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0月5日，华野第二次战前扩大会议在紧张氛围中拉开帷幕，这次会议一直持续到24日。毛主席经过深思熟虑，委派华东局书记饶漱石前去作训话：
“同志们！此次攻打济南，我们取得了胜利，这是大家浴血奋战的成果。但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这场战役还存在一些问题。”
这话一出，会场瞬间安静下来，饶漱石接着说：
“中央对兵团有明确指示，必须服从战前委的命令安排，不容有丝毫懈怠，接下来的战役，大家一定要给予粟裕同志的指挥以最大程度的支持……”
为什么饶漱石会这么说，这其中发生了什么？
粟裕投笔从戎，加入革命
1914年，7岁的粟裕被父亲送进私塾读书。一天，粟裕趁私塾先生不注意，偷偷跑到隔壁学堂窗外听课。学堂里，老师绘声绘色地讲解着自然科学知识，还展示新奇教具，粟裕认为这可比私塾里的四书五经有趣多了。
此后，粟裕常瞒着先生跑去听课，还拉上几个同样觉得私塾沉闷的同学。日子一长，偷跑的学生越来越多，私塾先生很快察觉到异样。
这天，先生早早守在私塾门口。天色渐暗，粟裕和同学们刚一进门，就被先生堵个正着。先生脸色铁青，手里拿着戒尺，怒声呵斥：“你们都跑哪去了？”同学们低着头，不敢吭声。
粟裕挺身而出，大声说道：“先生，这不关他们的事，是我带头去隔壁学堂听课的，要罚就罚我一个！”先生万万没想到，粟裕竟会在众多学生面前顶撞自己：“你，你这逆徒！”
先生手指向粟裕，声嘶力竭地吼道：“伸出手来！”先生举起戒尺，带着满腔怒火，狠狠地抽打在粟裕的手上。粟裕回到家，还没来得及坐下，父亲就黑着脸大步走来，怒声呵斥：“你为什么要这么做？眼里还有没有先生，有没有规矩？”
可粟裕却说：“我知道错了，但我不想再回私塾，我想去第八国民学校读书。”父亲见他如此坚决，又气又无奈，重重地叹了口气：“罢了罢了，随你吧。”
在父亲的支持下，粟裕踏上了求知之路，辗转多所学校，从小学一路读到中学。1925年春天，粟裕成功考入湖南第二师范学校，在这里他结识了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
1926年，粟裕进入常德省立第二男子师范学校求学。当时的中国内忧外患，社会动荡不安，革命的浪潮汹涌澎湃。粟裕积极投身于学生运动，在进步师生的影响下，他的思想逐渐发生了转变，对共产主义有了更深的理解和认同。
然而革命的道路充满了艰难险阻。1927年，蒋介石悍然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粟裕决定投笔从戎，他加入了叶挺领导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四师教导队，并担任学员班长。
粟裕的卓越军事征程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踏上了长征路，粟裕所在部队肩负起后卫的重任，面对如此绝境，他不断鼓舞着战士们。行军路上，粟裕带领部队一次次化险为夷。历经无数战斗洗礼，粟裕也从青涩走向成熟，逐渐成长为一名独当一面、令敌人闻风丧胆的军事将领。
1935年1月，红七军团与红十军合编为红十军团，粟裕担任参谋长，扛起部队战略谋划的重任。当时，部队在谭家桥与敌人展开一场生死较量。
战场在乌泥关至谭家桥公路两侧，粟裕精心部署，可由于部分指挥员未能严格执行作战计划，加上敌人装备精良、兵力众多，战斗形势急转直下。红十军团遭受重创，伤亡300多人，红十九师师长寻淮洲身负重伤，后在转移途中牺牲。
粟裕看着倒下的战友，心中满是悲痛与不甘。面对敌人的围追堵截，他果断指挥余部利用地形和夜幕的掩护，灵活穿插，成功突出重围。此次战斗的失败让粟裕深感悲痛，但也激发了他的斗志。为保存革命力量，他决定率领部队进入浙江南部开展游击战争。
面对敌人频繁的“围剿”，粟裕提出了极具创造性的“敌进我进”战术思想。当敌人气势汹汹地朝着我方根据地进发时，粟裕没有选择按常规思维被动防御，而是果断命令部队迅速向敌人的后方挺进。
他还创造了“麻雀战”、“伏击战”等多种游击战术，多次伏击战都取得了辉煌的战果，极大地鼓舞了我方战士的士气，也让敌人闻风丧胆。
1947年8月，解放战争关键时期，毛主席向陈毅和粟裕下达指令，要求他们率领华野司令部以及七个纵队转战中原，支援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这一战略决策意义重大，旨在打乱国民党军队的战略部署，将战火引向国民党统治区的腹地，实现战略反攻的重大突破。
接到命令后，陈毅和粟裕迅速组织部队行动。1948年初，经过几个月的战略调整与部署，偌大的华东野战军形成了新的战略布局，被分为了三块。
陈粟大军肩负起经略中原的重任，他们在中原大地纵横驰骋，与国民党军队展开了一系列激烈的战斗。通过灵活多变的战术，不断打击敌人的有生力量，打乱敌人在中原地区的防御体系，为后续的战略决战创造有利条件。
山东作为重要的战略根据地，其安全至关重要。许世友兵团由中央军委直接指挥，他们坚守山东阵地，积极开展军事行动，巩固和扩大根据地范围，牵制了大量国民党军队，使其无法轻易支援其他战场。而韦国清和吉洛则领导苏北兵团，负责转战于苏北。
毛主席派饶漱石去华野训话：有人不服从粟裕同志指挥
1948年9月，济南战场上的枪炮声逐渐平息，但其中却暴露出的种种状况让众人陷入沉思。彼时，粟裕身为华野代司令员兼代政委，承担着极为艰巨的指挥重任。
尽管毛主席多次着重强调“归粟裕统一指挥”，但在实际作战过程中，粟裕的指挥环境依旧困难重重。各部队间的协调配合存在一定的脱节，部分指令的传达与执行，未能达到预期的高效。
毛主席陷入了沉思，一番斟酌后，他想到了饶漱石。饶漱石作为华东局书记，在党内有着较高的威望和影响力，他善于处理复杂的人际关系和内部事务，或许能够成为粟裕的有力支撑。
不久后，毛主席去电饶漱石：
“如今战事正紧，粟裕同志在前线指挥压力巨大，我思来想去，觉得只有你能帮他稳住后方，协调好各方关系，让他能全心全意地指挥作战，你们召集全军师以上干部在曲阜开一次大会，很有必要……”
1948年10月5日，华野师以上的干部们陆续走进会场，14个纵队以及特种兵纵队、渤海纵队、鲁南纵队、华野所属各级团部门的主要负责人齐聚一堂。
饶漱石稳步走上讲台，他开口说道：“同志们，咱们华野一路走来，历经无数艰难险阻，取得了诸多辉煌战绩，这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值得我们骄傲！”
然而饶漱石话锋一转，表情变得严肃起来：“但是同志们，我们不能只看到成绩，也要正视问题。”饶漱石提高了音量，接着说：
“毛主席在报告中着重强调加强纪律性，现在战争规模不断扩大，在大规模作战中，各方面的互相配合、协同至关重要。要想在大规模战争中确保胜利，就非得加强纪律性，实现统一集中不可！”
之后饶漱石针对济南战斗，作出了极其严厉的批评：
“中央责令我在华野全军开展反无纪律无政府状态的斗争，对不服从前委领导、违反纪律的负责同志，必将执行纪律处分。中央多次指示全军服从粟裕同志指挥，可仍有人无视命令，肆意妄为。此次会议就是要与这种不良现象作斗争，强化纪律性，保障战斗胜利！”
饶漱石讲完以后，各个纵、师的领导就开始了自我批评，进行了自我批评。曲阜之战后，华野全军上下高度凝聚，粟裕更是在华野进行了整编。毛主席原来以为五年就可以解放全国，但是粟裕把时间提早了两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