她说这里的习俗是男人的衣服只能由妻子洗，饭菜则由保姆做。杨莉不同意，她认为要赢得男人的心，首先要抓住他的胃。她坚持亲自下厨。

“当地饭很简单，不就番茄、洋葱、土豆炖一炖。”杨莉说，“我偶尔包点饺子，弄点手擀面炒一炒，人家发现中国菜好吃，我老公现在已经吃中国菜了。”

与此同时，亚力克则全身心投入创业。他尝试了多种生意，卖蛋糕，卖乌噶里（Ugali，即玉米面团，是当地主食）。“但还是不够老婆花。”杨莉笑着说。亚力克继续想方设法为家里赚钱。他投资理财，购置了十套房产出租，接着又钻研卖啤酒，还开始养鸡养猪。

两人的婚姻也给亚力克带来了一个商业契机——签证代理业务。在中国，中非夫妻往往是商业伙伴，在坦桑亦是如此。两人各司其职，一方负责扩大华人客户群，一方负责具体办理。亚力克甚至还去达市大学报班学过中文。公司运营得如火如荼，两人经济状况也愈发宽裕。

杨莉觉得，亚力克勤劳大方，从来不管她如何花钱，和那些一旦追到手就变吝啬的男人完全不同。此外，他十分听话。大事小事，他都听老婆的。面对杨莉的暴脾气，他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甚至从不对她大声讲话。

在外界对非洲男性的诸多误解中，家暴问题常被过度强调，亚力克的表现显然完全不同。倒是杨莉总是骂骂咧咧。某天，亚力克好奇地问杨莉为什么那么爱骂他。

杨莉说：“你不就是因为我骂你才爱上我的吗？”

杨莉的幽默也逐渐影响了严肃的亚力克。

一次，亚力克喝得酩酊大醉，回到家呕吐不止。的确，亚力克工作不顺时，总会出去喝杯闷酒，以免把情绪带回家，但他一般不会喝成这样。杨莉看到他呕吐，气不打一处来，顺手用空心棒子打了他几下。

第二天，杨莉问他，“明知道我会很生气，你为什么不酒醒了再回来呢？”

“不行，”亚力克一副楚楚可怜的样子。“酒醒了，被你打，会疼。”

某个瞬间，杨莉知道，这个男人可以做自己孩子的爸爸，可以给孩子提供一个不错的未来。于是，她认定了这个人。

杨莉陆续生下两个女儿，彻底在坦桑扎下根来。

8. 不必出生的儿子

亚力克还想要个儿子。

在非洲的大多数文化里，更多孩子意味着更多祝福，一夫多妻的传统也根植于此。在《非洲的爱与婚姻》中，肯尼亚的基督教哲学家姆比蒂从神学角度委婉提到，非洲社会对子女的重视——尤其是对男孩的重视——源于对“永生”的追求。永生意味着在后代的记忆中延续，儿子不仅传承父亲的姓氏，也被视为父亲生命的延续。因此，结婚生子，尤其是生下儿子，在当地文化中受到极大的推崇。不结婚、不生子几乎等同于自杀行为。

但杨莉不愿再生。

在杨莉家中，女性地位一直很高：她的父亲是“妻管严”，每月两百块的零花钱得找妻子讨；她的弟弟也得和姐姐共同分担家务。此外，弟弟并不想要儿子，只愿独宠家中女儿。因此，杨莉并不赞同网络上对潮汕文化的片面刻画。当然，她也不认为亚力克重男轻女，她只是觉得人总是很贪心，希望儿女双全。其实她自己也有这个愿望。“都说儿子亲妈，女儿亲爸，我也会怕女儿到了青少年时期会偏向他。”

不过，即便如此，杨莉依旧不愿再生。她唯一的顾虑是，如果不生，他是否会寻求别的女人延续血脉，女儿的生活是否会因此受到影响。

杨莉告诉亚力克，“我不想要儿子，但我可以为了女儿的物质生活稳定去生。但我要告诉你，是你逼我的。”

他们咨询了试管婴儿的方案，甚至了解了代孕选项，但她很快意识到，无论如何，儿子的到来都会改变女儿的生活。

“试管要花上万美金，你拿存款去生儿子，为了什么？你家有皇位要继承？”

“你总是很忙，没空陪我，你说要努力赚钱。那有了第三个孩子，你是不是需要更努力地赚钱，更没空陪我们？那我们结婚是为了什么？”

“生活中除了儿子，还有很多事情。去旅游，去看不一样的东西。如果再生一个，我起码要被困住五年，两个大的孩子也没法出行。”

亚力克无言以对。但他也有自己的顾虑。“老了没法去女儿家，没儿子，就没家了。”

杨莉反驳，“你说，你生病了，是你女儿照顾你比较好，还是儿媳照顾你比较好？如果你妈生病了来找我们，你上班，让我照顾她，怎么可能？”

亚力克还是不愿放弃，说自己的表兄弟都有儿子。

杨莉则说亚力克的当地富豪朋友也只有一个女儿，也过得很满足。

最后，亚力克表露，“有了儿子，我妈妈会很开心。”

杨莉这下全明白了。他母亲只有他这一个儿子。虽然母亲住在其他城市，婚后鲜少出面，但这次，她一定对他施加了极大的压力。

杨莉驳斥道：“你要用我的肚子来让你妈开心？……当年跟我结婚之前，但凡你跟我说必须要有儿子，我们都不用结婚。”

两人你来我往争论了一周，谁也无法说服对方。

后来，某天凌晨，三四点，杨莉发现亚力克不在家。她问亚力克去哪了。

亚力克说，“睡不着，去路上逛一逛，想些事情。”

杨莉没有阻拦，让他独自去思考。

两天后，杨莉问他：“还在想吗？”

“没有，没有。不想了。”

时至今日，杨莉还是没生儿子。她不知道亚力克是否放下这个念头，但这两年，他再没提这件事。

9. 在黑色中迷失

虽然杨莉早已成了非洲新娘，但她对中非爱情的态度依然悲观。

坦桑约有三万华人华侨，大部分都在达市。杨莉保守猜测，达市只剩下十几对中非夫妇，因为不少都在孩子上初中时离婚——有的因出轨，有的因养老规划不合，有的则因思想差异……她觉得，这些事或许也会发生在自己身上。

杨莉偶尔会感到孤独，尤其是和亚力克吵架时。每次，她哭得一塌糊涂，跑出家门却发现哪也去不了。她说自己不会开车，“很可悲。”她也没法打车回娘家。她甚至没法找朋友哭，因为她在当地没什么朋友。

“华人基本上都是来赚钱的，人家各过各的……而且一般中国人也不祝福这种婚姻，都等着看你笑话，看你离婚，然后说，‘我早就告诉你了，不靠谱。’”

对于自己的难题，杨莉倒能忍受，最让她担心的还是女儿的身份认同问题。五岁的二女儿总是问她：“妈妈，为什么我的头发不是直的？”“为什么我的皮肤是棕色的？我想和你一样的颜色。”

每次听到这些问题，杨莉甚至有些后悔自己嫁给了黑人，尤其是她觉得这给女儿带来了困扰。

最后，杨莉告诉女儿，“颜色不是很大的问题呀，主要是你这个人读了多少书，人品怎么样。”

为了让女儿不纠结自己的肤色，杨莉不顾亚力克的反对，也不在乎她和亚力克都不懂法语，坚持将女儿送进了法语国际学校。杨莉有自己的考虑。法语学校混血儿童很多，她希望女儿能在多元文化的环境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不会在中国人群中格格不入，又在坦桑社会里显得游离。她希望她们能够不受歧视地过上更发达的生活。

杨莉告诉女儿，“你们要努力学习，变优秀，去很多国家看不同的事情。”

杨莉常常带女儿回国，一年至少两次，因此，女儿和杨莉家人十分亲近。杨莉也喜欢带亚力克回国，而对于回中国，亚力克比杨莉还要兴奋，总是提前两三个月就开始筹划。

第一次去杨莉家时，亚力克就告诉过她：“中国人真好，住这么久，还是如此热情，要是坦桑人，早就给脸色了。”

亚力克如此喜爱娘家，以至于每次回去时，都会包上一万元红包给杨莉的母亲。

不过，杨莉家人依然心存担忧，生怕这个远在他乡的“妻管严”某天突然变心。

去年，杨莉曾独自回国一次。父母不明所以，竟误以为她和亚力克要离婚。杨莉将计就计，给弟弟打电话，说，“我抓到老公出轨了，我现在回国没车费，你给我发2000块钱。”

弟弟立刻转账。风尘仆仆的杨莉随即给弟弟发了张照片，弟弟看到她疲惫的模样，更加觉得姐姐在外面过得艰难。他在家里大说特说：“我就知道不能嫁黑人。”

杨莉明白，大家总是习惯性地认为非洲人不如中国人，尽管事实并非完全如此。她也知道，她决定结婚时，家人是拗不过她才勉强同意，但他们并未真正改变对黑人的看法，甚至拜神祈求，希望她遇到的非洲男人与众不同。

就连杨莉自己也深受这种偏见的影响。

她曾对亚力克说，“如果我在国内遇到你，我看都不会看你一眼。”

她也曾和朋友说，“如果说亚力克皮肤白一点，或者说和中国人差不多，我觉得我是搭不上的。”

有时，她甚至会说，“我爱亚力克，但我讨厌‘黑人’，也不愿意女儿嫁给‘黑人’。”

这里的矛盾并不像表面看起来那么难以理解。杨莉所谓“黑人”，其实指的是每个群体中都会有的不善之徒。语言的滥用很容易让偏见如同瘟疫般蔓延。

杨莉曾问过亚力克是如何看待自己黑色皮肤的。亚力克说，“我对自己的黑色皮肤没有一点自卑。”

最后，她告诉自己，“作为一个老公，他对我，对孩子，足够了。要再去说他这个黑色皮肤，就有点过分了。”

带着骗局般的玩笑，杨莉独自回到了家中。

父亲问母亲：“怎么了？吵架了？”

“不知道啊，你自己问。”

杨莉不语。

“那孩子呢？怎么办？怎么没带回来？”大家越发担心。

直到吃完饭，杨莉才告诉他们自己是回来体检的。

父母放下心；弟弟则让姐姐赶紧还钱。

那次以后，杨莉又带着亚力克和女儿回国，带他们旅行，了解文化历史，体验新鲜世界。

其实，亚力克以前一直以为旅行不过是去草原看动物，一路颠簸，身心俱疲。直到他跟着杨莉周游中国，他才发现，原来旅行也可以如此便捷，吃喝玩乐应有尽有。

就在上个冬天，杨莉带着亚力克和女儿去了东北，带他们了解侵华日军第100部队的历史，带他们一起欣赏冰雕。

无比幸福地，他们全家一起度过了人生中的第一个雪中冬季。

10. 十年锡婚

结婚时拍摄的婚纱照

每年纪念日，亚力克都会带杨莉出去吃饭，并问她：“你对我们这几年的婚姻满意吗？”

然后，亚力克自问自答：“我对我们的婚姻挺满意的。”

亚力克所说的婚姻，大部分是由一种极具规律性的生活构成。

清晨六点半，杨莉准时起床，送孩子上学；八点，她来到健身房；十点，她出现在办公室，忙碌半日后便去接孩子放学。晚饭在六点准时开动，亚力克时常缺席。八点，她哄孩子入睡，结束一天的母职。周末，孩子的补习课排得满满当当——英语、法语、中文，还有小提琴，她难以清闲。

亚力克同样忙碌。为了养家，他牺牲了与家人相处的时间。他下班回家时，孩子要么即将休息，要么已沉入梦乡；而清晨，杨莉领着孩子出门时，他还未醒来。尽管如此，他珍惜每一个能与妻子共度的夜晚——他们并肩坐在沙发上，看足球赛、追电视剧、欣赏电影。在这些惬意时刻，他总会取来润肤乳，给她按摩双脚。到了十点，两人便安然入睡。

对亚力克的纪念日问题，杨莉没有直接回答。她说，“得看你表现。”

杨莉的爱意表达似乎总有些拐弯抹角。

今年生日时，杨莉送给亚力克一瓶汤姆·福特的乌木香水，并在朋友圈公开为他送上祝福。

“买那种八角桂皮大料味，”她写道，“味道能呛到人，十米开外能熏晕人的香水，我就知道是对的。这些老外就喜欢这种，还特别打电话感谢！生日快乐，大哥！”

今年下半年，两人的十年锡婚即将来临。与往常一样，他们计划外出用餐。

“我也埋怨过他，没有什么铺满玫瑰花的浪漫。”杨莉抱怨道，“结果他来了句：‘人家那么浪漫求婚的还离婚，你看你跟我过得好好的。’”

今年的纪念日上，或许亚力克又会问杨莉是否对婚姻满意，或许杨莉依旧不会直接回答。

尽管杨莉时刻都记得亚力克的优点——“肯定比我多”，但她总是轻描淡写地，同时又似乎是谨小慎微地说：“将就过。”仿佛话一旦说得太满，好运就会消失。

她告诉朋友：“我从来不会说我很幸福，或者说我会一直幸福。这要看运气……但生活的柴米油盐，他给了，尊重也给了，话也听你了。偶尔打骂他，他还笑嘻嘻的，给女儿装弱救命，‘妈妈打我’。这样子，就差不多了……至于未来，能走多久，算多久。”

（*根据杨莉口述整理，杨莉与亚力克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