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3月，胡宗南集结2个整编军、6个整编师，合计15个旅14万人，外加马步芳、马鸿逵、邓宝山三支地方部队，共计34个师旅25万人马，进犯陕甘宁解放区。
这是实力悬殊的一场攻防战，我军当时在陕甘宁只有2万余人，敌我兵力比大概在10：1。
形势危急，中央处于风雨飘摇之际，时任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的彭德怀向中央主动请缨，“借”2万人马迎战，并再三声明：“贺龙一回来，我就还他。”
彭德怀为何如此做派？中央又是怎样决断的？
当时正值蒋介石的全面进攻战略严重受挫，转向对山东、陕北一带进行重点进攻。
我军在陕甘宁边区的部队，一部分是抗战后期从晋察冀和太行调的，另外一部分是晋绥军区调来——1纵和2纵（2纵还没就位，正在西渡）。
统率陕甘宁部队迎战胡宗南的指挥官，本该是贺龙的。陕甘宁部队隶属于陕甘宁晋绥联防军，贺龙正是联防军司令。
可是当时贺龙正在晋绥前线，不在陕北，忙着整党、整军、土改。他在1945年8月被中央安排兼任晋绥野战军司令。
在解放战争全面爆发前，毛主席在延安小礼堂进行升帐点兵：聂荣臻重返晋察冀，刘伯承、邓小平坐镇晋冀鲁豫，陈毅前往山东，101去东北等等。
见毛主席迟迟没有喊到自己的名字，徐向前有些急了，主动来到小礼堂请命：“主席，还有我呢。”
毛主席笑道：“我没有忘记，你现在身体不好，休养治病要紧，有你出山的时候。”
徐向前称自己的病不严重了，可以带兵打仗。毛主席想了想说：“好，山西、太原那一坨就给你吧。”
次日，徐向前就前往山西工作了。
而久经沙场的彭德怀，毛主席没有点到；彭德怀也没有主动找毛主席。
他们似乎早有预感，选择默默等待一个机会：陕甘宁还没安排上一个专门司职的军事主官。
胡宗南部不断向洛川、宜川集结，准备大举进攻延安时，彭德怀受命前往南线视察防务和部队。
结束视察回到延安后，彭德怀马不停蹄地赶到中央驻地的窑洞，向毛主席、周恩来和任弼时汇报情况。
兵力处于绝对劣势是众所周知的，武器装备差、枪炮少中央也知道，但从彭德怀的报告中，毛主席等人还了解到部队弹药少的情况：平均每人不到50发子弹。
这些问题不难解决，毕竟解放军还没打过什么富裕的仗，陕北缺枪炮、缺弹药，那就想办法从别的地方调过来，只是需要点时间罢了。
不过有一个问题，彭德怀说到了不得不马上解决的地步：需要一个西北战场的指挥机构，便于统一指挥陕北部队。
周恩来说这个事有点难办，自己几人刚刚就在商讨。西北战场，贺龙自然是最合适的指挥官，但他走不开，况且后续陕北的弹药、粮食、兵力补充、战略联系等等，都需要贺龙在晋绥帮忙策应。
毛主席、周总理等人早就想到了彭德怀，但考虑到种种，一时没有吭声。
最后是彭德怀，神情紧张地提出自己来指挥的建议。提建议前，彭德怀特地声明：“我提这个建议，不是闹情绪，也不是个人有野心。”
说完自己来指挥的建议，彭德怀又讲：“我只是暂时代理，等贺龙同志返回延安，仍请他来指挥。”
彭德怀为何表现得谨小慎微？
这事得从1945年2月1日，在延安举行持续5个多月的华北座谈会讲起。
彭德怀作为唯二的会议主持人，会上讨论其报告时，遭到“清算”。客观地讲，有些批评是公允正确的，有些则是过火和报复性质。
彭德怀为此做了很多次当众检讨，没完没了，恼火愤怒极了。
他可以明哲保身、装聋作哑，但当时的情况舍他其谁。他担心自己的主动请缨，又被人恶意曲解、扣大帽子，遂慎之又慎，不给授人以柄的机会。
而毛主席等人，之所以纠结是否安排彭德怀来指挥，也是担心他有情绪。毕竟强扭的瓜不甜。
毛主席听到彭德怀的临危请命，心里一颤，激动地抓起他的手：“老彭啊，你这人总是在危难时把重担往自己身上放，叫人佩服得紧哩。你这次不是闹情绪、有野心，那些都是没影的屁话。你这样是为党分忧、为我毛泽东解难啊。”
捅破这层窗户纸后，大家都长舒一口气，轻松不少。
当天，军委发布保卫延安的命令：以张宗逊的1纵、王震的2纵、新编第4旅、教导旅，组成西北野战兵团，彭德怀任兵团司令。
毛主席还把驻陕甘宁地方部队，一应划给彭德怀指挥。
彭德怀用几个人，就组建起全国解放区中最微型的野战军司令部，以应对来势汹汹的胡宗南等部。
不过两个月时间，彭德怀就给中央交出一份完美答卷：青化砭、羊马河、蟠龙镇，三战三捷。
蒋介石本欲如秋风扫落叶般横扫西北，没想到却被彭德怀2万人拖住，数十万大军难有作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