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入住日本大阪一家民宿后，中国游客把房间搞得满地狼藉，连屋里的杯子等物品都被私自带走，房东事后发现他们是“1人预订，6人入住”，无奈之下只能向订房网站申请额外收费。
这已经不是中国游客在日本头一回闹出这样的事了，说实话也都不稀奇了，真正稀奇的是：除了那些“丢脸丢到国外去了”的谴责之外，居然有不少声音会为这些不文明行为辩护。
在底下，就有这样的声音，居然还不少人点赞：
“ 怎么就丢人了？一晚1000多的房费，这个价格住酒店也很好了吧？打扫卫生不是民宿应该干的么？小本子就喜欢恶意报道中国人，说实话，国人也看不上。”
“有啥好怒的，开门做生意遇到几个难搞的不是很正常吗？还专门强调一下？再diss一下评论里的某些人，出个屁大点的事儿就反思还什么‘受歧视不是没道理的’，真恶心。”
“房间脏乱房东就小题大做了，难道住了4天还让客人保持整洁？那游客支付的房费又算什么？不觉得似乎有些可笑。难道只住不产生垃圾，我还没听过这抱怨的，这个房东开个民宿也末免太图省心了吧？！这本身也是缺乏一种职业道德！虽然脏乱因人而弄，但服务产生价值，这是常识！至于多人入住就分两种情况了，知情入住那是缺乏道德，不知情入住那就相互和解！垃圾凌乱就来个借口，这种日本人也是让人很讨厌的！”
上述评论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觉得游客把房间搞得脏乱差是“正常”的，反过来认为房东不应大惊小怪，因为打扫卫生原本就是房东应该干的，或是强调清洁费已包含在房费里，或是认为遭遇特例是做生意本就有的风险，甚至觉得日本人以垃圾凌乱为借口批评中国人才是“让人很讨厌的”。
这可并不只是曲为辩护而已，它折射出一些中国人的价值底色：他们对服务人员谈不上有何尊重，对自己的行为也就没有任何自我约束，同时，为自己提供服务的一方必须承担无限义务。换句话说，他们理解的“服务”，实际上是权力关系完全不对等基础上的“服侍”。
在权力关系维度里，是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服务”的，因为那归根结底只取决于双方权力高低。只不过在计划经济色彩的领域，是“服务人员”呵斥他们原本应该服务的对象；但在市场化的领域，顾客又自居是上帝，认定自己的任何要求都应得到无条件满足。
2023年6月，有一位女子在游玩上海迪士尼后，发现快要误机，申请出租车开进园区，被园方拒绝，她抱怨这“不近人情”，自称“在北京没遇到过这么差的服务”。
在此耐人寻味的是，“服务好”被理解为一种无条件纵容，哪怕是无理要求也得答应。可想而知，这样的人是缺乏边界感的，会不断试探对方底线，也就谈不上尊重对方的人格、专业能力了，当然更不会有契约精神，因为“契约精神”意味着对双方的行为都有约束，而不是自己为所欲为，对方必须全部兜进。
正因为是在权力维度内理解“服务”，那种“有钱就是爷”的骄横嘴脸才那么普遍，也才会有那么多人把批评不文明行为反过来斥责为是“跪久了站不起来”——如果“站起来”就意味着要对他人肆意妄为，那这只是颠倒了权力关系，并不是真正的人格独立。
如果“文明”意味着一个独立的现代个体在社会交往中能根据社会预期来制约自身行为，将社会规则内化，那么这一“文明的进程”在中国社会迄今尚未完成，这也就不奇怪为什么种种“不文明行为”层出不穷了。
《教养身体的政治》
[日]深町英夫 著
三联书店，2017年7月第一版
深町英夫在《教养身体的政治》一书中研究了1930年代的“新生活运动”，提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孔夫子会吐痰吗？”答案是：孔夫子不在尊长面前吐痰。
这里的区别在于：传统儒家社会的秩序是基于尊卑位次的“礼”，因而同一个行为，在尊长面前做是无礼的，但如果对卑幼、又或无人看见，那就无所谓；然而，现代“文明”不仅意味着双方是平等的，而且必须在无人看见的情况下也能遵守。
每次中国游客在海外的糗事爆出，国人最强烈的反应往往是“丢脸丢到国外去了”，深感蒙羞，也就是说，最能激发中国人行为约束的，是一种集体意识的耻感。
然而，这却可能产生两个后果：一是认为只要剔除“害群之马”即可恢复群体的纯洁性（就像《东北人都是活雷锋》里唱的，“撞了车哪能不救人？那个人他不是东北人”）；二是认为只要不曝光即可保住颜面。无论是哪一种，显然都没有向着“社会规则内化”的方向演进。
日本社会近代的“文明开化”，起初的底层逻辑也是“根据外部观感来调整自我行为”，所以“给您添麻烦了”是最常见的道歉语，这是一种耻感文化：“给人添麻烦”是可耻的，必须约束自我行为。有时这都做过头了，多年前，有日本游客去英国看球，当地媒体在报道时说，“他们离场时，看台甚至比他们来的时候还干净”。
然而，日本社会的规则同样存在“内外有别”，在国内彬彬有礼的，到了海外却可能胡作非为，因为在社会潜意识里，他们所遵守的规则只限于群体内部，到了海外就无须再遵守了。明治时期的日本还顾虑被欧美看作是“野蛮”社会而处处注意自我约束，到后来打倒“美英鬼畜”，再不在意西方怎么看待，也就无法无天了。
对中国人来说，这个问题背后的社会文化意识就更复杂深远了，但有一点或许可以肯定：那些在海外做出种种“不文明行为”的人，都是因为原有的行为制约机制不再起作用了，因为他们原本就没有养成“哪怕在没人看见的地方，都要遵守规则”的意识。
要说与“文明”的差距在哪里，恐怕就在这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