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覃在上月发布了《1964年，邓小平阻止毛主席参加会议，刘少奇：参加可以，但别发言》一文到“覃仕勇说史”上，文中讲到：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即将在1964年12月21日开幕，为了开好这个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提前了几天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主要围绕“四清”和“五反”的工作做总结，时间定在了12月15日开始举行，由刘少奇主持。
刘少奇和邓小平都觉得毛主席年纪大了，而且这个会不那么重要，就劝毛主席不要参加了。
这事，惹得毛主席很不高兴。
毛主席最终不但坚持参加了这个会议，还对刘少奇主持制定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做了大刀阔斧的修改，将内容由原先总结出的17条扩展到了23条，简称《二十三条》。
该中央工作会议连开了四天，在18日结束。
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如期举行，全国人民代表云集，北京热闹非凡。
必须说一下，每年的12月26日是毛主席的生日。
但毛主席本人并不喜欢“做寿”。
早在1943年的12月26日，是他的50岁寿诞。当时，党内很多同志都早早就酝酿为他祝寿，并提出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想法。
其中的中央宣传部部长何凯丰还正式向他本人做了报告。
毛主席的答复很简单：
“生日决定不做。做生日的太多了，会生出不良影响。”
如果说，他给何凯丰的答复只是一时的决定，那么，到了1949年3月13日，中共中央七届二中全会闭幕时，他在作总结讲话时，已经考虑成熟，把“不做寿”当成了共产党人的纪律来要求大家，专门提到了关于党委会的十二条工作方法的问题。
其中的第十一条，明确要求
“禁止给党的领导者祝寿，禁止用党的领导者的名字作地名、街名和企业的名字，保持艰苦奋斗作风，制止歌功颂德现象。”
这次讲话，后来以《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为题编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
时间过来到了1963年，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的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认为“人生七十古来稀”，纷纷提出要为毛主席庆祝七十大寿。
毛主席的态度仍然是：
“现在不搞，今后不搞，永远不搞。”
谁也没有想到，1964年12月26日，毛主席却破天荒地在自己生日这一天设宴请客。
宴会就设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一共三桌。
受邀人员有中央领导人、劳动模范、科学家和身边工作人员聚会。
毛主席强调说：“今天不是祝寿，是我拿自己的稿费和大家聚一聚，也算是实践‘同吃、同住、同活动、同学习’这‘四同’一回吧！”
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陶铸夫妇、李富春及胡耀邦等人来得比较早。
毛主席朝他们挤了挤眼，说：“我们耐心等一等哈，后面还有重要的客人要来。”
在等待的过程中，毛主席自顾自地唠叨开了，他说：“罗长子和东兴同志一直嚷嚷着要我请客，好嘛，请就请，今天我就请大家吃一顿好的。李敏想要跟来的，我对她说了，你没有下乡，你没有资格出席这个宴会。李讷下去搞‘四清’了，是有资格的，但她不在北京，哈哈。”
看得出，毛主席的心情不错。
宾主正在说笑间，毛主席说的“重要”的客人来了。
他们是正在参加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钱学森、邢燕子、董加耕、陈永贵。
钱学森是科学家，中国导弹之父。
邢燕子则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带头人。
董加耕为江苏劳模。
陈永贵是山西昔阳县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
这四人都是平生第一次走进了中南海，心情未免紧张。
尤其是陈永贵、邢燕子、董加耕这三个，他们都是从农村来的，拘谨之情，可想而知。
毛主席因此首先隆重招呼他们三个，在和陈永贵握手时，笑着夸赞他是“农业专家”。
落座时，也特意邀请他们四个人和自己一桌，另外还有陶铸夫妇、罗瑞卿、谢富治和汪东兴几人同桌作陪。
其他客人则分坐另外两桌。
李富春坐在毛主席身后那一桌，背对着毛主席。
服务员上菜时，毛主席突然扭头对李富春说
：“你们是不是在搞独立王国？有事情都不同我讲了。”
大家听了毛主席这一句话，面面相觑，一下子心事重重起来。
毛主席说完，若无其事地招呼大家吃菜，并大声称赞了钱学森不要稿费，大公无私。
整个宴会上，毛主席侃侃而谈，妙语连珠。
但客人们一个个都紧张而困惑，一点也高兴不起来。
这之后一年多，“文化大风暴”就来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