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传到延安，毛主席为何力主不杀蒋？
说到这个问题就不得不说毛主席的深谋远虑，当“西安事变”蒋介石被捉的消息传到陕北后，整个陕北都沸腾了，纷纷要杀蒋以讨还血债。
关于这一问题，当时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迅速开会，分析对策。
当时党内的声音也是不统一的，有人也是主张杀的，比如说张国焘，那就极力主张杀蒋，还喊出了“打出潼关去”的口号。
但张国焘的主张，却遭到了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坚决批驳。
党中央认为，张国焘的意见在客观上完全适合了日本帝国主义和何应钦等亲日派挑动大规模内战的需要。
党中央分析，“西安事变”可能会向两个方向去：
一种是杀蒋，这样极可能爆发大规模内战，同时称，这一方向肯定是“日、德、意国际侵略阵线，特别是日本及中国亲日派所欢迎的”。
另一种方向是不杀蒋，这样就极有可能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同时称，这一方向是“国际和平阵线，全国人民，全国一切愿意抗日的各党各派各界各军所竭诚拥护并使之实现的”。
当然，如果当时单从国共两党的斗争来看，那么蒋介石叛变革命后十年来所欠下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血债，真是说不尽，写不完，即使把蒋介石碎尸万段，也不足为偿。
可现在有一个前提条件，那就是日本帝国主义已经杀过来了，东北全境沦陷，华北无省自治，从形势上看，日本帝国主义的野心绝不仅限于此，
在此生死存亡的关头，如果主张杀掉蒋，南京政府内的“亲日派”必定会大规模的挑起内战，日军铁蹄必将长驱直入，歼灭全中国。
到那时，中国人民的民族革命事业必将蒙受极大的损失，在此情况下，无产阶级的胜利就根本谈不上。
当时最紧迫的任务，就是如何促成全国抗战。
在这样的背景下，党中央认为，必须坚决反对日本及“讨伐派”挑起内战的阴谋，明确地提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
因此当时在策略上，在国民党方面我党采取联合国民党左派，争取中间派，孤立亲日派的策略，竭力制止新的内战爆发，敦促南京与西安间，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事变。
在行动上也很快做出反应：
第一个，就是派出以周恩来同志为首的代表团前往西安处理事变。
第二个，在党内发出指示，统一党内思想。
第三个，同国民党上层进行联系，提出召集和平会议，发出妥善处理西安事变的倡议。
第四个，命令红军开到接近西安的三原一带布防。此为以防万一，如果何应钦等胆敢进犯西安，红军就联合张、杨给以粉碎性的打击，确保“西安事变”向有利于抗战的方向解决。
周恩来同志到达西安的时候，局势已经非常紧张了，何应钦的“讨逆军”已经开进潼关，张、杨两人由于拿不出明确的主张，张、杨部下和西安的人民，正在等着处决蒋介石。
此时的张、杨已经骑虎难下。
如此紧张的局势，如果处理不当，随时都有爆发大规模内战的可能。
而当蒋介石最初听到共产党的代表来到西安时，他吓得要死，十几年的血债让他太清楚不过自己的处境了。
可此时的他哪里知道，周恩来同志的到来不是要杀他，而是要保他。
周恩来同志首先将我党的意见向张、杨做了详细的说明，并强调应当竭力避免内战，争取和平解决，从而实现全国抗战的前途。
而对于蒋介石本人，周恩来同志表示，只要他决定放弃反共内战的政策，赞成联合抗日，就可以释放他。
对于此，张学良当即表示赞同，但杨虎城还是有一点疑虑，他认为如果释放蒋介石，以他的性格他早晚会进行报复。
面对杨虎城疑虑，周恩来同志从三个方面仔细的做他的说服工作：
一，蒋介石是亲英美派，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是赞同抗日的，如果能逼迫他抗日，相对于杀了他，对国家对民族有利的多。
二、只要西北三方面坚持团结，并进而团结全国人民和一切地方实力派，自己的力量强大了，蒋介石就无法实行报复。
三，蒋介石还在扣押中，如果一些重要问题谈不拢，也不可能轻易放他走。
最终，杨虎城被周恩来统治说服，同意共产党提出的建议。
为此三方拟定了对南京方面的谈判条件，提出，西安愿负责蒋介石的安全，但如果南京方面进攻西安，则蒋的安全就绝无保证。
消息传到南京，南京方面正式派出宋子文、宋美龄等为代表到西安谈判解决事变问题。
由于宋子文、宋美龄等营救蒋介石心切，背后又有英美对于和平解决的督促，因此谈判进行的非常顺利。
经过两天的谈判，最终于12月24日达成了协议。
当晚，周恩来同志见了蒋介石，大义凛然地指出他违背孙中山的遗嘱，进行十年反共反人民的内战，给国家民族造成严重危害；同时说明在民族危机的严重关头，我党顾全大局，维护国家民族利益的原则立场；敦促他切实改变反共内战政策，承认并履行已经达成的协议。
最终蒋介石不得不答应履行这些协议，但表示同意可以，但不签字。
但是，在释放蒋介石的问题上，东北军和十七军的将领们却有不同意见，这些将领要求，在没有任何保证的情况下，放走蒋介石是危险的。
但张学良态度却有点软弱，之后他亲自召集会议，劝大家不要要求什么先决条件或保证。
但是，将领们不允，便联名给宋子文写信，提出，已经达成的协议必须有人签字，“中央军”必须先撤出潼关，然后才能释蒋。否则，虽然张、杨两将军答应，他们也誓死反对，口气相当强硬。
宋子文见信后，慌忙去见宋美龄、蒋介石。蒋又吓坏了，立即要宋子文去找张学良商量办法，还要他亲自去找杨虎城求情，要求无论如何尽早放他回南京。
张学良认为事态严重，唯恐日久将领们生变，决心尽快放蒋回南京。
25日下午，张学良在既没有同周恩来同志商量，也没有告诉自己的部下的情况下，竟与杨虎城秘密送蒋去飞机场。
当时飞机场上有很多人在等候欢迎傅作义的代表，蒋介石误以为是张、杨部下赶来机场，阻止他起飞。他心慌意乱，又结结巴巴地向杨虎城重申了履行协议的保证。
张学良更错误地决定要亲送蒋介石回南京。杨虎城不同意，再三追问，如果他回不了西安，东北军怎么办？
张学良竟以将东北军交由杨虎城指挥的慷慨言辞，使杨虎城无话可说。
张、杨送蒋去机场后，孙铭久得到卫士的报告，赶忙去找周恩来同志。
这一突然的情况，使周恩来同志也不禁吃了一惊。他们当即乘车去追赶，但赶到机场时，飞机已起飞了。
蒋介石刚飞到洛阳，就有要变脸的意思，随即迫使张学良下手令，要杨虎城释放蒋的全部将领。随即又炮制了一篇所谓的《对张杨的训词》，文中之意多有反复。
为了揭露蒋介石的反动仗俩，再一次敦促他履行协议，毛主席代表党中央公开发表了《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
其中直接宣布了蒋介石在西安已经答应实行的六项条件，指出，蒋介石是因为保证实行六项条件才恢复自由的，并严厉提出：“蒋氏如欲在抗日问题上徘徊，推迟其诺言的实践，则全国人民的革命浪潮势将席卷蒋氏以去。”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了，但由于张学良个人的错误行动，却造成了一些恶果。
第一就是蒋介石对他采取终生监禁。
第二就是张学良被监押后，东北军内部立即陷于混乱。
当时，东北军内的青年派主张：如果蒋介石不放张学良回西安，就坚决同蒋介石拼。
而老派则愿意接受共产党的意见，主张和平解决表示对蒋介石主要看他是否履行抗日条件，而不应以对张学良个人的处置为中心。
但最终，在人为的挑唆下，东北军乱作一团，最后，青年派还把老派的王以哲将军给杀了而反过来，老派又把站在青年派一边的高福源杀了，同时，作为报复，还杀了参加杀王以哲的人。
这样，东北军就自相残杀起来了。
可两派互相争斗时，蒋介石已经把军队开进了潼关，对东北军、十七路军提出两种方案：
第一种方案是交出西安，东北军和十七路军撤到陕西西部和甘肃一带。
第二种方案交出西安，东北军调安徽，十七路军仍留陕西西部。
由于东北军内部分歧，没有选择第一个方案，被调出了陕西。
张学良的错误行动直接造成了东北军的悲剧，而这也就削弱了西北地区的抗日力量，给抗日事业造成了一定的损失。
但话说过来，张学良的错误行动并不能抹杀他作为事变发动者所起的进步作用，更不能减低西安事变的重大历史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