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难想象，作为十大元帅之一的陈毅，首次到延安竟然是1944年。此次回到中央的周围，陈毅的心情并不愉悦，反而有着沉重的心理负担和政治负担。
1943年6月，延安正在进行大规模的整风运动时，南方的新四军也开始了整风审干。
新四军代军长兼军分会主席陈毅，华中局代书记、新四军代政委兼政治部主任饶漱石，一个领兵的，一个管党的，出现很大的矛盾。
准确来说是饶漱石“嫉妒”陈毅的资历，担心他抢走“华中局书记”的职务——毕竟饶漱石只是代书记。
饶漱石抓住陈毅的一个历史“问题”：1929年红四军七大上，取代毛主席成为新前委书记。饶漱石说这是历史上公然反对毛主席的行为。
新四军内部许多干部不明真相，纷纷附和，表示支持饶漱石的攻讦；唯有粟裕、黄克诚等少数了解历史的人，没有参与对陈毅的批判。
陈毅再三解释，效果甚微，饶漱石还给毛主席、刘少奇和中央，写去一封长达一千五百字的批评电报，列举陈毅的种种“错误”。
按理说，新四军是以南方红军为主体组建的，陈毅又是领导过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老红军；反观饶漱石，皖南事变前后才蹦出来。他威胁不到陈毅才对。
但事实是，饶漱石的错误言行在新四军内部一呼百应，陈毅陷入难以招架的绝对劣势。这是因为当时正处整风审干，管党的饶漱石有天然优势，寻常指战员信任他，不敢招惹他。
饶漱石发电报要求把陈毅换掉就算了，新四军内部有领导也发电支持这样做。
新四军两位主官出现不可调和的矛盾，势必要调走一位才行，不然不利于华中抗战。
陈毅向中央检讨错误，本想着大事化小，继续工作的，奈何饶漱石咄咄逼人。
于是毛主席回电新四军，让陈毅来延安参加党的七大，并安排陈毅不在期间，副军长张云逸代理军长职务和工作。
毛主席让陈毅离开新四军，倒不是真觉得陈毅有什么历史错误，不喜他，而是真需要他来延安一趟，另外毛主席也想见见自长征后再也没见过的他，顺便好好谈谈。
话说1929年6月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陈毅当选、毛主席落选，跟陈毅本人的关系根本不大，那时包括萧克在内的很多人都投了陈毅的票，只有101等少数几人投的毛主席。
不过很快，陈毅十分恭敬地把毛主席请出了山，恢复对红四军的领导。
收到毛主席电报后，陈毅就向张云逸等人交代好工作，又打点好行装，踏上远赴延安的旅途。
临行前，陈毅的心情尤为复杂，一连写下6首诗。
陈毅此番出行，只带了2名警卫员，还有1名作战参谋和1名炊事员只送到新四军辖区边界。
陈毅走时，基本没人来送，不过这也是预料之中的事：毕竟出事后就“鬼都不敢上门”了。
陈毅风尘仆仆，跋山涉水数千里，终于在1944年3月7日抵达延安了。
本来可以再早点的，但毛主席说“七大”不能马上召开，让陈毅不用急着赶路，可以在各根据地多了解整风的情况。
这是陈毅与毛主席分别近10年的重逢，激动的心情可想而知。可黄花塘事件让他如芒在背、如鲠在喉，难以舒心。
陈毅有太多委屈要倾诉了，但是又摸不准中央和毛主席的态度，遂惴惴不安地选择按兵不动。
陈毅十分恭敬的表现惹得毛主席大怒，这样子还是陈毅吗？原来的陈毅嬉笑怒骂，豪放大气，如今怎么成这番模样了？
毛主席当场发怒：“你这个陈毅呀，我们是老朋友、老战友了。10年不见，你这副姿态是何意思？有人说了什么，我们大家一起交交心嘛。你这样子，我还能跟你说话吗？”
听到毛主席生气的批评，陈毅没有惶恐，而是感到安慰。
接着陈毅要讲委屈，要说黄花塘事件的曲折，要指出饶漱石等人的错误之处，但又被毛主席打断了。
毛主席告诉陈毅，你要讲三年游击战争的经验，要谈华中抗战的经验，我可以专门召集个会议，说个三天三夜都没关系，你跟小饶的问题，还是不提为好，最好一句话别说。
毛主席认为，这样的事情最好当事人都在再谈、再辩，否则不公平，不利于真正解决问题。
但陈毅还是苦闷啊，心里还是有疙瘩啊，最后经过毛主席一年左右的谈话开导——“讲党史”，他的心胸终于打开，不再拘泥黄花塘那事了。
陈毅想明白了，只要中央相信自己、毛主席理解自己，其他的一切都能慢慢来。
在此期间，毛主席讲的两句话，陈毅终身难忘，也让陈毅从军事家一步步走向兼具政治家思想的军事家：“凡事忍耐，多想自己缺点。”“作一个政治家，必须练习忍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