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的苦恼是：大国梦与扮演好“中国敌人”的角色如何平衡的问题。
印度独立之初，国防部向总理尼赫鲁呈递了一份陆军发展规划，尼赫鲁很生气，他说：“印度不需要国防计划，我们的政策是非暴力……警察就足以满足我们的安全需要了。”
彼时的印度，要以德服人！
彼时，甘地的非暴力运动给印度带来了独立，带来了第三世界领导者的地位，非暴力是印度最大的招牌和软实力，如果大肆发展军备，会削弱印度作为和平大国的影响力。
确实，那时的印度凭借独特的战略地位以及在第三世界国家的影响力，左右逢源，掣肘东西，周边并不存在安全威胁。唯一的大体量邻国中国，正深陷内战泥潭，况且被西方欺负了一百多年，积弱积贫。
尼赫鲁不要国防计划，并非不考虑国家安全，而是找到了大国领导人的自信，在他看来，非暴力战略的国际影响力加上娴熟的外交手段，足以让印度实现大国梦想。
如果没有1962年在领土问题上挑战中国，印度的大国之梦似乎指日可待。但历史没有如果，在那之后，印度的自信和大国梦就被绑在不断升级的战车上。
1 尼赫鲁的蓝图
1944年，狱中的尼赫鲁在书稿中写道：
“我和许多人的心中都存有一个复兴印度的愿望。印度以它现在所处的地位，是不能在世界上扮演二等角色的；要么就做一个有声有色的大国，要么就销声匿迹，中间地位不能吸引我，我也不相信中间地位是可能的。”
要么销声匿迹，要么世界大国。
未来的迷人之处，就在于一切未成定局。
说这话的人，要么是掌控了一切，要么是自以为掌控了一切，前者是自信，后者是迷之自信。
在一个以财富和权势为基础的等级制国家阶梯结构中，印度人形成了一套“婆罗门”式的世界观：印度理应处于世界等级金字塔的塔尖，在亚洲甚至世界居于中心地位。
在这种观点下，印度几百年的被殖民史，也被解释为“神的考验”、“复兴前的蛰伏”。
对印度人而言，“成为世界大国”是不容置疑的国家目标和历史使命。
尼赫鲁心中，一直存在一个“大印度联邦”的蓝图，在他看来，巴基斯坦不应该被分割，克什米尔、缅甸、尼泊尔甚至其他更多国家等都应该纳入大印度联邦。
他甚至断言，“小的民族国家注定要灭亡的，它可以作为文化上的自治区苟延残喘，但不能成为独立的政治单位。”
被殖民之前，印度从未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只是数百土邦散布的地理概念，是英国殖民者打造了现代意义上统一的印度。
独立之后，如何维系疆域的统一性成了尼赫鲁面临的重要问题。为此，尼赫鲁想到了老东家英国人的安全战略，他将整个南亚次大陆圈进自家后院，对外宣布，南亚的事是我们南亚自己人的事，别人都不要管了。
美国总统门罗说过类似的话：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欧洲人就撤了吧。
后来，美洲就成了美国人的美洲。印度人采用了同样的配方，只是多了点咖喱味。
英国人在印度的安全战略，就是控制印度本土的外围，包括伊朗、阿富汗、尼泊尔、中国西藏等，打造一个“缓冲国体系”，由此确保印度数百个土邦的战略统一性。
独立后，尼赫鲁延续并强化了这种安全战略思想，开始着手打造“喜马拉雅防御体系”，作为实现印度复兴的安全计划：
1947年，与锡金签了《维持现状协议》，接管了英国在锡金的权利；
1949年，与锡金签署《印度和锡金战争条约》，开始向锡金派出“锡金首席行政官”，实践上执行首相的职权。印度还在锡金派驻“政治专员”，直接控制锡金的国防、内政和交通等大权。同时，印度有权在锡金境内驻军；
（70年代，印度完全吞并锡金，锡金这个国家在世界版图中消失）
1949年，与不丹签署《永久和平与友好条约》，开始“指导”不丹外交事务；
1950年，与尼泊尔签订《印度尼泊尔和平友好条约》，由此一步步掌控了尼泊尔的军事与防务；
对缅甸的战略企图、对中国西藏地区的领土要求……
那时，印度基于不结盟战略思想以及发展优先的国策，国内外形势一片大好，尼赫鲁认为其娴熟的外交很好地保障了国家安全，军事力量应该居于次要地位，印度的大国梦想完全可通过“非暴力”方式实现。
所谓“非暴力”，不过是篱笆墙内恫吓下的暴力无声而已。
2 苦涩的转折：1962
1962年，中国历史上普通的一年。
这一年，中国刚从三年自然灾害中艰难走出，国家在建设中总结经验教训，慢慢恢复元气。
但边疆并不太平，苏联在西北蠢蠢欲动，印度则在西南动了手。中国只能克服困难，跟印度打了一架。
对中国而言，领土遭侵，战争属不得已而为之。在解放军的战史上，这场战争着墨不多，十月下旬开始，一个月后打完收功，一切似乎按部就班、平淡无奇。
但在喜马拉雅山的另一侧，这场战争几乎是一切的分水岭，甚至改变了印度的发展轨迹。
在此之前，尼赫鲁和他身后的国大党承载了印度人对复兴的所有希望，而尼赫鲁几年的执政也满足了印度人们关于复兴的幻想。
尼赫鲁凭借不结盟运动的影响力，似乎用非军事的方式给印度打造了一个安全周边，他曾自信地拒绝了国防计划，信心满满地表示，印度的政策正为许多国家所欣赏，并有许多亚洲国家在国际事务方面正在效仿印度。
但一切都在1962年变了，那场“耻辱的失败”使得甘地和尼赫鲁思想的权威和影响跌入谷底。
但凡失败，总有人背锅。
这次的锅，印度人民一股脑都甩给了尼赫鲁和他的理想主义，失败的责任被归咎于尼赫鲁低估了武力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
舆论谴责尼赫鲁对中国太软弱，批评他的国家安全策略过于理想化和不切实际，强调印度“必须武装起来”。
“从那时起，印度在心理上已经成了军事化的国家”。
从1962年开始，印度进入了紧急备战状态：5年内迅速组建了旨在对抗中国和巴基斯坦的11个山地师，空军由25个中队增加到了46个，军队人数从1962年的51万增加到1965年的90万，国防开支则由29亿卢比猛增至100多亿卢比。
3 “城墙外的斜坡”
关于印度安全思想，英国人寇松有这样一段话：
“印度像一座要塞，两边有辽阔的海洋作壕沟，在其他方面有大山作壕沟（指兴都库什山脉和喜马拉雅山脉这两大天然屏障）。在那些有时并非不能逾越、甚至易于突破的城墙外面，延伸着一条阔窄不等的斜坡。我们不想占领这个斜坡，然而也不能坐视它被敌人占领。让它留在我们的同盟者和朋友手中也行，但是如果我们的对手偷偷爬上斜坡，待在城墙脚下，我们就得进行干预，因为任其下去，就会越来越危险，可能有一天会威胁到我们的安全……谁要是在印度只把守城堡，而不往远处看，那他就是一个目光短浅的指挥官。”
这是印度“缓冲国体系”战略思想最好的表述，看守好城墙外面的斜坡，印度这座堡垒才会真的安全。
1962年之后，印度倾力经营着“城墙外面的斜坡”，不那么理性地扩张着军事力量。
事实上，二战之后，印度并不存在那种危害国家和领土安全的天然敌人，无论是与巴基斯坦的克什米尔还是与中国在西藏的领土争端，都不是无法摆脱的结构性矛盾。
与巴基斯坦在克什米尔的争端，印度占有战略主动，如果印度愿意，克什米尔就会保持相对平静。中国更是在1962之后频频向印度传达和平善意，中印边境的每次事端，往往都是印度方面的越界行为。
但印度不管这些，它总觉得不够安全，1962年的伤害太深，印度甚至有点被迫害妄想倾向，从非暴力的一端撤退后，它就头也不回地走上了军事膨胀的另一个极端。
感觉印度所有的军事扩张，都是在证明，1962只是个意外，印度仍然是个有控制力的大国。
近几十年，印度的安全斜坡从陆地延伸至海洋，战略重心不断南下。印度海军跨越马六甲海峡，触手伸入南中国海海域，并与新加坡、越南、日本等国海军建立联系，成为美国遏制中国印太战略的重要力量。
对印度而言，军事力量的南下和东进，都是在“城墙外的斜坡”更加安全。
更大的安全感，来自更强大的武器，印度人清楚，核武器才是世界大国的标配。
1974年5月中旬的某一天，印度首位女总理英迪拉·甘地办公桌上的红色电话响了，她拿起听筒放到耳旁，打电话的人只说了一句：佛陀笑了。女总理没有说话，放下电话的同时，她笑了，印度的秘密核试验成功了。
这次核试验，导致世界许多国家对印度实施技术制裁，但印度不会止步。
24年后1998年，又是5月的“佛陀满月节”，印度总理瓦杰帕伊同样接到一个电话：佛陀又笑了。
印度当局把试验的日期订在5月份，并寄希望于佛陀的保佑，而是这段时间的浓雾将使卫星拍不到清晰的照片，而沙漠中的高温又给红外线侦察造成巨大的障碍。
依靠瞒天过海，印度成功跻身世界核大国行列。
4 未来，何时会来？
冷战结束后，世界格局出现了短暂的混乱，西方在失去苏联这个对手后，崛起的中国成了他们新目标，中国的外部环境突然变得困难起来，而这倒成了印度外交的春风。
印度迅速与相互冷淡三十多年的美国和好，1999年7月，美国副国务卿塔尔博特在新德里表示，美国的战略目标是乐见一个安全的印度，一个经济更活力的印度。
2005年，美国在印度拒签《核不扩散条约》的情况下，宣布印度是“一个拥有先进核技术的负责任的国家”，2006年，双方签署《美印民用核合作协议》，美国向印度输出核技术及核燃料，并积极推动和鼓励印度成为世界强国。
2005年末，印度总理辛格访问俄罗斯，俄罗斯决定帮助印度发展核能项目，为印度建立核反应堆，推动两国走向“持久的战略伙伴关系”。
幸运之果再次落到印度的头上，连接东西、左右逢源，近十多年，印度经济保持了较高的增长速度，在不考虑数据修正和增长质量的前提下，这是很难得的。
另外，印非峰会、香料之路、季风计划，印度洋变成了“印度的洋”，一切的一切，像极了50年代的尼赫鲁时期，印度找回了熟悉的大国感觉。
但是，印度发展的病灶并没有因为表现的光鲜而消失，地方土邦的貌合神离、种姓制度导致的社会分裂，都严重制约着印度复兴。
印度的大国之梦，不在于对抗中国，而在于需要一次深刻的社会改革。
客观而言，基于国际竞争需要，适当对中国报以敌意，甚至边境有点纠纷对印度是有好处的，但如果念念不忘1962、将“中国敌人”的角色演绎得太认真，说不好会搬起石头砸了脚。
